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为何50年后又打败仗？

文·刘君梅

悼念奥斯维辛集中营300万亡灵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日子。战后50年，我们看到一幅关于日本的漫画：在日本的机场，每一个正待出口的集装箱上都写着：APOLO-GIZE——道歉。

这是日本最应该“出口”的东西。

另一幅题为“日本人应该经常嗽口”的漫画，反映了令人不快的现实。

1995年冬天，日本总务厅长官江藤隆美亵渎历史的讲话激怒了韩国朝野，使日本外相河野洋平的访韩计划受阻，拟在大阪举行的日韩首相会晤难以实现，亦给APEC首脑会议带来阴影。江藤隆美被迫下台，是因为韩国以至全亚洲的强硬态度，因为，日本政府原来并不准备因此事让江藤辞职。

更令人吃惊的是桥本龙太郎。这位“遗族会”会长、“大家都来参拜靖国神社之会”会长，当选日本第一大党自民党总裁后，公然否定侵略战争的性质。

这些并非所谓“村山内阁多起‘失言’现象”。

比照同为二战战败国的德国，我们不难找出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的根本原因。

战后的德国，凡与纳粹有关的人物绝不能担任政党领袖及部长，当年反纳粹的政治家多成为德国政治领袖。与此相反，战后的日本不但从未有反军国主义者当过内阁大臣，战争支持者反而多次出现在政坛。有甲级战犯嫌疑的岸信介竟出任日本首相，另一位首相中曾根康弘亦是主战派。

军事科学院军史部的支绍真认为：这是当年东京审判不彻底留下的祸根。美国为了将日本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保留了日本天皇，很多战犯没有得到应有的制裁。

执政党内存在军国主义遗毒，使日本对于侵略战争的态度与德国截然相反。70年代起，德国总理勃兰特、总统魏茨泽克等明确承认德国的战争罪行，向世界各国反复陈诉德国对发动战争的悔意。而日本政界的坂垣正、藤尾正行、奥野诚亮等人却至今高喊“太平洋战争是一场解放亚洲的战争。”德国为了制止纳粹复辟，明文规定不得从事纳粹活动或散播纳粹思想。1994年，他们修改了《刑法》，对否认历史上屠杀犹太人的言论可判3到5年徒刑。而在日本，右翼势力甚至有自己的阵地和杂志，如《全貌》、《动向》、《民族与政治》，成年累月发表否认“七·七事变”、南京大屠杀罪行的言论。

当政者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民众的心态。负有大屠杀罪名成为德国的阴影，甚至影响到未来，这是今日德国创伤的一部分，明显且深重。对德国人来说，爱国是一种复杂的情感——保留民族自尊心、自豪感的同时，必须警惕回到罪恶的老路上。柏林民众曾以蜡烛排成“不再重蹈复辙”的字样，抗议德国的排外风潮。来自日本的消息则十分丑恶。92岁的加濑俊一50年前曾到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上出席日本战败投降签字仪式。50年后的今天，他却反对日本国会通过“不战决议”。在加濑等人煽动下，超过450万的日本人在“反对道歉”的请愿书上签名。还有273名国会议员也表示支持。

对于日本普通百姓而言，“受害者”意识强过加害者意识。这是自民党在战后38年执政中(1955—1993)苦心经营的不正确的历史观，它扭曲了民众心理。

战后出生的许多日本人几乎是在对历史的无知状态下长大的，不是日前村山在日本政府中首次承认日本在二战中使用过毒气，他们怎么会知道50年前世界上还有罪恶的“731”部队!

鲁斯·贝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一书中强调，“如果没有看到自身罪恶，便没有羞耻感。”这正是日本的症结所在。

不觉得还欠着账，“赔偿”问题上，便是始终没有真诚而积极的行动。

德国于战后即颁布《联邦补偿法》。这项高达900亿马克的补偿金是政府的个人的战争补偿，受害者不分国籍可依法提出补偿请求。这项法案在德国统一后仍沿用。至今，德国每年仍对以色列支付庞大的战争赔偿金。1992年3月，德国对波兰设立5亿马克的被害者救济基金，近年又陆续对捷克、俄罗斯及东欧诸国等支付战争赔偿金。

我们再回到日本。美国人鲍尔·米德梅特在《日本仍然有健忘症》一文中尖锐指出，“这个国家没有赔偿的想法。”

在战后50年的日子里，日本人没有反省历史罪行并抓住时机重塑形象，而是时时揭那些尚未因时光流逝而弥合好的战争伤疤。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冯昭奎教授说：“50年前日本在军事上失败了，50年后，日本不能正确对待历史，在外交上又打了败仗。” 二战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