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比赛何时休

中国国家队在商业比赛中获得的奖杯要比在国际大赛中多一些(赵彤杰 摄)  

还有多大的市场

4月9日，北京举行了今年第一场商业比赛，北京国安队战胜了巴西格雷米奥队。当值主裁黄钢在赛后受到了媒介的批评，据悉，中国足协主席袁伟民先生也表示不能用不正当的手段对付外国球队。中国足协的另一位官员在接受电视采访时却维持了他们对裁判一贯的保护，他说，当值主裁虽有误判，但他没有不公正执法的理由。

而一些媒介暗示，存在影响裁判公正执法的可能性。国奥队吉隆坡失利后，商业比赛的市场势必会受到冲击，如果国安队在这场比赛中落败，那么，今年的一系列商业比赛就面临更大的困难。因此，为了保护这个市场，裁判有可能接受某些商业比赛主办者的暗示，帮国安队赢得比赛。

这种推测是符合逻辑的，但中国足协并没有追究此事的意思。当值主裁黄钢在甲A联赛前两轮的比赛中没有露面，这是很有“特色”的一种处理方法，不是针对问题去了解和解决，而是化解。

但是，商业比赛的主办者要面临更大的压力却是不争的事实。在国安队与格雷米奥队交手之前，主办者在工人体育场连续搞了两天“万人签名支持国安”活动，这是促销门票的公关手段。而这一赛事刚结束，下面比赛的承办者就开始了宣传，并将邀请外国裁判作为又一个“卖点”。

应当说，英格兰队的访华是今夏商业比赛中的焦点。其出场费达到了创纪录的40万美元。英格兰队主教练维纳布尔斯在解释为何要球队在欧洲杯比赛前不远万里来华作赛时说，这是因为中国道途遥远，可以阻止喜欢滋事的英国球迷随队出征，而且北京对滋事者严惩不贷的态度，也会使英格兰队能专注于比赛，不受球迷的干扰。

举办这场比赛，其盈亏点应在500万元人民币。这意味着比赛的广告、出售冠名权、门票这三项收入都应达到200万元左右，从近两年大型商业比赛的运作来看，这场比赛仍旧会盈利。而今年的商业比赛很可能就是以这场球达到最高点，至于排在6月份的比赛，恐怕会受到欧洲国家杯的影响而缺乏吸引力。

萎缩的俱乐部

承办去年中国队对桑普多利亚队比赛的天华公司称，那场比赛只赚了80万元。这很可能是一个偏低的数字。今年，天华公司仍承办了5月16日中国队与拉齐奥队的比赛，而中国足协的认证费、管理费已从去年的20万元涨至40万元，场租费、保安费也有上涨，如果去年只盈利80万元，那么今年这项赛事的投资未免风险过大。

今年商业比赛的一大特点是向系列化发展，这包括已连续3年邀请意大利俱乐部队与中国国家队作赛的中意对抗赛，而请来英格兰队的高德广告公司，去年是把英格兰阿森纳队搬来的，他们希望形成传统的中英对抗赛，在英格兰队许诺来华之前，高德公司与英格兰超级联赛冠军布莱克本队已达成初步意向。

事实上，作为全国唯一一座能确保商业比赛赢利的城市，北京应在足球市场的规范化上领先一步。足球走向市场，意味着球队、俱乐部能通过比赛赚钱，而不是把利润拱手让与各种广告公司。

北京国安队在1995年共进行了5场商业比赛，如果由国安俱乐部掌握比赛的主办权，那么有可能每场比赛赚回200万元，全年收入为1000万元。这个数字是去年甲A联赛俱乐部投入的上限，有了这笔钱，国安俱乐部就可以做到“以球养球”，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

现实却与这种设想相去甚远，国安俱乐部的投入资金来自于北京国安实业总公司，投资方只求广告效益而不参与俱乐部的经营管理。因此，俱乐部便没有经营自主的迫切性。但面对火爆的商业比赛市场，北京市足协、俱乐部自然也要分一杯羹，据悉，邀请国安队出赛，除需支付球队的出场费外，还要向市足协交纳30万元的管理费，这与足球改革的思路背道而驰。本来，地方足协、俱乐部应向经营实体转换，现在却因握有球队的管理权而向经营者多要钱。

在足球比赛的市场中，担任主角的应是俱乐部。这才符合足球职业化的理论，但目前的情况是俱乐部的萎缩。

济南泰山队去年获得足协杯赛冠军，有资格代表中国参加亚洲优胜者杯的比赛。但是，他们却放弃了参赛机会。

上海申花队主教练徐根宝认为，商业比赛可以有选择地打，而甲A联赛才是更重要的。今年，他们将参加亚洲俱乐部杯的比赛。为确保联赛、足协杯赛、亚俱杯赛全面出击，申花俱乐部在4月底又聘请了三位法国球员。应当说，徐根宝的选择更符合一个职业俱乐部应有的竞赛体系。

在欧洲，各国职业联赛的后半段，排名靠前的球队都竞争得相当激烈，他们所争的不过是欧洲联盟杯赛的资格。联盟杯、冠军杯、优胜者杯构成了欧洲俱乐部球队的另一套竞赛体制，可以为俱乐部带来更多的收入。如果我们的俱乐部不能在亚洲的比赛中与韩国、日本及西亚的俱乐部队交手，那无疑是个巨大的损失。济南泰山队放弃参加亚洲优胜者杯的机会，而要与拉齐奥队打一场无关紧要的友谊赛，这就说明了我们的俱乐部是怎样的乏力。

北京国安队对巴西格雷米奥队(张燕辉 摄)  

联赛是第一位的

甲A联赛开战两轮过后，仅积1分的北京国安队主教练金志扬在北京电台的直播间里接到了一位球迷的电话，球迷对国安队的表现大为不满，称国安队的实力应在第3名，如果金志扬不能达到这个目标，就不是一个称职的教练。

这时候的球迷已忘了国安队击败格雷米奥后的兴奋，而对状态不佳的国安队忧心忡忡。在4月9日的比赛中，国安队主力高峰受伤，5天之后，国安队赴昆明打八一队，高峰只作为替补上场。这场比赛失利后，金志扬承认，球队刚打完一场国际比赛，又上高原踢球，身体难以适应。

国安队主教练金志扬去年就面临这样的评论，说国安队打商业比赛过多势必会影响联赛的成绩，而金指导却认为即使受影响也认了。诚然，作为教练，金志扬把一支球队技战术素养的提高放在首位无可厚非，但甲A联赛应成为足球市场中最主要的赛事也不容置疑。

单就一场比赛的经济效益而言，我们所谓的职业联赛，其广告收入、门票收入远不如一场友谊赛性质的商业比赛，这种奇怪的现象就已反映了足球市场的不规范。遗憾的是，中国足协对商业比赛的控制又显得缺乏力度。今年3月，足协的一位官员称，1995年的商业比赛过多，1996年将有所控制。一个月后，足协官员又称，今年的商业比赛规模将与去年持平。事实上，人们有理由怀疑，能从每场商业比赛中拿走40万元管理费的中国足协是否真正愿意减少商业比赛的数量。去年8月，乌拉圭佩纳罗尔队访华，中国足协称之为1995年最后的一场商业比赛。但是，这“最后”之后又来了哥伦比亚队和韩国大宇队。

5月份，中国国家队要在北京接连打两场商业比赛后再赶往荷兰与荷兰国家队交手。这样看来，甲A联赛第6、第7、第8轮的比赛势必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中国足协副秘书长张吉龙先生说，国外足球的先进经验表明，提高足球水平以本国联赛为本，如果商业比赛呈无限制的发展状态，势必影响我们正在进行的代表中国最高水平的甲A联赛。然而，抽调国家队队员打商业比赛又将如何解释呢？

张吉龙先生说，今年组织的商业比赛将以国家队为主，目的是为了让国家队备战年底的亚洲杯决赛和明年的世界杯预选赛。

与此相呼应的是，部分商业比赛的主办者也认识到，邀请国家队出赛更有市场号召力，而且可以免去向地方足协交纳的费用。事实上，中国足协对商业比赛权力的控制已使他们的角色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他们要向俱乐部参与的商业比赛收取管理费，一方面又可以任意从俱乐部中抽队员，这已从根本上抹杀了“协会”服务于会员的宗旨。并且，中国足协自去年推出商业比赛的一些规则外，又计划在今年年底出台若干文件，对承办单位资金、场租、门票收入作出规定，这种对足球市场的全面介入表面上看是规范市场，而实质上，中国足协同时作为各类商业比赛主办者和足球市场的职能规划部门，已形成了不合理的权力集中。 中国足球北京国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