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弹攻关

文·闻心

“5.7通知”与“8家声明”

1996年5月10日，北京一个普通的周末。记者圈里却像发生了什么大事，各种聚会话题都不由自主集中在“中宣部5.7通知”上。记者们揣测着“通知”出于何种背景，对每个记者的自身利益会产生什么影响。

中宣部“5.7通知”源于中宣部副部长徐光春5月7日的一个讲话。其主旨是，记者采访不能由被采访单位出“赞助费”，新闻报道不允许收取“宣传费”，禁止用新闻形式进行企业形象的广告宣传，等等。第二天，中央各大报均以显著位置刊登了这个讲话。此后几天内，各新闻单位纷纷行动，制定出本单位的具体规定。

通知发出，立竿见影。各新闻单位开始清查“挂牌栏目”，打算清剿这些企业出钱赞助的新闻栏目。很多记者纷纷拒绝企业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各种“有偿新闻”在媒介上锐减。按常规，每个周末是新闻界与企业界“沟通”的“千金良宵”，但这个周末大多变为记者间的单纯聚会，将企业家们排出圈外，不带他们玩！

在当今中国新闻界，“有偿新闻”已成了一个普遍现象，它在相当一部分记者的收入中占极重比例，由此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影响报道的客观性和公正性。从另一方面讲，企业通过金钱打开新闻界的大门，不仅找到一条比做广告省钱的办法，而且开始对新闻界直接施加影响。

由此，如何促进新闻记者与企业的联系，直至结成利益共同体，成为企业公关部或广告科的头等大事。并且，一些专业的公关公司应运而生，很多广告公司也将公关业务作为广告业务之外的重要财源，甚至以公关业务为筹码来换取广告业务。

最初，中国公关行业的奇特操作，使得外国驻华记者大惑不解：他们在中国企业的新闻发布会上不知如何处理一件件礼品、一大包土特产或一只价格不菲的手表，更为那“红包”搞得窘态百出，手足无措。他们开始是百般拒绝，这不仅使举办者尴尬，更拉开了与中国同行的距离。后来，外国记者也学聪明了，他们神态自若地接下礼品与红包，然后巧妙地转送给中国同行，举座皆欢。

80年代中期，国外一些著名的公关公司进军中国，由于不摸中国国情而碰得头破血流，被逼无奈只好入乡随俗。但这种中国式的操作给他们带来两个致命威胁：一是他们不知如何说服外企客户在正常的公关预算外添上给中国记者的礼品费用和发稿报酬，只好从自己利润中支付这笔开支；二是按国际惯例，公关公司花钱行贿新闻界将酿成丑闻，如果被公布会导致公司信誉毁于一旦。因此，在权衡利弊之后，这些外国公关公司决定下大本钱，在中国推展国际通行的公关规则，敦促中国客户及记者接受“公关”的国际概念。

历经十余年的努力，以经营惨淡为代价，如今外国公关公司的业务操作已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同。奠定这个基础后，去年年中，在华经营的外国6大公关公司联合一家广告公司和中国环球公关公司起草《联合声明》，制定出了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公关职业标准。主要内容规定了公关公司在与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交往中要遵守国家礼品登记制度，遵守中宣部禁止“有偿新闻”的通知。但同时也稍作通融，考虑到中国记者收入偏低、普遍没有私车，在召开新闻发布会时可为记者报销往返“的票”。这大概是外国公关公司在中国签署的一份最具有中国特色的合约。

劳斯莱斯轿车登上中国长城(刘占坤 摄)  中国国情与外企惯例

今年4月的一天，美国博雅公关公司为美国一家企业操作了一次公关活动，地点选在京城最豪华的五星级饭店——贵宾楼。活动内容是参观那家美国企业赞助的中国民居展览。一场丰富的文化快餐饱了眼福，一顿丰盛的自助餐又过了嘴瘾，但记者们却好像意犹未尽，他们在等礼品或红包，他们并不知道作为外国公关公司没这个规矩。等待是令人心烦的，没人拉下脸去问。直到主持人一再宣布活动结束，与会者才悻悻而去。这是一次典型的西方式公关活动，民居展览搞得非常成功，但请来的记者却很少报道，客观效果让人扫兴。

此后两天的一个周末，美国精信广告公司的公关经理刘婕也请了数名记者，活动内容是请记者们评价一下该公司设计的一次市场调查。与会的记者首先被这份调查的独特设计所吸引，继而对调查结果评头品足一番，活动搞得趣味盎然。几天之后，精信广告公司的这份调查相继见诸报端，并被多家媒体转载和刊用。事后，北京国安广告公司的一位朋友透露，大广告公司一般每年都要搞一次这样的市场调查，这是一种程序，将调查结果与上年相比较，分析中国市场动态，然后提供给广告客户。这本来是广告业务中的一环，精信广告公司却巧妙地借此搞了一次公关，无需多费一枪一弹，在公众中树立起严谨求实的形象。

且不论两个案例的成败，我们可以从中发现外国公司公关活动的一般规律。记者们总是能强烈感受到，外企和国企召开新闻发布会的巨大差异。外国公司的新闻发布会，议题集中目的明确，会场环境优雅，员工彬彬有礼。会议由公司主管主持并阐明主旨，各主要部门负责人列席回答提问，会议材料详细考究，会后的小型展览往往动用声像技术和实物模拟，给你全方位的视听感受。这样一次展示会下来，记者不仅对该公司产品有较全面的了解，而且对该公司整体印象加深。相比之下，国企的新闻发布会就简单多了。一般是和厂长握握手，领完材料，在展览会逛一圈就走人，记者有时根本记不得看了什么，这企业是干什么的。其实，精细的安排来自周密的计划。国际知名的大企业大都长年聘请公关公司做策划，记者参加的某个新闻发布会可能正是策划内容之一，公关公司帮助企业悄悄地通过记者向公众传达信息。这种传达有可能更为巧妙，以至于人们并不察觉。它可以简单如一张谢卡，亲切问一声“您好”，也可以是一次邀请、一次访问、一项赠奖；当然它更可以是一篇文章、一席演讲。而不像国内企业那样赤裸和实惠：一堆礼品一个红包，然后就催稿子发了没有。

走进外国公关公司，你立刻会被他们紧张有序的工作节奏所感染。虽然工作环境舒适，他们却常加班加点、忙得焦头烂额，但待人接物却面带微笑，百问不厌。这些公司有着国内公司无可比拟的优势：计算机全球联网，拥有自己的广告公司、调查公司、剪报公司、高科技设计制作和一大批资深公关顾问。许多国际著名企业集团都是它们的长期全球客户，并由它们最先介绍到中国。

这些公司有：伟达、博雅、爱得曼、宣伟、奥博、富显博、奥美等。这些公关公司都是国际知名的一流公关公司，在全球拓展业务。在它们的履历上都赫然记载着种种力挽狂澜的骄人业绩。

然而，不管经验如何丰富、手段如何先进，对这些公关公司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熟悉当地国情民意、最终实现本土化。在西方发达国家，处理企业和政府间的关系往往通过“游说”——通过说服立法机构获得对企业有利的法案实施。而中国还存在着政府对企业的层层领导，企业的某一项决策有可能触及方方面面的利害关系。如何“摆平”这些“关系”则是公关公司要花大力气解决的事。

处理和中国新闻媒介的关系也颇令公关公司头疼。在国外，抢新闻是记者的天职。一有风吹草动，记者往往是不请自到，召开新闻发布会，主办者往往把功夫下在如何给记者提供充足信息、回答提问上面，而在中国，如果不给记者报销“的票”、送红包，有可能根本不发稿。对于这一点，外国企业极为反感，因为在国外，请记者吃顿饭也有贿赂之嫌。

对此，外国公关公司无所适从，一直在“送礼”与“不送礼”之间左右为难。一次，两家外国公关公司同时在某一饭店召开新闻发布会，坚持不送“红包”的公司经理突然发现隔壁有“红包”，经理再也坐不住了，回到总部面陈上司：“是不是咱也送？”

目前我国的公关业发展尚不成熟。大大小小的公关公司虽多，但有相当一部分公司就是“空手套白狼”，认为公关就是无本生意，追求短期效益。还有一些公司虽名为“公关”，但贸易、咨询、社会调查什么都做，公关业务名存实亡。这是由于：一方面国内企业公关意识还很淡薄，目前各公关公司几乎所有客户都来自三资企业，另一方面，公关人才匮乏，国内公关公司普遍信誉低、操作不规范。公关专业人员短缺还表现在学术界，大学开设的公关课程往往极不正规，社科各类专业教师都能教公关。目前，北京虽然拥有公关公司100余家，但能与进入中国的世界7大公关公司相抗衡的只有环球公关公司。高层公关与危机公关

早些时候，国内报刊还经常把“公关”与“攻关”混淆，这决不仅仅是笔误，而当时人们确实这样认为：“公关”不就是请客送礼，攻领导这一关吗？

在计划经济年代，中国的企业对上不对下，只要把上层关系处理好，要钱有钱，要政策有政策，于是便出现了若干口头禅，诸如跑“部”“钱”进，“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等等。

在现代公关理论中，高层公关是一个专类分项。玛氏巧克力公司巧妙地使中国关税降低，就是鲜为人知的成功案例。

我国进口产品关税一直比原料关税高。而细心人会发现，目前只有巧克力成品关税低于原料关税。在1990年以前巧克力税率为70%，而原料可可粉的税率为20%，如今七八年过去了，可可粉税率依然为20%，而巧克力税率已降为15%！

促成此项税率调低的主要努力也来自于进入中国的一家外国公关公司。1989年前后，该公司受雇于著名的玛氏巧克力公司，负责开拓中国市场，争取税率降低是该公司主要任务之一。经过周密调查、策划，该公司向有关部门坦陈玛氏公司进入中国之意，并陈述主要几点理由：1.目前中国产巧克力几乎都不是用真正巧克力原料制成，而消费者希望品尝味道更纯正的世界名牌巧克力。2.详细列出周边国家相关税率，从中可以看出我国的关税在最高位。3.玛氏公司多年从我国山东进口花生原料，为花生栽培技术及当地农业发展作出贡献。4.玛氏公司大举赞助北京亚运会，已颇得民心。经过三四年多方“游说”，与十几家有关部委协调、磋商，终于1991年巧克力税率降到了40%，在1993年又再次调低至15%。关税降低，为六七年来大量外国巧克力商进入中国打开方便之门。

在近10年间，公关界最为推崇的高层公关案例当数一家美国公关公司处理的东芝案。1987年夏天，在美国国会广场前，8位美国议员举起沉重有力的大锤，在众目睽睽之下将一台日本东芝收录机砸得稀烂，这是美国国会对东芝公司向当时苏联政府出售敏感科技而表示的强烈抗议。与此同时，美参院在正进行的综合贸易法案中马上增加了一项惩罚东芝的条款——禁止东芝进入美国这个一年价值25亿美元生意的市场大门。

然而就在一年后，1988年通过的贸易法案内容已大大缓和：只禁止东芝销售给美国政府每年2亿美元的生意。从25亿美元到2亿美元是难得的改进，这项成果却是由于东芝公司动用了强大的公关力量投入的“生死之战”。

根据策划，东芝公司先是争取到依靠东芝成品、组装为生的美国商界结为盟友，并肩作战，在选区内施加压力，并向美国政府展开大规模游说活动，传达以下信息：东芝公司不仅在美国拥有6000名美国员工，且产品从电脑、影印机、电视真空管到重要组件如半导体更是许多美商销售及生产来源，因此处罚东芝也就等于处罚美国商家。同时，东芝公司一再强调，出售科技给苏联的是东芝机械公司，受罚的该是这个“败家子”，而非母公司。东芝公司在危机关头大搞美式公关及游说活动，把损害降到最小。据惩罚条款提案人贾思说，这是他在华府14年来见过的最密集的公关游说活动。

高层公关绝不仅仅包括企业对政府或司法施加影响，而且还涉及政治领域深层，树立政府形象，促进国际间交流，甚至影响政府间关系。

在80年代，阿根廷政府为摆脱军事独裁的形象，曾耗资500万美元聘用一家公关公司，搞了一系列活动，使之国际影响大为改观。爱尔兰政府也曾出资200万美元，以消除爱尔兰共和军所造成的不良影响。

1988年，环球公关公司成功地为无锡市政府策划过一次公关活动。山东、江苏、浙江三省相邻，江苏最爱把经济发展的“参照系数”瞄准这两个邻居。当时山东和浙江经济发展不仅成绩显著，而且声名远播，远近闻名。江苏人迫切想要展示全新形象，扩大招商引资规模。

最初，江苏省把着眼点放在苏南整体乡镇企业发展规模上，可苏州、无锡、常州都想单独做。最终，无锡市政府和环球公关公司联手大规模展开公关活动，重塑无锡形象，提出了至今仍被广为套用的口号：让无锡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无锡。“环球”现任总经理王志文当时亲自策划此项事务，前后共搞了13个招商引资会，包括外引内联、科技研讨、召开无锡同乡会、拜会北京市政府、参观首钢等一系列活动。通过种种努力，无锡知名度已大大提高，获得招商引资的机会增多，无锡市政府地位在江苏日益重要。

在显示公关水准上，除了高层公关外，危机公关也是表现公关人员才能的绝好机会。当一个企业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挽救其性命的重任往往落在公关人员肩上。如果处置得当，不仅化险为夷，还有可能因祸得福。河南郑州一家生产彩色大屏幕的公司，曾在北京亚运会上力挫群雄，赢得主会场大屏幕的业务，由此声名大噪。但此后数年，由于资金不够雄厚，无力继续扩大知名度，因此在竞争场上屡战屡败，时至1992年已到了亏损地步。该公司决策者在分析原因时认为，并不是自己的技术不过关，关键在于市场影响力不够，许多客户对其信誉抱有怀疑，因此公司领导给公关部门下达指令，在少花钱的基础上，迅速搞一次大规模的公关活动，扭转败局。

机会终于来了，该公司销售人员发现，在韩国第三大企业乐喜金星集团的广告中，有明显的“移花接木”行为。当年在亚运会主会场的郑州大屏幕下，是乐喜金星集团的“高士达”电子公司的广告。此后，高士达公司巧妙地将郑州大彩屏与高士达的广告组合成一张照片，给人的印象是这块彩屏是高士达所制作。

郑州这家公司利用高士达这一“失误”，惹起一桩诉讼，并继续召开新闻发布会，尽管这场官司后来不了了之，但几乎所有的媒介都报道了这一事件，并给公众造成这一印象：连高士达这样国际知名的公司都要仿冒郑州公司的产品，可见其质量、信誉度之高。1993年这场官司之后，郑州这家公司在1994年连续谈下6笔业务，获利近千万元，一举扭亏为盈。

几乎是在“大屏幕风波”前后，赛特购物中心也险遭灭顶之灾。1992年底，《经济日报》记者姜波考察日本商业归来，到赛特调查后写了一篇《赛特，你太离谱了》，该记者以日本一流商场为背景，猛烈抨击赛特的价格离谱。后来，姜波又连续发稿数篇，把赛特搞得声名狼藉，直到《经济日报》披露赛特的合作伙伴——日本八佰伴集团在日本大肆收购各公司的积压产品，然后拿到赛特以高出四五倍的价格出售，导致营业不久的赛特购物中心几乎陷入绝境。

在此危急关头，赛特购物中心的总经理王辛民没有乱了阵脚，他发现了姜波文章大多因循价值规律，忽视了供求规律，他指示公关部组织一批文章从另一角度挑起论争。赛特公关经理鲍简立刻心领神会，请来《北京晚报》记者苏文洋从供求关系入手，指出市场价格属于“愿打愿挨”，没有一定标准。由此，一场关于赛特价格的大论战爆发，两派记者较起劲儿来。虽然争论并未达成共识，但消费者认为赛特也并非完全没有理由，而赛特最大的收获是树立起北京最高档商场的形象。

论争刚一平息，总经理王辛民立刻使出第二招，商品价格大降，将工薪阶层也请进赛特。鲍简又乘机让新闻界大做文章，给消费者造成一种印象，北京最高档商场当数赛特，但工薪阶层也可到此一逛。赛特公关经理鲍简说：“谁都不愿发生危机，但危机又无法避免。在做危机公关时，一般是阐明我方理由，发现对方弱点，并利用舆论压住对方。不过，高明的公关人员多具有长远眼光，他们往往把一场危机作为导火索，借此做出一个更大的‘局’。并不是在危机本身上拼个你死我活，而是‘请君入瓮’，让所有的对手沿着你的思路走，帮你达到终极目标。”处理中国事务最熟练莫过于中国人，外国在华的公关公司75%以上都是中国雇员。有人说：公关是在集体制约下的个性张扬，好创意往往是一两个人思考的结果。由于既通中国事务又懂公关的专业人才奇缺，一些能力强、经验丰富的公关人才都成为争猎对象。因而，公关行业人员流动极大，跳一次糟就可能身价倍增，月薪至少万元以上。一位老公关说：“能在一个公司呆满一年的就算‘老人’了。”

一般说来，外企员工至少应有一种本领：懂外语。但公关“洋行”里有两个外语一窍不通的中国人却坐到极高的主管位置，被誉为公关界“奇人”。已人到中年的于亚非女士曾是兵团知青，做过食品厂推销员，学过法律，是中国第一家合资公关公司的创办人之一。于亚非出道较早，十多年来的积累使她对处理政府事务公关驾轻就熟。她谙熟很多政府机关每一个司、局、处的职能，甚至熟悉某个人的主管范围、业务能力和性格爱好，很多部门领导成为她的私人朋友。她曾供职的一家外国公关公司争取巧克力关税降低而获得成功，于亚非的努力起到决定性作用。

一次，美国3M磁盘在山西被当地技术监督局查出有质量问题，经调查是由于运输不当造成软盘损伤。而山西技术监督局已决定在一周内曝光。3M公司马上请一家国际知名的公关公司为其做危机处理。公关公司找到国家计委等部门，却总不得法。最后，该公司求助于于亚非。于亚非立即指出：路子不对！这个部门是受经贸委和技术监督局双重领导，必须找到这两个顶头上司。于亚非对技术监督局不熟，却熟悉经贸委。于是，于亚非凭着经贸委的介绍信拿到技术监督局的信函，怀揣两柄“上方宝剑”奔赴山西，风波就此平息。

就这样，于亚非虽然不懂外语，但凭借强大的处理政府事务的能力成为一流外国公关公司的项目总监，在两家大公司干了11年。如今，她已经辞职“单练”了。仍然做公关，仍然处理政府事务。她的去职带走一批生意，也迎来其它公关公司客户。目前，许多公关公司处理不了的政府事务仍然委托她做。她说：“我的公司已经成了公关公司的公关公司，光做这个就忙不过来。”另一位“奇人”是现任伟达公司媒介部总监的赵明。他给人的第一感觉是睿智、诚恳和严谨。赵明接待记者几乎不说：“这个问题不好谈”，“得请示总裁”，而是专注谛听你的提问，和记者展开讨论。他总是能很快明白你提问的实质，并进一步充实它。赵明下海前是军报记者，熟悉他的人都说：赵明具有记者的机敏和军人乘胜追击的性格。赵明跳槽至伟达后，伟达的媒介关系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为一个客户一年发稿量就达1362篇，平均每4天一篇，其中各版头条占171条，远远超过其它公司。其它公司一年为一个客户发稿50篇就算不错了。

在中国为企业发稿实在让人犯难，外国记者因不存在“受贿嫌疑”，他完全可以充分挖掘新闻点并理直气壮地发稿，而对中国记者来说，有人不发稿是因为没“红包”，有人怕发了稿还被认为是“关系稿”，因而企业新闻发布会对记者没有新闻吸引力。因而，赵明就必须在此处大做文章。

一次，美国化肥公司要求伟达3天内发表6个新闻，材料堆积如山。赵明在苦心挑选之后突然发现材料中有一则讯息：国际粮食组织盛赞中国解决12亿人的温饱问题，为发展中国家做贡献。赵明马上以引做为新闻眼，将这一讯息传达给记者。第二天各大报纷纷以显要位置刊登，很多报纸还发了头条新闻。

赵明做得最漂亮的是和同事们一起做的“通用汽车”媒介公关。1992年，赵明得知中国政府采购团在美国购买了通用、克莱斯勒、福特3大公司的汽车。这本是正常商业行为，但他们马上意识到这是做公关的大好时机。他们先在通用汽车装船离港、进港时都贴上横幅，上写“感谢你！中国”，以表达通用汽车对中国消费者支持的谢意，拍完照片，又在新闻稿中加上“这就是为什么要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的理由”。这篇文章刚做完，赵明等人又撰文指出：值得一提的是，此次采购没有一辆豪华车，为国内刹豪华车之风做了表率。于是接下来便谈到这批通用车的车型、功能、优点，顺理成章。在赵明等人的共同努力下，不仅这批稿件迅速发表，也使5500辆通用车销售一空。这还不算完，赵明又乘胜追击进行市场追踪，调查车主的使用情况、并对售后服务做了报道。在“通用”的媒介公关上，赵明打了个漂亮仗。

翻开公司的剪报本就会发现，客户的稿件往往是由赵明自己动手撰写，标题新颖别致，内容与真正的新闻稿大无二致。文章不管选取什么角度，总是在尽力淡化商业味，既侧重文化交流，又使客户和大众得到业务沟通。在中国传统的“三十六行”中，没有“公关”这一行。当80年代初，“公关小姐”钻出地皮时，让人觉得既新鲜又神秘。此后，许多城市搞了若干公关小姐、公关先生大赛，年轻漂亮的先生小姐总是身着各款时装轮番亮相，与各类模特大赛一样，是地地道道的“选美”。而风靡一时的电视连续剧《公关小姐》更加深了这一概念：公关就是轻松而体面地拉关系搞活动。年轻、漂亮、善交际的小姐就是公关人才的佳选。

中国第一家、也是国内土生土长的最大的公关公司——环球公关公司1986年在申请注册时颇费周折。公司不管怎么解释，审批部门仍反复追问：“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最终由于考虑到公司的上级主管是新华社，值得信赖，环球公关公司得以诞生。

世界第五大公关公司爱德曼公司的中国业务负责人杜孟先生来华工作已经十几年了，他仍清楚地记得最初开展业务的情况：“当时，周围人不明白我是干什么的，很多人叫我‘神经病’。”

如今，十几年过去了，国人对公共关系的了解又有多少呢？国家工商局官员称：对公关公司的情况不掌握。北京市工商局外资处说：好像没有公司的登记。企业注册处一位官员认为：公关公司和其他代理公司一样，就是一种中介机构，在各行各业疏通关系、拉人情，起着牵线搭桥的作用，和皮包公司没什么区别。他认为，公共关系本身就是一个很“虚”的词，没有实际的内容。

无怪乎官员们“搞不懂”，翻开厚厚一本国家最新行业目录，在服务业里根本就没有“公共关系”这一项。于是许多公关公司在报批时就填成咨询公司，或者干脆就到个体科领个体户执照。

虽然目前国人对“公关”的理解还颇存歧义和误解，但客观上，尽管我国的公关业起步较晚，可发展极为迅速。十年来，在公关学术界已出现一批三、四十岁的崭露头角的年轻人，在公关领域里颇有建树。学术界公认的“四大名人”正是第一代开拓者中的代表人物：广东中山大学教授廖为建创办了国家教委批准的高等院校第一个公共关系专业。中科院合肥分院研究员居易80年代组织编译了第一本公关译著，第一次引进了国外公关研究成果。深圳大学于明阳博士首次将公关和CI导入企业管理，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方面做出有益尝试。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郭惠民曾作为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中国学者参加世界公关大赛评选，说明我国公关研究的最高水平已与国际接轨。不过，必须指出，中国新闻界在公关活动日益盛行的同时，并未意识到自己应有的独立位置，而往往被公关公司所影响，这不仅表现为被国内企业的“银弹公关”所打倒，而且体现在被外国公关公司的“制造新闻”所间接迷惑。

在公关公司的活动中，最常规也最重要的途径是巧借媒介，以影响公众及政府，因此“设计新闻”成为其看家本领。前不久，报界发表了两条重要消息：一是美国雷曼兄弟公司对中国企业信誉度的评价；另一是美林证券公司对中国投资环境的评价。

实际上，对经济有较深透析的记者会发现，雷曼兄弟公司的评价虽有针对性，但不具权威性，因为对信誉度的评价在国际上较被公认的是穆迪等公司，而非雷曼。相形之下，美林证券公司是华尔街最大的投资银行之一，它发表的投资环境评价是具有一定权威性的。

对公关公司抛出的“新闻”，媒介要做出独立判断，既需要常识更需见识。而中国新闻媒介要摆脱公关公司的潜在影响，当务之急是保持经济上的独立，不仅拒绝“红包”，而且慎对“邀请”。

早些时候，美国通用公司曾委托一家公关公司，邀请中国记者去美国参观汽车展览会，这家公关公司在中央记者中优中选优，邀请的全是中央大报的顶尖记者。同时，也邀请了一些港台记者。后来据了解，港台记者接受邀请的全是一些专业汽车杂志的记者，而综合性大报的记者均自费前往，以保持报道的客观及评价的公正。

记者是不是拿钱，信息是不是新闻，新闻是否客观与权威，决定着中国新闻界一个致命的关键：被操纵与反操纵。 新闻媒体公关媒介策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