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者来信(19)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金钱对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影响确实已经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商业操作或许有助于维持或扩大奥运会的规模,但它同时也在腐蚀体育运动的真谛。
上海 陈援朝
我对干群关系的担忧
编辑先生:
我对现在的干群关系有不少担忧,有些想法,也不知对错,想跟你们聊聊。
在我国,“干群关系”是一个涵盖面非常广的概念。传统的国有体制,将政府与百姓、上级与下级、企业领导与员工等等关系,都纳入了“干群关系”的范围之中。因此,干群关系的好坏,实际上已不仅仅是一个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区的事情,从大的方面来说,它是和国家的稳定、社会的发展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
但我觉得,我们现在有的干部,脑子里已没有多少群众观念。他们口头上也自称“公仆”,但实际上却把自己的位置高高地摆在主人之上。当很多主人的人均住房面积还不到4平米的时候,一些公仆却为儿孙们都准备好了宽敞的房屋;当全国还有数千万的百姓连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时,有的领导却在忙于更换新型小车或享受高档消费;当有的地方财政紧张得连教师工资都发不出来的时候,那里的干部却公款私“借”,忙着用大家的钱为自己置地、盖房,甚至经商。令人担忧的是,这种现象并不是个别的,而是带有一定的普遍性,以至于有关部门要接二连三地为限制这种不良行为而制定种种规定。1994年克拉玛依那场大火中留下的“让领导先走”的声音,被烈火夺去的300条生命有288个天真的孩子却没有一个在场官员的情形,总让我感到不可思议。我真希望有高人来指教我:“吃苦在先,享乐在后”还有没有别的含义?“身先士卒”主要应该表现在什么方面?
主仆位置的错位,干群关系的不洽,无疑是扩大或激化社会矛盾的因素之一。湖南省沅江市四季红镇和山西省丰陆县前村的那些领导的所作所为及其带来的严重后果,值得大家警惕。我想,既然强调社会稳定,那就必须深刻地考虑究竟怎样才能更好地理顺干群关系。
我国现行的干部选拔制度,是重拔而轻选的。干部的升降任免,主要取决于上级和同级的干部意见。虽然在提拔一名干部之前,有时也会征求一些基层群众的意见,但这些意见充其量也只是参考性的,干部的命运,并非是由群众掌握的。除非有的干部胡作非为引起公愤,否则他只要能博得领导的好感,仍然可以稳坐钓鱼台。王宝森之类的干部之所以能够青云直上,与现行的干部任用制度恐怕不无关系。当群众知道自己的意见并不能决定官员的命运时,他们对领导的态度也就常常会变得要么是无所谓的,要么是功利性的。而一旦不良官员的丑陋行为暴露于世,或者群众认为自己的利益受到某种侵害时,他们的不满和愤恨,也就不会是只对着那几个具体的官员的了。社会的稳定,由此又要受到考验。
编辑先生,这些零零星星的想法很不成系统,很想听听你们对我这些想法的意见。但愿是我杞人忧天。
“牛奶浴”及其它
编辑同志:
过去农民起义中的响当当的口号是“均贫富”。不妨作这么一番推论,在过去年代物质匮乏而人类又没有更多手段去创造更多物质财富的时候,有限的物质财富的分配,对于稳定社会而言,自是兹事体大,可是“均贫富”一类的理想也自然会成为反抗贫富差异社会不公的动力。然而,久之人们便失去了创造物质财富的动力——比如,炸药做鞭炮;比如,罗盘看风水。难道人们真的愚笨到了这种程度?再久之,不言利,羞言利甚至蔑视利之类的思想也开始流行——这大概也只是骗骗书呆子的。皇帝自然知道“朕即国家”的道理,想要什么只管伸手;而许多“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故事,不是讲为官一方创造了多少财富,而是讲为官一方掠夺了多少财富。
这都是些过去的事情了;自然,是笔遗产;是遗产自然是留到了今天。
比如,居然能有那么多人在造假在卖假,这也可以说是咄咄怪事。我想大约有两种结果吧,一种是我们只有容忍泛滥的假货;另一种是商业的崩溃。当然,为了维持这个社会,我们选择了容忍假货。
现在,我们终于有了含含糊糊的致富欲望,可是,我们几乎没有多少创造物质财富的手段,于是,这一冲动通过各种不正当的渠道涌动,假货泛滥便是一例,同时还有权力型的,干部傍大款早已见诸传媒。祖上流传下来的致富手段极多:无商不奸,做个商便是要以奸致富;从《水浒》中的牛二到上海滩的杜月笙,让人依稀可见致富之道;至于红顶商人真可谓是“荦荦大者”,完全可以成番大的事业了。
我们只有祖上传下的致富手段,而缺乏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的手段。
在南京的“牛奶浴”被迫关闭以后,南方又传来对“黄金床”的批评。我能肯定批评者中的确有不想洗牛奶浴睡黄金床的人,可我不能肯定这些人中有没有别的方面的奢侈生活的要求。我没有洗牛奶浴睡黄金床的想法,可我有拥有一套带花园的独立小楼的想法,这很奢侈,因为现在没几个人能住上这种房子;也因为我目前住的条件虽说极差,比过去却又是好多了。那么,我这个想法是否该遭封杀;如果我有钱了(钱来得正当),买了幢小楼(不是敲诈或其它非法得来的),我是否该遭非议?
农民起义的口号再次在那些对“牛奶浴”“黄金床”的似是而非的议论中出现回响。但是,我们不应再需要这种根本无法实现的,而在现实生活中又无法操作的东西。对我们而言,是需要创造财富的手段,以及能保证它以最大效率进行的社会秩序。我们需要平等,但那是在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
上海南市区 费隽
有感于“感情服务”
《三联生活周刊》编辑:
近几年“感情服务”成为各商业单位创利的法宝,你奉顾客为上帝,我为顾客送温暖,国人进商场再无冷言冷语相对,处处是春风拂面,笑脸相迎。可如果一旦你无意购买,春风骤然转西风,售货小姐的变脸术令人叹为观止。而前几日我去参观一个国际汽车展,其中日本人的感情服务让我感触良多。
在一个日本著名汽车公司的展台前,那美观大方的新车型吸引了我,很想以它为背景拍照留念,可我是单独前往,没有同伴,正当我手持相机左顾右盼时,展台边的该公司工作人员马上判断出我的意图,微笑着走上前来,伸手比划为我服务。感激中赶快将相机递过去,而另一位工作人员走到展台旁用手势阻拦从我身后走过的其他参观者,以免将其摄入镜头,挡住样车。拍摄完毕,他们恭敬地用双手递还相机,并鞠躬致谢。这一系列细致入微的服务,在他们做来是那么自然平常。日本人做生意之精明举世闻名,他们完全知道像我这样的参观者不可能购买他们的汽车,但其高明的一点在于他们相信:“任何光顾者都可能是潜在的客户。”试想如果将来有一天我有能力购买汽车,在相等的条件下,我会不会光顾这家公司?
应该说我们的商业单位在服务方面已有了很大进步,但如何发自内心地为顾客服务,使“感情服务”不流于形式,汽车展上的日本人给我们上了有益的一课。
北京中关村 桂立新
在历史中休闲
编辑先生:
现在的城市生活越来越丰富,休闲的方式更有多种:逛街、钓鱼、画画甚至搓牌,全凭各人的兴趣爱好,并无一定之规。
虽说是赏心乐事,也还分为不同的“乐”。一是融于历史,乐也融融;二是观赏历史,乐在领略。要说融于历史,山西省博物馆绝对一流,发思古之幽情,非它莫属。山西省博物馆在太原市中心,普普通通的大门,毫不起眼。但跨进大门,人呀物的就都涌到了眼前。文物摆放却有特色,部份文官武将、仕女村妇正精神抖擞立于屋外,比呆呆站在玻璃橱中强多了。再配上半整不整石板路,半新不新朱红廊,半掩不掩茜纱窗,教人“赛是半佛半神仙”。
休闲休到半佛半神仙的地步,不太常见,需特定环境配合特定心境,融于历史才行。
在历史中休闲能时时有所领略。祖宗留下的遗产那么多,穷一生之精力恐也不能了解其万一,于此于彼所知有限,大家都不是专业,休闲而已。有所领略是一种领略,没有,起码也是一种观赏。
在历史中休闲,一定是全世界特别是文化发达国家或地区人们的爱好,要不,为什么全世界特别是欧美,博物馆越建越多呢?以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史,故宫博物院绝不输于世界上任何一家一流博物馆。无奈在抗战初期,为躲避日寇战火,原北平故宫博物院的专家从历代皇家藏品中精心挑选,以专家们的造诣,带走了几乎是整个中国历史的精华。如,属甲骨的有载有完整卜辞的龟甲和牛骨;青铜则有著名的毛公鼎、宗周钟和散氏盘;瓷器有精美绝伦的汝窑三牺尊;玉器则有扬名四海的玉石白菜;书画更有全部书画史上的名人名作。这批国宝漂洋过海屈尊于台北外双溪一弹丸之地,就算每月轮换着展出,也要七年时间才能让人看完。外国人还算有福,台北看看软件,北京看看硬件。苦的倒是中华民族的十亿子孙,伸着脖子踮着脚,苦苦想象。好在两岸这几年有了交流,使我辈在遗憾之余又有了希望。
古话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亡,这说的可能是政治家们的事。我们老百姓,在世事繁忙之余,抽出点空闲,徜徉于历史,有知是为有知,不知,也不失为一种雅致的休闲方式。
北京 安三
请珍惜生命
编辑小姐:
你好。这几年的生活给我这样一种印象:一些人对待生命的态度太过随便。在一个人们的情绪易于浮躁的时期,这种随便频频发生,社会影响十分消极。过去,处理人生矛盾的相当极端的作法,不经意间被这些人变成习以为常的事情,实在令人不安。
有报道说:一位28岁的女教师,因感觉活着无聊,便弃下爱她的丈夫和孩子跳下楼去;一位女中学生因议论老师受到批评,深恐被处分而跳楼;一女高中生平素学习成绩极佳,哪想到摸底考试后心理负担过大,没给父母留下一个字便跳下楼去;武汉一女青年戒毒不成跳楼自杀;一位小学生因考试不及格,老师令其“差一分罚款一分钱”,回家取钱之际,孩子喝下农药身亡;更有甚者,一位女高中生因父母对其宠爱过度、太过宽容(甚至允许她和男朋友外出旅游)而跳楼,理由是,无论如何都报答不了父母的爱。另一方面,有些人不满足平实的普通生活,为了物欲铤而走险。近年来,走私、贩毒、抢劫、凶杀案越来越大,他们在“玩命”。其实,这些人自己丢了脑袋不说,家人深陷痛苦之地,更不要说给被害者家庭带来的损害。
我希望贵刊多报道些生活中普通人积极向上、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和事迹,使我们每个人多些警醒。
江西赣州 宗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