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敢生病

（文 / 王锋 姚芃）

谁来给药价开处方——高烧不退的药品价格

记者 王锋

西药价格每年平均涨幅25%，中药价格每年平均涨幅35%。“有钱看病，没钱吃药”已给许多患者病上加霜

“要想富，开药铺”

药品价格昂贵已是老百姓常常感叹的话题。上医院看个一般的病动辄上百元，一个处方药费五六百元也不少见；若要动手术住院，少则一二千，多就没顶了。过去感冒吃1.5分钱一片的“阿斯匹林”，4分钱一片的“土霉素”，一元多也就足够；现在吃“先锋6号”，每片2.7元，感冒冲剂每盒9元，一次感冒花费70多元，是过去的50多倍。“有钱看病，没钱吃药”已给许多饱受疾病之苦的患者病上又加霜。

药品是一种治病救人的特殊商品，正因为如此，人们对它的价格涨幅尤为敏感。“过去有的药费多年不变。现在一个月就涨几十种，根本记不住。”北京朝阳医院药房主任屈桂秋拿出一大摞市医药公司发下的药品调价表，每月一张，近800种西药，涨幅由几毛到几百元不等，其中合资药、进口药占了相当比重。屈主任解释：“进口药、合资药有的疗效确比国产药好，但费用也比国产药高许多。特别进口药，国家都是花外汇买来的，国际市场美元汇率一变，进口药价也得跟着变。至于合资药价，根据国家优惠政策，其价位由企业自己掌握。这样，合资药品则可以大打广告仗，辅之以促销费、回扣费，而这些费用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最终是要由消费者掏腰包的。”

说到国产药，同仁医院提供了一张盖有物价审核章的哈尔滨卫健药业公司“生日灵”粉针价目表。全表16项：原料费、燃料费、车间经费、销费费、利润、税金、出厂价等。原料费只有28.28元，可前14项一加，出厂价变成了150元，零售价210元。这16项哪一项价格上调，药费都会随之上涨。北京市卫生局对200种西药和200种中药统计，西药价格每年以25%的速度上涨，中药平均涨幅35%。丰厚的经营利润，令商家趋之若鹜，一些与医药毫不相干的部门，在国家规定的药品经营许可证都不具备的情况下，纷纷挂牌。商场、宾馆、基层供销社甚至一些小卖部，都增设了药品和保健品专柜。难怪有人感叹，“要想富，开药铺”。

对“什么”下药？

医生从来都应该“对症下药”。然而你现在去看病，如果医生随意问一句：“公费还是自费”时，你也不要奇怪。如果你是一位需要消炎的病人，又幸运地享用公费医疗，医生就可能给你开进口新药“新菌灵”，10片药价87.40元；如果你是自费，则可能只能用国产的“复方新诺明”，12片才1.60元。“公”“自”之差，65倍矣。

记者一位朋友患感冒，从医院捧回4盒药，共计150元。另一位女患者的处方更是让人看不懂：既有主治月经不调的“乌鸡白凤丸”，又有主治更年期综合症的“坤宝丸”，还有3盒用于男性壮阳的“虎威丹”。看来“公费还是自费”绝不是漫不经心的一问。

“公费医疗”的受惠者，与其说是病人，还不如说是疯涌而至的“洋药”。有关专家认为，按我国目前的消费水平，进口药的价格是普通消费者消受不起的。然而事实却出人意料。我国进口药品金额从70年代的2000万元，猛增到现在的近8亿美元，其势头令人惊叹。专家继续分析，中国人之所以对洋药有如此好的胃口，是因为我们有公费医疗。全国公费医疗事务中心刘秀峰副主任透露，目前我国公费医疗人数3000万，国家每年要为此负担70亿。记者在北京市儿童医院药房的一张账单上看到，同是补钙药品，国产“多种钙片”每瓶仅2.50元，而疗效相近的进口药“天然钙”则68元。“天然钙”的处方是“多种钙片”的8倍——公费医疗就是这样养肥了“洋药”。

另外，现在患者多缺乏医药知识，在用药观念上存在一些误区。在他们心目中，越是贵药越好，越是洋药越好，越是广告多的药越好。北京朝阳医院一位大夫说：一次，我给一个感冒的孩子开了十几元的中药，父亲见了直嚷嚷：“我们‘打的’来还花了几十块钱，您就开这点药，另糊弄我们呵。”大夫只好按要求开了一堆“泰诺”、“罗力得”等洋药，孩子父亲才罢休。

对于医院来说，国产中西药价多由国家控制，赚头不大；而“洋药”可自行定价。随着外贸经营权逐步下放，外商可以直接找到医院，以提供“大回扣”、“出国观光”等，洋药由此长驱直入，至使许多医院将国产药拒之门外，而进口药则以每年30%的速度急增。

“再好的医生也没有采购神气”

为什么不少医生喜欢开大处方，让病人多花钱呢？从医药管理部门到医院都不回避这个答案：回扣！

按国家规定，药品从出厂价到批发价有16%的价差，而现在，不少医院的药品进销差价达30%。回扣率也由80年代的5%上升到15%-20%。而且，进的药越贵，回扣就越高。财政部去年一份报告表明，全国8万家医疗单位收受回扣额达46亿元。

国家医药管理局石副局长用事例说明回扣问题：“‘三氮唑核苷’针剂，每盒实际供应价只8元，批发则为16元；‘肌苷片’实价7元，批发价高达15元。而这些药由药房到患者还要加价。”由于现在药品是买方市场，许多厂家为推出药品，在15%的差额上再打九折，医院才肯接受。有的医院还规定毛利率不到28%的药不进。有的医院甚至召开买药“招标”会，把各厂家招来，谁让利多、回扣高，谁就中选。更有甚者，有些合资厂还把药品推销工作直接做到医生诊桌前。有的叫“促销药”，有的叫“试用药”，背后的驱动力都是“回扣”。例如北京一家医院，医生每开一盒“金牡蛎”，厂家给4元回扣，一天下来，医生收入颇丰。许多进口药，合资药，就是在这种“洋枪大炮”的武装下进入医院的。

为医院进药，许多厂家各出奇招儿。先是用高档日用品作药品包装，以吸引药房进药；后来推销手段不断升级，从现金实物到高档招待，从安装电话到装修居室，从出国旅游到搭送轿车，无奇不有。然而“羊毛出在羊身上”，所有这些费用，最后厂家都通过医院从患者身上赚了回来。

药品回扣之风蔓延，受害者首当其冲是患者。患者去医院几乎没有自主选择的可能性。用什么药只能听命于医生的处方。以回扣为出发点的处方不仅加大了患者的负担，也把一些国产药排挤出流通领域。据统计，全国每年因让利、回扣者增加患者药费支出和减少国库收入两项竟高达56亿，大大超过了全国医药行业的年49亿利税。可见回扣肥了个人和药品经销者，却大大坑了国家和患者。

我们能用得上自己的新药吗？——告别“仿制”后的中国制药工业

记者 王锋

到2000年，中国人“小康生活”的一个重要指标，是“人人享用初级卫生保健”。而我们的医药业，能在数量和质量上，给予最基本的保证吗？

68岁的化学工业总公司高级工程师藩倏云被冠心病折磨多年，退休后更是日甚一日。使用多年的国产心血管病良药“开播通”对这位老人的病已没有多少疗效。潘先生唯一的希望是国内正在研制的一种新药，这种药仿制美国辉瑞公司著名的心血管病克星“络活喜片剂”，它在扩充血管、降血压等方面疗效显著。饱受疾病折磨的老人唯一的生活内容，就是等待这颗救星降临。

十分不幸，去年底，美国辉瑞公司就“络活喜片剂”向中国国家医药总局提出行政保护申请案，根据审议结果，我国在7年半以内，将不得研制甚至上市所有仿制“络活喜片剂”的新药。我国已进入临床实验阶段的仿络活喜剂新药也由此下马。

比利时人保罗·杨森(中)来到西安杨森公司

我们还能用得到国际上20年内发明的新药吗？

1992年1月，中美签订知识产权协议。协议之一，是中国应该在1993年1月起实行修改后的专利法。根据新的专利法，中国将对以化学方法得到的物质，包括药品以及食品、饮料给予专利保护。

1993年1月1日起，我国对药品实行20年专利保护；并承诺，对1986年1月到1993年1月之间，在美国、欧共体等40多个国家取得专利的药品有条件地实施为期7年半的行政保护。这意味着，今后再仿制国外一个专利新药，外方就要索取4—10亿美元的赔款。

药品专利和行政保护的实施，给我国医药行业带来前所未有的震憾。

新药开发方面，我国长期走“仿制”之路。从50年代到90年代初，我国迫于财力匮乏、人口众多，从防治疾病的急需出发，选取以仿制为主、跟踪世界新药研究开发的捷径，形成了强大的仿制能力。国家医药管理局专家透露，我们每年能仿制30—40种国际上上市的新药，每种药的花费只相当于国外研制一个新药总投入的千分之一。凡国外研制成功的新药注册上市后，我们能在2—4年内仿制成功。1990年我国生产的1783个药品中，97.4%是仿制的。很多年来，面对国外一些药理作用新颖明确、疗效高、耐受强、市场前景看好的新药，我们总以较少的投入、较快的速度，毫无风险地大批引进。这种遵循某种国际制药业贯例的仿制，对我国制药业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然而，近几年随着知识产权的提出，世界医药产业正逐步形成区域化、集团化，贸易保护现象日趋严重。国外一些大的医药公司，一旦完成了发明便立即申请专利保护，以占领技术市场，谋求市场和技术的垄断。尤其在我国，药品的专利和行政保护实施以后，无偿地仿制不再可能。一些世界有名的医药公司纷纷来华申请保护。据国家医药管理局药品行政保护办公室主任胡圣揄介绍，近3年，我国共受理了来自十几个国家几十家公司的75件申请案。这些授予行政保护的药品中，有不少为我国仿制，有的已进入临床试验，有的等待批准生产，如今只得被迫下马。其中如美国默克公司治疗前列腺增生的“非那留胺”，葛兰素公司治疗偏头疼的“舒马坦”，日本武田公司治疗胃溃疡的“兰索拉唑”，及我们上面提及辉瑞公司的“络活喜片剂”等。

以前，我们仿制一种新药只需50—100万人民币，而现在若想买一个专利新药生产许可证，需要500—1000万美元。若以每年二三十个品种计，要得到生产许可，我们要花费2亿多美元，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若要继续仿制，只能是国外已过20年专利保护期的药品。专家预测，我国要基本形成自己独立的新药开发能力，至少需要15—20年。

这是否意味着，中国人已很难用得上国际上发明20年以内的新药了？

西安杨森的药和药价都不错

专家们说，十几亿人过多依靠进口药非常危险

药业是一个更新发展很快的产业，20年用不上国际新药，对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国民生活质量是一个沉重打击。基于此，两三年前，我国医药行业实行由仿制到创新的战略转移。

“新药研究基金”是我国目前唯一评审与资助新药项目的基金。新药研究管理中心办公室主任王淑仙研究员坦言：目前还没有制药企业申报创新药项目。王淑仙称，这反映了一个严峻的现实：我们至今还没有一个大型企业集团能像国外制药公司那样单独组织创新药的研制和开发，新药研究力量多独立于企业之外。根据一般规律，创制新药的驱动力是市场，药业发达的国家最强的新药开发力量就在企业。我们研究开发与生产经营长期脱节，而我们的企业先天就缺少刺激新药开发的机制。

一次会议上，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所一位专家向在座的制药企业老总发问：“你们养得活我们吗？”这问话颇有代表性。这家研究所虽属“国家队”，但也缺乏在技术探索和市场开拓方面高额的资金投入，平日“养兵”费就在千万元上下。而对企业而言，近几年刚刚开始向市场转变，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加上多年来税负过重，应付本企业“短平快”科研都勉强，哪有余力接纳不自负盈亏的研究机构？

制药业是一个高投入、高效益、高风险的产业。过去50多年间国际上创制的新药不到1000种，每种新药花费平均2—2.5亿美元。这种投入对羽翼未丰的中国制药业实在不堪重负。一向重视新药开发的上海三维制药公司，1994和1995年的科研经费分别为900万、1300万人民币，我国制药业排头兵华北制药厂这两年提取的科研经费也只有1500万。这样的实力，何以吸纳整个独立的研究机构？

去年夏季，国家新药研究与开发管理办公室考查调研了全国50多个研究院、所和制药企业，发现科研经费不足是个普遍问题，许多重要的基础研究难以启动，或做做停停，进展缓慢。有些单位甚至“卖青苗”，卖资源，以维持生计。

“卖青苗”就是我国一些研究机构将新药研究发现有苗头的菌株，以每株几万美元低价出售，由国外大医药公司收买，再发展成新药。如四川抗菌素研究所先后向日本一家制药公司提供菌株化合物，有的最后做成新药并申请了发明专利。这样，该所很可能因为几万美元就失去了极有前景的国际市场。前几年，日本一家公司根据我国“六神丸”处方开发的“救心丹”，年销售额上亿美元，仅这一品种的出口就相当于我国全部中成药的出口额。而对许多研究所而言，这种杀鸡取卵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整体上看，我国制药业在失去仿制国外新药的可能之后，还没有及时建立抵御进口药品的产品和技术结构，难以在疗效和成本这两个决定性因素上与进口药抗衡。在这种情况下，近几年，国外一些跨国制药公司乘虚而入，在我国药品市场中抢占市场份额。来自国家医药局的统计表明，70年代中后期，我国进口药品维持在2000到3000万美元之间，而近三年进口药品已飚升至近8亿美元。

3年前出任国家新药研究与开发小组组长的国家科委副主任惠永在谈及我国新药研制严峻形势时告诫：10多亿人过多依赖进口药是非常危险的。

我们还有多少新药发展空间？

医药是按国际标准划分的15类国际化产业之一，是世界贸易增长最快的5类产品之一。因此，近几年来，医药产业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竞争的焦点。

由此一来，新药的研制与开发，不仅关系到国计民生，也成为医药行业能否成为贸易支柱行业的重要一环。

药物专利和行政保护尽管暴露出我国医药业诸多问题，也杜绝了我们对外药的长期依赖，刺激我们起而自救。几年来，我国一些医药研究机构和企业也重新寻找到一些新药研究开发的途径和方法：

A：模仿性创制。这也是当今世界各国制药公司广泛采用的战略，实力很强的公司也不例外。所谓模仿(me too)，就是在人家专利的基础上，对化学结构加以改造，创造出自己的专利化合物。虽说这比起创新药物的市场可能要受很大限制，但投资少、周期短、风险低、成功率高。1976年，抗溃疡新药“西咪替丁”首次投放市场。葛兰素公司受到启发，1981年推出化学结构稍加改进的“雷尼替丁”，很快就超过“西咪替丁”成为世界畅销药品。继后，默克公司又推出稍加改进、疗效更高的“法莫替丁”，年销售额一下突破6亿。国家医药信息中心研究员王普善等多位专家都认为，在新药研究开发起步阶段，选择模仿性创制不失为“取巧”之道。这里的关键，是找到比其母体药物疗效更高、耐受性更好的化合物。

B：仿制通用名药。不能对国外的专利商品自由仿制，可以有选择地仿制国外专利过期或即将过期的产品。通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公司的商标名药今天到期，另一公司的通用名药明天就投放市场；一个优秀药物专利期满，紧跟而来的便是通用名药大战。据资料介绍，1993年世界销售额领先的100种商标药里，到2000年，将有364亿美元销售额的商标药失去保护；到2008年，这个额度达544亿。就是说，这100种重要商标药10—15年内将陆续失去专利保护，对于新药研制起步阶段的中国制药业，这是不可忽视的巨大机会。

C：从天然产物发现新药。据统计，现在临床用药大约一半来自天然产物，回归自然是发现新药的战略趋向。大自然种类繁多的植物、动物和微生物，为人们合成了各式各样的化合物。我国仅中药材就有1.1万种，还有大量民间药方等。近20年，国际上银杏叶提取制剂对心脑血管疾病有显著疗效，已有多种药品问世。而银杏叶的资源70%产于中国，国外药品原料90%购自中国，国内许多单位加工成粗提物出口到国外，使国外制药商从中赚取了高额利润。这种得不偿失的做法理应改变。

D：研究开发生物技术产品。生物技术直接关系到人类的生存生活质量，已经成为新药主要来源之一。所谓生物技术，主要包括基因工程、细胞融合、酶工程等。经过多年研究开发，生物技术药品现已大量上市，仅美国就创制生物技术药品16种，年销售额几十亿美元。

创制新药，是一项周期长、耗资大，技术要求高又效益显著的系统工程。在我国，由仿制局创制的转轨还处于起跑阶段。世界制药工业发展史表明，长期称雄国际市场的跨国公司都是以研究为基础的制药公司。这些公司依靠巨额投入及优秀的科学人才，开发一代又一代专利产品。公司巨大的销售额和高额利润，主要来源于这些受到专利保护的商标名药。国家新药研究与开发小组秘书长甘师俊表示，我国到2000年要组建若干个以科技为先导、由重点研究院与骨干企业相结合的医药企业集团，并争取研制成功10个一类新药。若能实现这一目标，未来10年、15年，中国人就能用上自己的新药了。

世界新药研究开发走势

玉草

随着世界医药贸易的迅猛增长、医药产业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竞争的新热点。而新药无疑是医药产业的核心，世界各医药强国纷纷集中科研力量，加大资金投入，以期研制出带来巨额利润的新药。

尽管近年来新药研制成本翻番，而且只有30%的新药所产生的利润可以补偿研究开发的费用。但国际大制药公司都不惜老本，追逐“巨型炸弹”产品，抢占国际市场，所谓“巨型炸弹”(blockbusters)产品，就是年销售额超过5亿美元的产品。一个药品如此畅销，一是必须具备突出的优点；二是适应症为多发病、常见病；三是专利期未满，独家经营。各公司一旦研制开发出优秀新产品，将借助专利手段和行政保护，保证经营的独占权，迅速扩大生产和销售，占领国际市场，使销售额迅速增长。这样的“炸弹型产品”1987年只有10种，1990年发展到24种，1995年达40种，预计2000年可达到51种。

新药的开发投入巨大。1990年专项投资超过6亿美元的有3家，到1995年，有5家公司专项投资超过10亿美元。巨额的投资带来可观的利润，利润率在25%以上的，1990年有11家，1995年增加到16家，其中，美国默克公司近年以平均35%的利润率连续高居榜首。

新药研究开发的复杂、竞争和高投资，使它具有极大风险。英国药物中心对50家世界领先的药物公司进行调查后发现：日本公司平均每合成筛选2271个化合物才有1个新药上市，欧洲公司高达4317∶1，美国则最高，达6155∶1，损耗相当可观。

由于一种新药研究所开发费用达上亿美元，所以只靠在原开发国家销售回收投资十分困难，因此新药必须向海外扩展。事实证明，最优秀的产品可以迅速打入国际市场，而模仿性产品通常陷入原开发国。如果一个产品在美国、日本和欧洲5个制药国家中的4个国家上市。这个产品就被认为是“国际化”了。

中国药品名牌该不该保？

姚芃

药品的专利和行政保护，使中国新药研制步入一个相对低谷，“洋药”在这样的背景下大举入侵中国市场，进口额节节攀升。与此同时而来的，还有另一场危机——

在步履艰难的国内药业领域，“三九胃泰”，“前列康”等是为数不多的出墙红杏，近些年它们以骄人的业绩为维护民族药业形象、争取国产药市场份额作出了不容忽略的贡献。然而，前不久，有关部门将“三九胃泰”、“前列康”等一批国产名牌列为“通用名称”，要求企业撤销商标，剥夺其药名专用权。一家企业经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痛心疾首：“这不仅是名牌药品生产企业的不幸，也是民族药业的不幸。”

对药品生产的保护，主要有专利权的保护和商标专用权的保护。特别是对名牌的保护已成为极普通的常识，哪个国家不把名牌当国宝？但我国药品名牌境遇如何呢？

“三九胃素”商标，1989年被核准注册为南方制药厂所有。它的开发历时15年，耗资数百万元，广告费耗资1.8亿多元。“三九胃泰”不仅畅销国内市场，还在50多个国家取得商标专用权，获准在美国、俄罗斯等17个国家直接销售和生产。商标评估值2.1亿元。

“百年乐”商标，1988年获准注册，为广西中医院制药厂所有。该品牌上交税利累计4500多万元，利润占该厂利润总额90%以上，年创汇20多万美元，已成为知名度很高的商标。

“前列康”商标于1988年获准注册，为浙江康恩贝公司所有。该药品占全国同类药品市场的75%，深受国内外患者信赖，商标评估值1060万元。

规格空前的药品博览会，可惜真正属于我们自己发明的药不多

“片仔黄”商标，1989年获准注册，为漳州片仔黄集团公司所有。该药品畅销国内外，每年创汇1000多万美元，去年实现利润1.3亿元，占全市国有企业利润总额的78%，占全省行业利润总额的63%，商标评估值4.8亿元。

……

多年来，这些名牌药品没能跳出“谁出了名谁绝逃不出被侵权”的怪圈。于是，名牌药品生产企业几乎还来不及品尝成功的喜悦，就被仿造、假冒的祸水灌得喘不过气来。

仿造与假冒主要来自民间“商标专用权”意识的淡漠。而最近有关部门作出的上述商标将被通用的决定，则意味着企业的商标专用权被无偿剥夺。无疑，这种来自行政部门的淡漠，更具悲剧性。

在国际上，制药业是取得商标最多的行业之一。本来我国在商标保护现状上与国外相比，就有着很大差距。就在我们争论何为“药品名称”、何为“药品商标”时，我们的“六神丸”、“牛黄清心丸”等已被境外企业在境外注册了。直至目前，我国对何为“药品通用名称”仍无法律的规范性解释。

在外来药品咄咄逼人、民族企业竞争不利的情况下，是支持民族制药企业以商标为武器去竞争，从而增强实力打出国门，还是把本来已是药品名牌的国产商标淡化为通用名称去消极“抵抗”？国产药品名牌商标该不该保护？应如何保护？已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以“三九胃泰”、“百年乐”、“前列康”、“片仔黄”等商标为例，有关部门认为它们是药品通用名称，不能作药品商标，并发出通知，要求企业办理商标撤销手续。

相反意见认为，这些商标是其所属企业独创的，这些企业不仅为名牌的开发和创立呕心沥血，投入巨额费用，更为重要的是，根据《商标法》及其《实施细则》，不能判定为通用名称。为此，国家商标评审委员会曾分别作出维护这些商标专用权的终局裁决。

显然，国家商标评审委员会作为商标主管机关的终局裁决权是法律赋予的，它的裁决具有法律效力。但企业拿到这样的裁决书还是高兴不起来：因为有关部门的通知也不是一纸空文，岂敢小视？所以，企业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中华商标协会最近邀请立法、执法、管理、知识产权界、企业代表等各方人士，在京召开研讨会，以期促进问题的解决。

针对药品名牌的艰难处境，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春田向与会者提出3个问题：这些商标是否侵犯其他商标的在先权？是否违背什么法律？是否危害社会公众利益？结论是：没有。既然如此，为何不予保护呢？刘教授进而提出，现在有两种人，一种是靠诚实劳动，开发创造，开发市场，取得利益；一种是仰仗行政的盾牌，吃大锅饭，吃现成饭。市场经济是诚实经济，维护公平、正义、诚实、信用是政府部门的天职，我们的司法和行政部门应扪心自问为社会进步，为经济发展应做些什么？

中华商标协会副秘书长杨叶璇认为，现在内外资企业待遇不一致，对内太严。这样势必使我们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比如中成药的命名要求过于苛刻，忽略了中成药与西药的区别；商标的功能在于区别商品来源，保护商标，并不是要垄断商品生产技术；保护商标专用权，只会有利于竞争，有利于优胜劣汰。因此，对药品商标尤其是名牌必须保护。中国社科院知识产权中心副主任李顺德指出，已取得很高知名度的商标，是我国的一笔财富。如将其淡化为通用名称，此类做法在国际上是绝对不允许的，我们的政府更不应该这样做。我们不能把已适应市场经济的东西拉回来适应某些规定，而是应把不适应市场经济的某些规定加以调整和修改。

商标的作用实质上是维护正常竞争秩序，保护先进生产力。如果开发一个，通用一个，谁还去开发？国家工商局商标局法律处处长董保霖和许多与会人员都认为，商标权是民事权，民事权不得随意剥夺。不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行政部门发一个通知要求撤销商标注册，无法律根据。司法机关亦不能以行政部门的决定为依据来决定一个商标的命运。

中华商标协会秘书长刘保孚提出，应尽快完善有关药品名称的法律规范；制定有关规则应借鉴国际惯例并切实与国情相符；建议有关部门在制定政策、做出决定和行使行政职能时，能充分考虑企业的合法权益。 商标保护商标申请中国医药药品药品回扣行政部中国商标专利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