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16）

周绮思创造的是一个令人感动的奇迹，因为她成了全社会关怀的对象。令人深省的是，千千万类似周绮思的平凡的绝症病人，我们能给予他们什么社会保障呢？

成都  杨志广

纳税人的双重要求

《生活周刊》编辑部：

贵刊第8期所载《个税法：挥出第一刀》，不仅介绍了我国首起由司法部门公开审理个人偷税案的来龙去脉，而且也提出了一些问题，读来让人受到启发。

近几年来，国人对税的了解越来越多，与税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且不说各种各样的企业要交各种各样的税，就是个人，也要不时地与税打些交道。高收入者买车置房自不待言，中等收入者月薪达到一定标准或年终得到一笔奖金，也是要出钱上税的；即便是一些文人学者用几年或几十年时间写就一本著作，一旦出版得酬，也要按当月收入的标准而被扣去一部分税金。另外，买辆自行车，摆个小商摊等等，也都是要上税的。不管征税的标准是不是完全合理，但征税作为维护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手段，无疑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无论个人抑或企业，都应该而必须承担纳税的义务。

但事物总是由矛盾双方构成的，所谓的范畴也是由一定的对应面联系在一起的。讲理想就要讲现实，脱离现实的理想就是空想；讲法制就要讲民主，没有民主的法制就是专制。同样，讲义务就要讲权利，没有权利的义务就成了硬性的任务。而人们一旦把义务当成了任务，主动性也就将为被动性所取代。

征税不易，现在已是人所共知。究其原因，恐怕与一些人在强调纳税人义务的同时，并没认真关注他们的权利不无关系。任何人在交出了自己的部分劳动所得之后，既不知这些钱是怎么花掉的，更不知这些钱是不是花得合理，心里总会有些不平衡。如果再看到那些用纳税人的钱所养活的人并不为纳税人办事，甚至对纳税人颐指气使，作威作福，那种失衡的感觉和抵触的情绪或许会更加强烈。个人如此，企业也不能例外。

只有纳税人在承担义务的同时，也能享受到应有的权利，纳税才有可能成为人们一种自觉的、普遍的行为。

北京双榆树  吴淼

不能等闲视之的广告

编辑先生：

目前不少电视广告已基本摆脱了以往粗俗呆板令观众厌倦不已乃至怨声载道的僵化格局，精妙别致的优秀广告不时脱颖而出。三九胃泰广告的几度变更就可作为广告制作技艺不断提高的生动例证。从利用名人效应的简单陈述到现在声画技巧的谙练运用，将枯燥的药理分析进行形象化的分解与呈示，是我国电视广告表现手段的一大进步。

但我国电视广告制作，比起国外先进水平，还有相当距离。一些缺乏天赋没有广泛知识和扎实专业技能的人制作了一批质量低劣生硬造作的电视广告。这些广告没有商品性能的必要介绍，缺乏特色，更无引人入胜的设计构思，往往只是泛泛而谈一些所谓“用了都说好”、“可管用了”之类不着边际的话。还有一些广告策划所选角度甚是牵强，如广东“威力”洗衣机的广告词违背汉语的基本语法规律和表达习惯，一度理直气壮地高呼“够威够力”，曾使许多学人瞠目结舌；“新飞”冰箱的广告词似乎有些蛮横，试图以贬低同类来抬高自己；“春兰”空调的广告以一句科学家预言来唬人，科学预言被片面强调，久而久之，不知是不是会将空调器的升温功能给平白抹去？大气温度的微变与人的生存时间形成巨大反差，是“春兰”空调可以万代相传？还是非让消费者进行透支？

对汉语言准确性和规范化的侵扰，甚至通过大众传媒以讹传讹，说明一些广告制作者和播出部门无视基本的文化素养和评审机关的失职。至于广告商品的内在质量、避免虚假广告对消费的误导以及如何杜绝不正当竞争在经济领域内的肆虐等等一系列问题，自然也是不应等闲视之的。

上海  顾久进

戚务生的帅印该收该留？

《生活周刊》编辑部：

又一届国奥队进军奥运之梦破灭之后，许多人为之痛心疾首。那难堪的场面、惊人的比分，令无数人挚起了“胜败论英雄”的大旗，向国家体委、向中国足协呼吁：撤掉戚务生，更换主教练。与此同时，来自另一方面音量虽略弱但频率不低、仍让人能听得清清楚楚的声音是：胜败乃兵家之常事。中国队一输就撤主教练，输了这么多年，撤了那么多主教练，也没见中国队有什么起色，若老是输球换教练，今后中国足球队主教练这把“太师椅”无疑于“老虎凳”，谁还敢座？

两种意见，两种倾向，若用我们习惯的辩证法观点来衡量，都不乏道理，但又都难以服众。如果以“胜败论英雄(教练)”，恐怕世界上就没英雄(教练)了。若说“胜败乃兵家之常事”，那体育竞赛的胜负又还有什么意义？

目前，中国足球界正面临着这种矛盾。国奥队在一条道路上几乎是一模一样地两次翻车，上上下下对此都难以理解，主教练的失误有目共睹，一次失败失去4年光阴，其代价不难想象，“以胜败论英雄”，可以说是广大观众对国奥队不满的一种体现。

戚务生是位优秀的教练，国家队、国奥队一肩挑，表明了中国足协和同行们对他的一种信任。国奥队失利，撤掉他当然理由充分，可撤掉他又换上谁呢？仅从90年代算起，就有高丰文、徐根宝、施拉普纳先后被撤换，这个记录已够惊人。但若不换戚务生，明年的世界杯亚洲区外围赛，再出现意外，本世纪内世界第一运动在中国可就真的“暗无天日”了。两年内一位主教练率中国队遭受两次重创，这个责任谁来负？这个责任谁又负得起呢？

前不久陈景润逝世，令人惋惜；那中国足球界的这道“哥德巴赫猜想”该由谁来解呢？善良、忠厚的球迷们于无奈之中又悲哀地期待着。

石家庄长安区  陈富生

中国电影：所有人在干同样事

编辑先生：

应该说，在诸多艺术中，电影是最能够直接打动人并影响普通人们的思想与生活的一项了。贵刊刊登的《进口大片，想起了中国人的梦与玩》一文中，分析了中国电影界及电影市场的某些状况，其中不乏值得我们思索的地方。

确实，尽管大小报纸都在大呼小叫又要有多少部精品电影上市，然而上市后的情形却又多让观众们扫兴。现在假冒伪劣的商品和被广告推出的一些“优质”商品实在是让人难以区分。即使是有几部好的片子，也如同当年的样板戏一样，记者翻来覆去地炒，爱看电影的观众也只好翻来覆去地看，最后也烦了。

在进口大片充斥着北京和上海市场的同时，港台片(更多的是香港片)也充斥着广东的市场。从内容上看，无论是知识性还是娱乐性都显得单调和贫乏，暴力和色情内容的泛滥，使社会的稳定感和安全感越来越差；也使更多的人对电影失去了兴趣；也就使电影失去了本身所应有的意义。总之，中国的电影市场令人感到的是更多的浮躁，缺乏个性和多元化的内容，缺少更高一层次的品味。好像所有的中国人都在干着同样的一件事。

广东汕头  蔡少荣

制片人难斗大腕明星

编辑先生：

在目前不规范的市场经济背景下，“大腕”明星们的片酬索取要求越来越高，电视制片人越来越陷于困境。

据来自北京和广东等地的制片人反映，由于大腕级明星每集片酬已开价到万元以上，拍一部电视连续剧索取二、三十万甚至更高片酬已毫不稀奇，导致拍摄成本居高不下，弄得制片人员叫苦不迭。不少明星还振振有词地举出一些国外演员的高片酬来为自己辩护，寻找依据，还大言不惭地说这是和国际接轨。一位电视制片人气愤地对笔者说：这哪里是什么接轨，简直是“见鬼！”更有甚者，有个别明星将自己和歌星攀比，说歌星一张嘴就是3万、5万，我开价还算客气的。一些电视剧在拍摄过程中，演员对原本谈好的片酬突然变卦，甚至以此对制片人要挟，以追加酬金。制片人忍气吞声地满足其要求，等到全集拍完，一算计，用在人员各项开支上的成本竟占了七、八成，而真正用在电视拍摄上的资金却越来越少。

高片酬目前已形成一个怪圈，我以为，能否参照商业行业的做法，制定一个片酬最高限价。制片人也不能太被动，对个别在拍摄过程中漫天要价、干扰演出而造成损失的罢演演员，应运用法律的武器。我们的社会对球星的犯规尚且有法可治，难道对那些明星就束手无策了吗？

上海常德路  莫尚勤

南方人为北方人生产化妆品

《生活周刊》编辑部：

爱美是人的天性。讲究一点穿戴，美化一下自己的外装潢，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无可厚非。但不少兰州人哪怕是一天吃两顿小白菜或3碗牛肉面，也得把功夫在脸上下足，不得不惊讶她们未免过于“要脸”了。兰州街头浓妆艳抹、炭眉殷唇的艳俗女郎之多，居然在同类大城市里位列到前茅。这些过于夸张便自然堕入滑稽的脸谱们，把油腻腻、脏兮兮作为美、富有和高贵的象征端给观众们，让人们失忆于西部人的朴拙、自然和天真的本色特征。广东那一带的厂家商家们在化妆品上赚钱赚得窃笑，可广东、深圳、珠海那里口袋不算羞涩的女性们却不多人化妆。有岭南的朋友笑着，说破个中奥妙，除了气候上的关系外，她们觉得那样不够划算，糊上一层面具，做人太假。南方人办厂的真目的，是给北方人生产化妆品，因为北方人喜欢起哄，口袋是比较好掏的。

还有一些人犯病，有了几个钱就开始烧包，化妆品尽拣洋的、贵的采买，用上了假货赝品，还自以为得计，摇头摆尾，得意忘形，自我感觉好极了。因为有这样的人，美容换肤业便应运而生空前勃兴。一些男士也不甘寂寞，发起“装扮革命”，宣称男人不化妆是愚蠢，是落后，是“土”。于是，街头油头粉面者多起来，让那些不会使用摩丝和法国香水的人，自惭形秽。于是又有更多的人加入这场“革命”，香味十足的男人在兰州群生。

穿也是。兰州的商人们太聪明，他们深谙一些兰州女人们的心思。广州、北京人不敢穿的东西，他们一个劲往兰州捣腾，知道绝对赔不了钱。所以兰州街上多了一道风景，那便是不少的年轻女人把T字台上的演出服穿了起来，很显示了西部人赶时髦愿望的强烈。兰州以凉爽著称，但崇尚薄、露、透却走在岭南人的前头，让人觉得有些兰州人对自体美有一种自恋情结。

兰州人穿衣服还爱刮风，冒出来个什么，忽啦一两个月，满街都“青一色”，不知这是否文革“黄军装文化”的遗风？有一些人穿衣服还喜欢季节错乱，初春的寒风猎猎中抢先换季，裸胸露背穿超短裙的女郎不罕见，“七月流火”中仔裤战靴的“伪摇滚鬼子”比比皆是，让人感觉这种景象多是吃错药所致。

兰州南河滩  顾柄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