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万带够45天的现款

文·西园

作为一个在纽约生活了8年的北京人，我回到北京的一个很大困惑，就是用钱问题。

我在香港与公司人事部经理签订雇佣合同的时候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这个错误后来使我在北京陷入了非常狼狈的境地。

我的公司是一个国际金融投资公司，和中国某部的直属公司共同组成了一个中国投资基金。我是公司派驻这个投资基金的资方代表，常驻北京。设在北京的这个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全是清一色的中方工作人员，我是唯一的外方职员，代表外方55%的股份。

人事经理给了我一个公司的信用卡，告诉我，凡是为公司的花销都可以用这个信用卡支付，单据直接寄香港报销。因此，我的财权是独立的，不必与中方公司发生财务关系。至于我的工资，也是由香港的母公司直接发。这样我作为境外公司的雇员在中国大陆出公差，可以省去税务和身份上的诸多麻烦，另外不至于与中方雇员的收入产生太大反差，造成不良影响。于是我在香港汇丰银行开了一个帐户，将帐户的号码告诉人事部经理，请他每个月将我的工资直接存入这个帐户。

“那你个人在北京怎么用钱呢？”人事经理问。

我晃了一下手中汇丰银行的支票本，说：“我在北京再开一个外币帐户，用支票调钱。”

人事经理用疑惑的眼光看着我，似乎想提醒我什么。但是见我一脸自信，又把到嘴边的话咽了下去。

我赴北京上任的时候口袋里带了两万元港币。我喜欢港币，因为它的票面额大，最大额一千元一张。美元最大的票面额是100元，只相当于770多港币，因此携带同样数额港币的体积可以比美元小。

我讨厌口袋里揣着一大摞钞票旅行，这是在美国生活惯出的毛病。在美国，你口袋里装着两张卡就可以走遍天下，一张信用卡，付比较大的帐；另一张银行卡，在街头的提款机里取零用钞票。在纽约市内，我口袋里的现金甚至一般不超过50美元。纽约的治安非常糟糕，万一遇到抢劫，为了保命乖乖把钱交出去，也不至于损失太大。因此，带着两万港币的现金旅行，对我来说实属罕见，我已经将中国的特殊性考虑在内了，等于说我带足了一个月的粮草。就算是有什么不测，按照北京的生活水准，撑他两三个月也不成问题。

谁知道，我在北京一撑就是半年。

我一到北京就跑到工商银行去开外币帐户。工商行的人告诉我，他们只办外币定期存款，没有活期存款业务，让我去找中国银行。中国银行的服务网点就少多了，离我住址最近的也要开车去。我当时很忙，没有工夫去办这事，直到20天后，我才从公司找了辆车跑了一趟。我耽误的这20天时间，对我后来的窘境简直就是雪上加霜。

在中国银行，我先用一些现金开了一个活期的港币帐户，然后又开了5万元汇丰银行的支票，要求存进我的帐户。银行小姐莫名其妙地看着我在柜台上写支票，不明白我在搞什么把戏，干吗自己付给自己钱。

我向她解释，我原先在香港有一个帐户，刚才又在北京开了一个港币帐户，现在我开香港帐户的支票，存入我北京的帐户，这样就可以把我香港的钱调到北京来。这个解释有点像个绕口令儿，我比划了半天才让她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其实这在美国或香港是最常用的异地调钱的方法，属于常识。

银行小姐一听懂我要干的事情，就一个劲地摇头：“不行，不行，我们这里的外币帐户不接受支票。”

我有点急了，大声问道：“那么请问，外国人怎样往中国调钱，难道都带现款不成？”

“你可以电汇。”

“我人在中国，谁给我电汇？”

“请你们家里人行不行？”

“我在香港没有家。我本人不在香港，谁能动我帐户里的钱？”

“那我就不知道了。”小姐嘟囔着，转身跑到后面的小屋，请出一位中年男子。我想大概是个部门主管。

这位主管告诉我到另外一个窗口去办理支票托收业务，可以把支票兑现。我一听说支票可以兑换现金，心中大喜，忙问需要多少天。

“最快45天。”他回答。

“什么，我至少要等45天才能拿到钱？”我差点不相信我的耳朵，“那人都要饿死了。”

“这是规定，我无能为力。”他很有礼貌地耸了耸肩，转身走了。

又是“规定”，这句话是北京第三产业的工作人员在解释不合理制度时最后使出的杀手锏。哪怕你再有道理，再有口才，最后你都会碰到这堵墙壁，于是一切纷争到此为止。这个方法对解决争端颇有奇效。刹那间，你面对的人就从申诉对象变成了一个事不关己的第三者，甚至站在一边向你表示同情。你可以向人挑战，但是没法向规矩挑战；你可以对事情发火，可是不能向规定发火。这时你会觉得，继续争辩下去就会像堂吉诃德挑战风车一样可笑。

我最后还是把我那张5万元的支票托收了。柜台的小姐给了一张托收凭据，我将在45天之后凭着它来取钱。我记得那上面规定我取钱的日期是1月13号，一看就不是个吉利的日子。

有一件事是我没有预料到的，在北京租民房的惯例是一次要交半年的房租。这个意外一下子打乱了我的财务计划。我一个月房租是1500元，半年就是9千元。我带的两万元港币相当于2万1千多元人民币，这一家伙就耗掉了我全部粮草的将近一半。剩下的一万多元我要坚持45天才能见到援军，不，准确说要坚持65天，还要加上我自己耽误的20天。

公司给我的信用卡是美元运通卡(American Express)。这在美国是比较高档的卡，在中国，只有三星级以上的酒店才接受，除了高级酒店宾馆之外，绝大多数地方还是要求支付现金，这对我又是一个意外。我的业务要求我在全国飞来飞去，考查投资项目。我要买飞机票，住酒店，乘出租车，请客吃饭，打电话等等，一切都要开销。我在美国习惯了“手持一卡走遍天下”的观念，过高地估计了中国金融服务业的发展水平，现在两万港币的现金要应付诸多帐单，实在是狼多肉少。为了节约现金，我住的都是三星级以上的酒店，请客也只好在高档饭店，只要对方接收美元卡，我不论价格，任其宰割。可是买飞机票在大多数地方不收信用卡，包括各地的民航售票处；手持电话交费也不收信用卡；出租车、公用电话和一般的餐馆就更不用说了。每出一趟差，我手里的现金就少一层，尽管很多开销都是公司出钱，我可以报销，但是首先要从我的口袋里垫付现金。即使报销回来的钱也不能直接回到我的口袋，而是和我的工资一起存入我的帐户。现在，无论我香港的帐户里增加多少钱对我来说都是远水，远水解不了近渴。

现金的危机，迫使我把我个人的开销压缩到了最低限度。能骑自行车的地方我绝不“打的”；凡碰到歌厅舞厅的活动，我就借口赶不上电梯，一逃了之；连我最喜欢的游泳也从每天一次，到隔天一次，最后是每星期一次。按照我的收入水平，天天下馆子吃饭也没有问题，可是现在我不得不买菜回家做饭，好在我家务能力在男人中还属上乘，倒也应付自如。

1月13日这个日子就像希望之光，在我的视线中逐渐逼近。当它最后终于到来的时候，我手头剩下的现金已经不足100元人民币了。那天是个星期六，但幸好是个小周末，银行上午照常上班，这是我在一个月之前就推算出来的。可是我早上赶到中国银行的时候，被告知星期六不办理支票托收业务，我必须等到下星期一。为了渡过这黎明前的黑暗，我首次向北京的朋友开口，以我的取款凭据作保，举债5千元人民币，过了一个颇为挥霍的周末。

星期一上午，我的债权朋友与我同车前往中国银行取款。可是银行无论如何也查不到我的纪录，朋友的脸当场就白了，不过从他对我的态度来看，我猜我的脸比他的更白。银行的几个工作人员忙作一团，仍旧毫无结果。我出示的取款凭据货真价实，无人持有异议，可是属于它的那张支票记录竟像谜一样消失了。银行的工作人员表示由衷的同情和遗憾，使你不忍向他们发怒。他们留下了我的电话地址，答应一有消息就通知我。幸好我在那张取款凭据还有信誉的时候借了5千元人民币，现在只好厚着脸皮向朋友赖帐了。

回到公司，我立即打电话向香港汇丰银行查询，发现那5万元钱竟然在我的帐上分文未动。我估计支票有可能是在传递中遗失，继续寄希望于它已经没有意义，于是通知香港银行将这张支票挂失拒付。后来，我曾经有过几次机会出差香港，但是都因各种原因未能成行。不断闪现的诱惑使我一再打消了用支票调钱的打算。万一我本人已经在香港了，而支票还在途中，岂不是冤枉？

余下的日子，我基本上是靠“剪径”过活。我不断地“打劫”每一个到北京来出差的香港同事和私人朋友，在送他们上飞机回港前，勒令他们留下身上的现款，然后开张支票给他们。几千也好，几百也好，有多少搜刮多少，只给他们留下“打的”回家的车钱。后来公司知道了我的困境，干脆定期派人给我送现金。

我不知道诸多在中国长期出差的外企职员是怎样解决他们的财务问题的。我猜他们除了揣着一大叠钞票进中国之外，别无捷径。 现金支票信用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