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大锅饭中的老鼠

（文 / 西园）

我的朋友王某是个代理药商，最初我一直没有搞明白这个老弟怎样做生意。他花了数百万元买了4套高级公寓，又花了上百万元按照四星级酒店的规格装修为14个房间相通的办公室。不过我宁愿称他的办公室为招待所，里面真正用于办公的只有一间房，其余的是小型家庭影院，卡拉OK舞厅，餐厅，还有10个客房，能招待15个人吃住。他雇了4个人专门做饭，两个人打扫卫生，5个司机专门开车，可是却没有接电话的秘书。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怎样工作，整天都见他打电话与人聊天，要么就是开车带着客人去旅游，或者在餐厅里喝酒，在小舞厅里唱歌跳舞看激光电影。

后来，我渐渐看出了门道。按照他的话，他做的是人头买卖。他的客人全是北京各大医院的医生、医学专家、药剂师，他花的所有时间都是与这些人联络感情，目的是为了让他们给病人开他卖的药。我不知道他是否还会私下给医生们回扣，不过根据常识推断，这是少不了的。我问他所卖的药是否都有宣传上的效果，他笑着回答说反正吃不死。

自从我知道他的发财之道后，从此便对医院开的药半信半疑。我总是怀疑每一个医生都在暗地里为王某之类的药商效劳，很难说他们在写处方的时候脑袋里考虑的到底是患者的病情还是销售的利润。尽管我在每个医院都能看见“禁止回扣红包”的标语，但是我认为如果不在医疗结构上解决问题的话，这些标语毫无意义。

在美国看病，医生挂号诊断的收费要远远高于买药的花销，所以医生是美国平均收入最高的职业，这充分体现了知识的价值。而且美国的处方权和剂药权是完全分离的，你在医院或诊所开的处方，可以到任何一家药房去买药，诊所和药房分别是财务独立的不同企业，它们之间完全没有利益关系，医生给病人开什么药都不会影响到自己的收入，这就保证了他们可以完全出于公心对待病人。而中国医院的收入主要来自卖药，医生的挂号费几乎微不足道，这必然导致医生的收入菲薄，使他们很难抵御红包和回扣的诱惑。另外中国的医院里门诊和剂药都在一个核算单位中吃大锅饭，既然医院的效益主要取决于卖药的收入，你就很难保证医生在开处方的时候不把经济利益的考虑凌驾于患者的需要之上。

我在北京的医院里看过几次病，发现感冒咳嗽都要花掉上百元钱，医生开药总是照最贵的写，可是常识告诉我，贵药不一定对症。尽管这点钱对于我来说不算什么，可是我很怀疑北京一般的市民如果没有公费医疗的话是否看得起病。

对于中国的公费医疗制度，报刊上众说纷纭。国家认为已经不堪重负，正在逐渐卸掉身上的担子，据说每隔一段时间就公布一批药物列入不准公费报销的名单；而职工们却牢骚满腹，医生开的药越来越贵，可是能够报销的药越来越少。由于没有切身利益，我对于这一争论似乎还摸不到头绪，直到我遇见一桩奇怪的事情。

有一次我看完病去取药，在药房门口被一个机灵的小伙子拦住了。“你是公费医疗吗？”他问。

“不是，怎么啦？”我心怀疑虑地回答。

“你能把医药收据卖给我吗？我的女朋友被人打了，”他指了一下远处长凳子上坐的一个姑娘，“我想让肇事者多赔偿一点医药费。”

我迟疑地问：“我的收据会根据处方写上我的名字，你要来有什么用？”

“窗口收钱的人我认识，你让他写我给你的名字就行了。”

明眼人很容易就能够看出这家伙在编谎话，他和窗口的收款人看来已经有长期的合作关系了，他的女朋友总不至于天天都被人打吧。但我的好奇心被吊起来了，心想不妨试试，反正没什么损失。“我的药费是128元，你能出多少钱买？”

“20元，怎么样。”

我和他讨了一会儿价，最后以30元成交。他给了我一个名字，我很顺利地拿到了写着那个名字的收据，从收款人合作的态度，估计他肯定能从中得益。

我把那小伙子拉到墙脚，掏出美国的证件给他看，道：“我不是警察，我是国外回来的。我这30元钱不要了，收据白送你。但你告诉我实话，你到底用来做什么。”

那小伙子仔细地看了一下我护照上的相片，迟移了一会儿，小声说：“拿去公费医疗报销。”

“你干这一行多久了？”

“一年了。”

“能赚多少钱？”

“估计三四万吧。”说完他迫不及待地拿走了我手里的收据，朝下一个猎物走去。 医疗大锅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