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12）

贵刊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关注，希望能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保护环境从某种意义上比追求发展速度还要重要。我们要是没有了危机感，就可能丧失自己的家园。

北京 林志清

怎样应付犯罪?

编辑先生：

过去好友欢聚，谈的最多的是“反腐败”，如今除“反腐败”照旧要说外，最热的话题是安全。

先说深圳宝安劫车杀人案、广东番禺劫钞案、兰州持枪杀人案、李佩瑶被害、河南新乡绑架、拐买妇女案等等，再说身边发生的种种案例，一时竟有人发出感叹：“唉，生命原来像只蛋壳。”

不知怎的，现在的案子特邪乎，罪犯都是“大手笔”：贪污受贿，挖出一个就是几百上千万，几万、十几万的从老百姓这儿就觉得没多大；要说杀人，杀戒一开就连杀几人，宝安一案数犯均为漂亮女子，杀人竟也不眨眨眼；枪患日趋严重，罪犯武装相当先进；入室偷盗案瞄准没有警卫的大人物和富人住宅……与此同时，见义勇为者日益罕见，他们的处境也相当困难。

过去我们对犯罪的了解多来自媒体，而今越来越多地发生在身边：一位朋友的亲戚是出租车司机，拉着一帮人转了一天后被杀；另一位朋友一次被偷走数千美元和数千人民币，家境并不宽裕的她大病一场；还有一位朋友傍晚7点左右购物回家，在很宽的马路上遭人打劫，她人高马大与恶人扯作一团，路人问她怎么一码事，那恶人竟抢先说：“我们两口子的事。”

今天我们的生活氛围，越来越令人提心吊胆，老人怕孩子被拐卖，丈夫怕妻子遭色狼，妻子怕丈夫被抢劫，人与人之间打交道也先存半分戒心。我去看望朋友，晚间乘出租时，他总是仔细记下车号，骨子里怕司机。某晚11点，丈夫打车回家，司机犹豫地停下车，判明是单身一人且长相不恶，才拉上走人。他说：“吓怕了，得小心点。”到家后，丈夫说，其实我比他更怕，这包里装着刚拿到的一笔稿费哪!

我们该怎样应付犯罪，《生活》应该帮我们找出答案。

北京  毛毛

《生活周刊》不要炒冷饭

编辑先生：

从复刊后所出的几期《生活周刊》来看，你们是努力想把它办成一份高档刊物的。我想这所谓的“高档”，并不仅指华丽的纸张，漂亮的装帧、精致的印刷，更主要的是指它的内容，它所刊载的文章应追求具有较高的文化品味，独到的见解、较为精辟的分析及一定深度的思想。从题材的选择到文章的行文，都应力求体现这一较高层次的追求。

据此我想，对于那些时效性较短的热门题材的炒作，贵刊是否应避免，除非文章能做更深一步的挖掘，否则就会降低刊物的档次。从技术的角度讲，这也非你们这样一个周刊杂志(现还是双周刊)之所长。就以第四期为例，封面故事所写的京城停电事件发生于1月19日，而你们的刊物出刊已到2月29日，等到读者手中已进入3月份，事件过去已40多天了。与此相对照，《科技日报》早在1月27日就已对此事作了详细报道，2月16日的《北京日报》又以半版以上的篇幅作了转载。虽然你们有自己的深度，但还是有隆重地炒了次冷饭的感觉。

也许你们是既想办一份高档次、高品味的刊物，又怕过于阳春白雪，以至于曲高和寡，影响了订数。但我想，你们应对读者建立信心，只要你们坚持办刊宗旨，注重文化品味，所刊登的文章有新颖、独到的见解，就能形成自己的风格，办出自己的特色。你们应对自己有信心，逐步努力，去改进工作，但绝不应放弃所追求的目标。所幸你们现在已有了一个较好的开始，只要坚定信念，坚持做下去，还是很有希望的。

说了这些，无外乎希望《生活周刊》这份我所喜欢的刊物越办越好。

北京  宁西

 保护自己的品牌

编辑同志：

贵刊发表的《商标：正在注册》一文，足以提醒广大企业对自己品牌的重视。我国哒十几年。正在走发达国家几十年所走过的道路，从一切围绕一个中心的计划经济一下子走进市场经济，往往是脚迈进了市场，大半个身子还关在市场门外。从报上见到苏州电视机厂的“孔雀”商标以315万美元买给了菲利浦新加坡分公司，便“菲利浦”吃掉了“孔雀”；“天府可乐”把60％的股份转让给“百事可乐”，使“百事可乐”吃掉了“天府可乐”；而我们天津的“金鸡”鞋油，1000万元卖给合资后，也渐渐在市场上销声匿迹。

联想到“红塔山”被菲律宾商人抢注，“嘉陵”被印度的一家香港公司抢注，真使人感到商场就是战场。国外的不少跨国公司利用我们商标意识的淡薄钻了我们的空子。

很显然，在未来世界经济格局的角逐与竞争中，品牌的意义越来越重要。一个缺少自己的品牌的国家，一方面难以在国际市场立足，另一方面仍可能会受到人家的钳制与欺侮。我们应该下大力气呼吁保护我们自己的企业名牌，除国家有关部门应各尽其职，企业负责人应提高意识外，还应加强产权的保护立法，对在出卖品牌中捞得个人好处者应予严厉惩处。

天津 沈康林

 如此规定，我不理解

编辑先生：

去年国务院颁布了《汽车工业产业政策》，在其第三条中，明确提出我国轿车产品发展的重点是经济型轿车；而中共中央在去年颁布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也明确提出：“汽车工业，重点发展零部件、经济型轿车和重型汽车。”但也就在今年2月初，北京市出台一项交通管理规定，却规定自2月12日起，在北京市三环路以内，对吉普车、旅行车、轻型小客车、微型小客车(排气量不足1升者)按单双日实行单双号限行。

我以为，这项规定，被限制的汽车90％以上是夏利、北京2020系列、奥拓、长安、大发、松花江、昌河等国产经济型汽车，而大排量的豪华轿车及绝大部分进口轿车都不在限行范围之内。国际上，在发展中国家，普遍采取对进口汽车进行限制，以扶持民族汽车工业。我国的国家政策亦是如此。在发达国家，则多采取高税收政策来限制大排量、高油耗的豪华汽车。而北京市这项政策限低不限高，限内不限外，令人不可理解。现在我国的轿车购买地主要在大中城市，而全国的大多数大中城市都存在着越来越严重的交通堵塞问题。如果各城市也制定这般政策，不难想象对中国的汽车工业将是怎样一个打击。而国家的《汽车工业产业政策》也将因难以落实而成为一纸空文。

实际上，“2．12规定”实施之后，北京市内交通堵塞依然严重，未见大的缓解。而在老百姓中却引起不满，因为受到此规定影响最严重的就是普通百姓。“2．12规定”使交通流量降低了7．2％，但北京市目前的汽车保有辆往多算是90万辆．其7．2％，也就是6．48万辆。以北京市每月1万多辆汽车的递增速度，顶多半年，这项规定昕产生的减少了7．2％的汽车流量的成果，又会丧失殆尽。届时，不知又会出台什么措施?是让这些已受限制的汽车白天不许进城呢，还是把受限制汽车的排气量提高到1．6升，甚至2．0升呢?

为了缓解城市交通堵塞，采取一定措施限制交通流量的做法完全可以理解，也是必须的。关键是这样的措施应从遵守国家产业政策和维护普通百姓的利益出发，应是限高不限低，至少，也应是公平对待，既限低也限高。

近日看到有关报道，说此事引起正在参加“两会”的许多代表的争议，已有代表提交了有关提案。我心想也许不久的一天，这种令人难以理解的规定不会再维持下去，这样类似令人难以理解的事情会越来越少。但愿如此。

北京 马江天

 导演不该替代观众

编辑先生：

影片《红天鹅》独出新裁的让观众参与修改，炒得沸沸扬扬，在影片之外又演出了一场请君入瓮的戏。从新闻媒介上来看，这出戏真比影片本身演得出彩。

搞新闻出身的古榕似乎总能给自己的影片找到出人意外的新闻“卖点”。《红尘》搅进了一场官司，《红天鹅》又红(哄)上了观众。诚然，这带有商业渗透的市场炒作本也无可非议，但紧接着又风闻这一前一后的影片，有的将入选西柏林电影节，有的欲参加美国奥斯卡电影节展映。细一打听，纯系子虚乌有。而这类老王卖瓜式的舆论导引，好像又有些“修改”得过份了。在这样精心策划好的宣传攻势下，人们仿佛早已忘了影片本身的艺术价值。

一部影片的声誉如何，毋庸置疑要凭自身的艺术感染力。在此基础上再加进一些新闻佐料，也是情理所致。但如果将两者的本末倒置了，导演替代了观众(尽管他口口声声说让观众成为主人)，当导演遮掩住影片“热点”过去之后，观众是否会感到受到了愚弄?以后是否还会接受这样的“京剧脸谱”?

不管你怎样微笑地说，此举绝无商业上的考虑，也不管你怎样让观众猜谁会拉小提琴，观众最终是要听到一阕绝妙的“乐曲”。

北京 赵正平

关注工薪旅游

今年春节，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居民纷纷“旅游过新年”，其热情之高，出乎旅游界人士预料。各旅行社推出的国内线路，无论长短，乃至出境线路，都爆满，其中工薪一族占了较大比例，这无疑给业内人士打了一剂强心针，看到了日后的广阔市场，真正是个开门红。

旅游之所以能在短短时间内成为广大工薪阶层的首项休闲选择，时间和金钱这两大因素缺一不可。随着双休日的实行，他们的闲暇时间增多，旅游便成为永恒的主题。而个人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工薪族的财力已能负担旅游费用的支出。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城镇居民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报告计算，我国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49．9％。该系数是指一国一地居民的食品支出占其消费总支出的比重，是国际上通行的衡量国民生活水平的参照系数。该系数与国民生活水平的高低成反比，即恩格尔系数越低，人民生活水平越高。在国际旅游界有一种说法，恩格尔系数在50％以下，国民就有国内旅游的条件；在30％以下，国民就有出国旅游的条件。以上数据为工薪旅游的兴起提供了佐证，“衣食足，思游乐”。

在当今世界上，休闲权已被列入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之中，为此还制定了《消闲宪章》，宣称“无论在城市和乡村，闲暇都是重要的。它为人们提供了基本才能的发展条件：意向、知识、责任感和创造力的自由发展。”由此可见，旅游作为满足人们不可缺少的精神需求的重要形式，正焕发出更加夺目的光彩，《生活》似应对这种时尚予以关注。

北京 孟朴

牛津回报马拉多纳什么

尊敬的编辑先生：

我是一个热爱足球运动的哲学教授。我常跟学生们说，对足球我是相见恨晚，对哲学却是相见恨早。年轻时足球若像现在这样热闹，我就踢球去了，成不成中国的马拉多纳不知道，至少哲学界会少一个平庸的教授。

因为关心足球，所以对马拉多纳到牛津大学演讲一事深有感触。按某种标准说，马拉多纳太不象话了。他时而吸毒、贩毒，时而服用兴奋剂、时而用气枪子弹射击采访他的记者，甚至还弄出上帝之手那种扫兴事。可是没办法，尽管他有时让人失望，我和全世界亿万球迷还是那样是非不分地喜爱他。体育是个充满生命激情的世界，马拉多纳是这个世界里非理性的体育天才，没办法用常理规范他，他美妙的球技让人们原谅他的一切。生活在这个拥有马拉多纳的世界里，我有一种无法用言语描述的满足。我把他看作人类非理性生命情绪的代表。

可非理性的马拉多纳站在以理性精神著名的牛津大学讲台上，会发生些什么呢?

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以为马拉多纳到牛津，是一个世界在另一个世界中出现，他从非理性生命世界走到了理性的智慧王国。这既是一个人与人的交往，又是一个世界与另一个世界的交融。

无情的历史终于使人类走到了理性压抑非理性的时代。人们大脑极为发达，肉体却极大萎缩，丰满的人生在理性之重压下干瘪无力。于是苦恼由此而生。本世纪哲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如何把非理性从重压下解脱出来，如何让人们找到回家的路。马拉多纳来到牛津，就是把活着的哲学带到孤寂的殿堂，把充满生机的生命激情带到谨严僵化的理性世界。我敢肯定马拉多纳头脑里没有什么哲学素质，但他生动的肉体里，却弥漫出地道之哲学意味。他是体育的象征，更是生命的象征。在这个充满理性的世界里，早已感到压抑和痛苦，人们呼唤生机，呼唤热情，呼唤冲动，呼唤我相见恨晚的足球。

马拉多纳在牛津首次承认了十年前的那只“上帝之手”，这是非理性向理性的敬礼；那么牛津大学的教授们呢?他们拿什么回报马拉多纳?

广州 李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