读者来信(28)

（文 / 张永成 陈富生 胡欣 盛行 袁昱明 陈雯 迈平）

毒品是罪恶之花，人类自己为自己创造的黑色诱惑。是不是人类在具备了一切创造力之后，才更需要美丽而又黑色的罂粟的刺激？

北京 张永成

炒教练是中国足坛的传说？

编辑同志：

当＇96中国职业化足球联赛在有人欢乐有人愁的情况下告终的时候，当岁末临近，赛场上山呼海啸般的声浪逐渐平息的时候，人们真正关心的是：中国最高级别的足球联赛水平究竟怎样？

我认为，本次甲A联赛，大连万达不败，对狂热的足球城来说虽是喜讯，但对起步中的中国足球来说，却未必是个好消息。因为任何一位关心中国足球的人都清楚，中国足坛没有也不可能出现“梦之队”。论进球总数，大连队仅比上海多4个；论失球数，大连与上海持平(均为18个)，射手榜上名列第一的是山东宿茂臻。由此可见，大连队并非有多么超强的实力，其“豪华”阵容亦并非坚不可摧。连军不败，当然是其努力之结果，但也不排除幸运之神的光顾。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大连不败，实际是中国足球的一种悲哀。

中国足球水平之所以迟迟上不去，我想还是与我们的体制有关。我们现在虽然推行了体育商业化，但被钱捧起来的球队、球员，现在已经或正在为钱所害。我们有了钱的意识，却缺乏职业意识。职业化使我们重新认识了足球，但职业体制与职业意识却都没有到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主教练在球队中的位置不能得到确定。对于一支职业球队来说，没有比主教练更重要的了，而中国足坛，也没有什么比炒掉一位主教练更容易的了。今年甲A联赛，广东4支甲A球队3名主教练被炒；甲B德高望重的“4大名旦”苏永舜、李应发、王后军、胡之刚则被“一锅端”。辛辛苦苦的主教练们犯了什么大错，竟一再被炒？成绩欠佳是原因之一，与俱乐部老板关系紧张是“主要矛盾”。最典型的要属深圳队周穗安和沈阳队李应发。赛前春风得意，赛后突然失掉饭碗。广州队和沈阳队今年3换主教练，松日队和火车头换掉的主教练也不止一位。回首＇96中国24支甲级队，不容否认的一个事实是，被炒掉主教练的球队，实际没有一支取得好成绩。炒教练，在中国足坛，是一个传统。球队输了，只有炒教练，但炒了那么多任教练，也没见中国足球腾飞。原因在哪里，值得问一个为什么。

石家庄 陈富生  

关于“莱博瑞”和“曼妥思”

编辑先生：

现在经常在街头能看到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广告。最突出者如堂堂北京图书馆(新馆)门口，南北两头都竖有醒目的大广告牌“莱博瑞文化办公用品公司”。见到这个牌子，我等都感到好笑，又笑不出来。我不明白，像北京图书馆这样的单位，为什么也要按英文读音把“图书馆”包装成“莱博瑞”？如此，北京图书馆干脆叫“纳雄耐尔莱博瑞”算了。

再比如偶尔见北京无轨电车上带着广告，上书“曼妥思”3个大字，一时不知何意，后来才知道“曼妥思”是薄荷的英文读音，是口香糖之一种。

关于标牌名称，《光明日报》上有过讨论，我不明白，洋名中译是促销之需要还是因为这读音本身具独特美感。渐渐地，品牌用洋名，中国人起名也渐渐用洋名，这样，中国倒是融入西方了，问题是西方会认可这样的中国吗？一个没有自信心的民族，又怎样以它自身的形象、魅力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呢？

中国科学院 胡欣  

上门服务，你别太热情！

编辑先生：

近日，传达室同志交给我一封信，内装一张龙卡——转帐消费卡，接到后，非常纳闷。因为我并没有向该行申请，也与建行素无亲朋挚友，怎会“忽有一张龙卡来”呢？经打听，原来建行为全市有线电视收费，给院内所有人都转送一张龙卡。上门服务拉存款、争客户，为顾客提供各种力所能及的服务，这固然是好事，由客户要办卡到主动为客户办卡，的确也反映出服务态度、服务观念的转变。但没有经过当事人的申请，擅自作主，没有经过一定程序为顾客办卡的服务做法，使人难以恭维。

随着商业银行经营的不断发展，银行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各种便民、利民、为民服务措施应运而生。这些服务举措着实转变了广大顾客对银行过去的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的官商作风的看法。然而，任何事物超过一定度之后，都会过犹不及，服务也是如此。这种服务，且不说它没有一定手续，更不要说它有没有合法性，单说其由自愿变成强制的弊端就有多种：一是没有经当事人的主动申请，你为之办理的卡要花费一定的费用，客户用不用此卡还是未知数。二是卡上要求，使用本卡“必须遵守我行所有章程和规定”，试问没有向你申请，没有见过你的章程、规定怎么去遵守。三是“此卡不得转让他人使用，否则后果自负”，卡是通过邮寄或他人转递的，能否收到尚不可知，倘若传递到他人手里，仅凭卡上的姓名，能保不错付吗？后果怎么让卡上姓名人自负？四是在办理之前要对办卡人的工作单位、收入、家庭状况、负担情况等一系列情况进行调查，难免要打听到办卡人的一些不愿让人知道的隐私，有不道德之嫌。五是与储蓄原则相悖，“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存款有息、为储户保密”是国家赋予广大储户的权利。六是你强制办卡，卡上无款，收款部门强制扣款就变成了贷款，增加了用户的负担，也导致了两者的矛盾，况且用户也可能是现金交款的积极户。从上述六点看，这样的热情是不是可以说是不成功的服务？

江苏新沂市 盛行  

女为女容

编辑先生：

当历史把“女为悦己者容”演绎为社会美程式时，容饰的看客已从情人扩大为街上行人、单位同事；但骨子里，女人妆扮的中心看客是女人。而且，这些女同事、女朋友、女同学、女街坊邻居们不仅是脂粉群里的看客，也是裙钗队里的劲敌。

虽说评价女人男人最有权威，但妆饰好在哪里男人其实没个说法，只会打“印象分”，整个儿一个糊涂爷们的“模糊美学”。也有人说：“糊涂学”最准确，但女人的美学是精确的科学，这种感觉的精确仿佛是从女人理性思维比较模糊那里找足的补头；女人把她们的七窍玲珑心全“招呼”到一针一线、一枝一节上。女人会注意到你的袖子是否窄到恰如其分、裙子的长短是否趋时而又不过于前卫、色调组配是否大气等等细节；这是一种审美的偏执、感性的顶真、艺术的吹毛求疵。来自女人的批评入骨三分，但要的就是这种杀痛杀痒的评价。相比之下，男人的评价最多是擂台之侧外行看热闹。但女人说的长长短短属于内行看门道，来自评判席——不，简直来自对手。对于一个竞争者来说，真正的知己者不是朋友，最高的荣誉来自“敌营”的折服。

其实只有女人穿衣也为女人看，女人才不再依赖丈夫和男人，女性美才不再成为性的附庸。女人总是首先成为服饰的奴隶，然后才脱颖为美的驾驭者；服饰只有首先成为女人的遗憾，才能铺垫出下一轮流行的杰作。

杭州 陆海云 袁昱明  

大童装：大空档

编辑同志：

日前，我的一个朋友带着15岁的儿子找遍本市大小商场的童装部，想买件得体的大童装给儿子，最终还是失望而归。坐下闲扯起来，有此遭遇者为数甚多。大童装、大空档，这一状况由来已久，可以说是“老大难”了。

据业内人士分析，少年装断档难买，原因是多方面的。8-12岁的孩子正处于身体发育阶段，无论是身材或心理都处在变化之中，其发育之快，可以说是一年一个样。许多家长说，孩子长大了，有了自己的审美观，但到底穿什么好，连孩子们自己也说不清楚。设计工作者说，由于大孩子审美观不成熟，要掌握他们的心态设计出使他们满意的款式非常难，甚至比设计女时装还难。生产者说，五六十年代初少年儿童一般身高1.55米左右，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个头普遍长高，十四五岁的孩子能长到1.6米以上，有的甚至超过1.7米。做他们衣服，耗料与成人差不多少，有些可能还要多，但价格却卖不上去，一套成人装能卖二三百元，同样价格的少年装就不好卖。厂家反映，生产少年装几乎无利可图，童装厂基本不生产，即使捎带生产一些，款式也十分单调。商业单位看中的进不到货，看不中的又不愿进，生怕砸在自己手上。而消费者讲究既漂亮又实惠，很多人认为花几百元给孩子买套衣服，只一年半载就不能穿了，又无人接替，不值。

目前，各地市场上高、中、低档男女少年装都缺，因此出现这样的现象：1.3米以下的小个子儿童仍买小童装穿；长得高大些的少年就买小号成人衣凑合；甚至女孩子穿妈妈的，男孩子穿爸爸的这类不伦不类的现象随处可见。近几年时兴校服，春秋季少年们的学校装与生活装几乎全部由校服所代替。中国少年穿衣已凑合了一代又一代，这个空档谁来填补？

江苏盐城 陈雯  

应该关注保险制度

《生活周刊》编辑部：

读到关于武汉一救火英雄无钱医治的报导，觉得此文涉及了中国社会的一个很大问题，而你们的作者却没有注意。这就是保险制度的问题。如果在瑞典，因为有强制保险，比如开汽车的人就必须保险，那些可能出现火灾或伤亡事故的公司更不能不买保险；武汉这位救火英雄的医治就不是某公司负担的问题，而是该公司必须购买保险的保险公司的问题。我有一位朋友在美国出车祸，结果得到保险公司上百万美元的赔偿。你们的文章说法院判该公司赔偿，而该公司又没钱付，完全没提到那家公司有没有买保险，这就说明中国保险制度有漏洞。我建议《生活》就此借题发挥，就保险制度问题搞一个专辑，这对中国人民的生活真是大事。我在此顺便说件小事，说明保险制度的重要。3年前我住的楼房的地下室起火，有些烟灰飘到我们在那里的储藏室，落在一些杂物上，有些布椅布沙发上面有了较重的烟味。我妻子就给我家的保险公司打电话报损，保险公司派人来看了看，结果赔偿我们4千克朗。如果在中国，我想也就自己打扫一下就完了，根本不会想到要赔偿。后来，这些布椅布沙发其实我也没扔掉，送给一个新来的中国留学生了，现在依然在使用，也早已没什么烟味。

瑞典 迈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