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斌不是沈太福

（文 / 方向明）被押进法庭的邓斌，她的眼神，说不清是漠然还是茫然

这个57岁的平常女人，凭什么闹出了一个震惊世界的事件

邓斌：这个女人是个谜

8月23日上午9时，邓斌带着手铐，被两名女法警押上法庭。她一脸寒气，没有顾盼，眼神说不清是漠然还是茫然。

此时此刻，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容纳400人的法庭内座无虚席，门外则人山人海，人们都想一睹这位非法集资32亿的中年女人，想知道她如何从声名赫赫变成罪责累累。

死神的阴影笼罩着邓斌，她早已知道自己死罪难逃。在受审期间，她不止一次要求判自己死缓，她说不是因为自己怕死，而是被枪毙后家人脸上不光彩。真可谓“死要面子”。

面对威严法官，面对睽睽众目，面对死神降临，邓斌一脸冰霜。她语调木然地应答着法官的提问，她承认自己干了非法集资，但不承认是主要责任者，也不承认集资了那么多钱。在法官逼人的追问下，邓斌哭了，硬咽透着委屈。

但是，铁证如山。无锡市检察院年轻的主控官陆剑凌宣读起诉书时称：1989年8月至1991年8月，邓斌在任深圳中光公司驻无锡办事处主任期间，非法集资3.79亿元；1991年8月至1994年7月，在无锡新兴公司任总经理期间，非法集资28.39亿元，两者总计集资额达32.18亿元。截止案发时，尚欠集资本金16.99亿元，扣除新兴公司拥有的债权、产权、股权等，仍亏空10.76亿元。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邓斌的集资手段并非高超。她以联合经营“一次性注射器”、“医用乳胶手套”、“丝素膏”等商品为名，与他人签订“合作协议书”，由对方出资她经营，出资方可以每月得到5%，一年得到60%的回报率，而且可以随时提走本息。其实，邓斌根本弄不到上述商品，故一笔生意也没做，她所玩弄的资金游戏正如一副对联所书：“拆东墙补西墙，墙墙有洞；借新债还旧债，债债不清。”

在开庭的最初阶段，旁听者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邓斌是以一种常见的集资手段，以高出银行存款利率33倍的回报率为诱饵，干成了中国头号非法集资案。因此，人们只能做出一个推测：邓斌一定是个无比聪明且无比能干的女强人。

人们想错了。据审讯记录和笔者调查，邓斌现年57岁，文化程度不高，原籍为江西樟树人，其母是青楼女子，其父为国民党伪江西省省长，解放后被镇压。邓斌生下仅3天，其母便被抛弃，遂带她落户无锡。非法集资前，邓斌是无锡市变压器厂工人，因其夫是海员，她常吹嘘老公能从国外买回便宜的“大件”。当有人出钱托她买东西时，她为顾全面子竟自己倒贴钱到街上买；实在贴不起，她便把这家的钱用到那家，最终露出马脚。派出所因此两次对她的诈骗行为进行处理，工厂也给她以留厂察看两年的处分。1984年，邓斌在46岁时提前退休，在街道办的小杂货店卖卖酱油，看看电话。

从其履历上看，邓斌一直生活在社会下层。据熟悉邓斌的人介绍，她家庭没什么背景，本人社会关系也不复杂，家道不富裕，根本没什么资本，长相也算不上漂亮。一位与她共过事的李先生这样评价：“我死也不相信，邓斌能掀起这么大风浪，她不过被人推到那个位置。”

从两件小事上，可以管中窥豹：其一，在对邓斌住宅搜查时，搜出价值214万的财物，但未发现一本书。其二，邓斌受审时，她竟认为自己只集资8个亿，因为她根本不懂财务，索性撒手不管。

如果说邓斌的非法集资是精心策划的，那是高抬她，她是不知不觉地上了贼船入了套。1989年8月，邓斌结识深圳中光公司总经理李允若后，俩人欲做一笔空调压缩机生意，由邓负责搞货，李负责筹钱。当与深圳四维公司签订联营协议时，对方同意出资152万元，但要求每月按利率6.5%分利。

这是邓斌第一笔非法集资，拿到四维公司这笔钱，她根本没去经销空调压缩机，反倒觉得这样弄钱更容易，由此拓展“集资业务”。

邓斌曾供认自己犯罪动机：“1989年前，我是借钱做生意；后来借不到钱，就与人搞联营，由别人出资金。我也不知道该给人家多少利。过去曾做过一笔外贸生意，资金周转要45天，赚了18%的利润，所以许诺给人家两个月付10%的利。”仅凭这一点经验，邓斌就无所顾忌干起来。

起初，邓斌只想集资1个亿，后来要办实体又想集到4个亿，而到底集资多少，她一直糊里糊涂。直到1994年春节，众多的讨债户逼上门来，她才感到可能不止4亿。据邓斌的供词交待：“我开始以为有了钱，就可以做生意赚更多钱。后来生意做不来，就想办实体牢靠点，至于能赚多少利润，够不够还本付息，我一点也搞不清。我不懂呀！”

在无锡市审计局审核邓斌集资帐目时，一位审计人员曾不禁感慨：邓斌手中有几十亿资金周转，如果她稍懂一点经营，也不会如此迅速垮台，而且垮得这么惨。

根据新兴公司财务运转报表分析，邓斌的集资高潮是1992年底至1993年初。可半年后，便周转不灵，不能按协议还本付息。无锡人不会忘记两场盛景：1991年8月8日，新兴公司成立那天，邓斌摆出150桌酒席，宴请各路诸侯，每人发一个288元红包，这瞬间辉煌曾光耀无锡城。然而，两年过后，1994年春节前，新兴公司院内，每天停满二三百辆豪华轿车，各路讨债大军兵临城下，办公室里甚至走廊上挤得满满当当，大哥大林立。

对于邓斌的个人才能，最高人民法院一位参与调查的法官，有一个十分准确的判断：“原以为邓斌有过人之处，可最后发现她很傻，而且不是装傻，是真傻。”

简直不可思议，像邓斌这样素质和经历的女人，竟能闹出一个举国哗然、世界震惊的事件。可她干了，而且干成了。

在邓斌家中，供有好几处佛，而且搜查出42捆香，其熟人说邓斌对佛很虔诚，终日香火不断。难道邓斌的惊天动地之举，真有神仙暗助？

人们也许还记得，当年沈太福非法集资致使10多万人上当，是因为有一批高智商的人精心策划了一个大骗局。那么，邓斌凭什么？是她骗术更高手段更辣，还是无锡人更轻信更短见？反正，事实证明了一点：邓斌比沈太福骗的钱更吓人。

在邓斌家中搜出价值200余万的财物，图为邓斌的卧室和客厅

邓斌和沈太福集资概况比较

邓斌和沈太福诈骗手段比较

邓斌与沈太福团伙结构比较

邓斌网罗的骨干队伍

注：据调查，真正在邓斌案中起了巨大作用的是一批小人物，他们充当着中介人、介绍者的角色，在邓斌非法集资的前期，拉来了12.78亿元集资款。无锡人把这百余之众戏称为“四大名旦”、“四大专业户”、“四大家族”。

8月23日，赤日炎炎下守候在法庭外的无锡人。你能从他们的表情中读到什么？

警钟为谁而鸣

无锡人素以精明著称。在无锡，时常可以听到这样的戏言：无锡有3大特产——油面筋、酱排骨、泥人。油面筋外表个大里面皆空，酱排骨味道虽美却骨头居多，泥人活灵活现可却是泥捏的。此话略有贬意，但却透出无锡人的精明：以最廉价的原料，赚取最大的利润。

然而，精明的无锡人却在邓斌身上栽了一个大跟斗，而且栽得荒唐。

精明的无锡人流下一把荒唐泪

有一家企业集团在1992年亏损500多万元，于是千方百计寻找合作单位试图扭亏。当听说新兴公司社会集资利息很高，又有北京市国家某机关作后盾时，便多方托中介人找邓斌和李明，并许以中介人5%的利息作回扣。1993年1月，这家集团的总经理在北京国家某机关找到处长李明，李明大包大揽地说：“你的那点亏损算什么，你组织钱到邓斌那儿，保证扭亏。”由此，这家公司先集资1000万元，来了个投石问路，结果按月得到利息。此后，这家集团放开胆了，向其它单位和金融机构拆借大笔资金，又通过企业内部职工筹了一笔款，一并投进新兴公司，总计6200万元。数月过去，这家集团共得利息812万元。正在这家集团为扭亏而欢天喜地之时，沈太福案发，其总经理颇为担心，便想撤资，便再次进京找到李明，得到的回答是：“我们不是长城公司，决不会资不抵债。”这家集团又放下心来，直到邓斌被捕，才悔之晚矣。如今这家集团因参与集资直接赔本806万元，还未算所筹资金的利息，以及利用集资款进行经营将产生的利润。更可笑的是，另一家公司的总经理先后投入1615万元。当她亲自跑到北京找到新兴公司的上级——兴隆公司，才发现根本就没有一个大公司的规矩与气派，方知上当。她至今后悔，为何当初没有到北京摸底。还有一位组织集资的镇党委书记，开始一直犹豫不决。后来邓斌安排他见了一次李明，他曾一再追问李明怎么会有如此高的回报率，李明回答：“我们做的是秘密生意，利润极高，但不能对外乱讲。”这一句话立刻打消了镇党委书记的满腹疑虑。

当然，上当受骗者不止于此。据调查，参与邓斌集资者共有7个省市的368个单位和31名个人，其中无锡地区有298个单位，31名个人，参与集资25亿，占邓斌集资总额80%。到邓斌东窗事发，无锡有195个单位与10名个人血本无归，全额达6.8亿，占邓斌所欠亏空的64%。要不是清退小组追回新兴公司的债权债务及所付利息，偿回了87%的本金，不知有多少人倾家荡产。

无锡新兴实业总公司外景（方向明摄）

又据无锡市清退小组调查，无锡参与集资的298个单位，只算名义上的一级集资单位，这些单位的集资款也是募集来的。无锡地区间接参与集资的个人估计有三四万之众。所以，在1994年春节，无锡曾出现一副对联：“怨声哭声漫骂声，声声刺心；国债家债企业债，债债逼命。”横批是：“还我安全！”

把邓斌案与沈太福案比较，我们可以发现：沈太福案是一批高智商者的团伙犯罪，其预谋缜密、设套巧妙为建国以来罕见，而且其非法集资几乎险些“合法化”。可邓斌不仅个人素质不及沈太福，网罗的犯罪团伙也是一群乌合之众，而且所采用的欺骗手段也是常见的，却在沈太福案暴露后，继续非法集资一年多，实在让公众瞠目结舌。

以邓斌个人和犯罪群体的素质，及其并非深厚的权力背景，能干出如此大案，本身就是一场荒唐。可为什么有那么多投资者会相信这一荒唐，从而制造出更大的荒唐？

悠久的集资传统反误无锡人的精明

对于这么多人卷进邓斌案，无锡市财政局一位副局长并不惊奇：“在我们无锡，民间集资不仅有悠久传统，而且现在很盛行。”

有史可考，从明代中叶以后，无锡就是商品流通发达地区，当时全国富豪有个排队名单：“屈指天下富豪居首者凡17家，所谓17家者……无锡有邹望者将百万。”除邹望外，在无锡还有一批大大小小的富豪。到明末清初，这些富豪的银两便转化为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促使资本主义萌芽产生。那时候，无锡富人有三大身份：富商，作坊主，高利贷者。

至民国初年，无锡的典当业与银行业已成规模，当铺、钱庄、银号已有三四十家，这时开钱庄负有盛名的是周舜卿、祝兰舫、唐晋斋，还有现任国家副主席荣毅仁的长辈荣宗敬、荣德生。在那个时代，无锡望族的发家之路大多为：先合伙开钱庄聚集资金，再投资商业赚取利润，然后以更大资本创办实业。

由此可见，无锡的民间融资确有历史渊源。正因有此传统，改革开放之后，民间集资重新复燃，而且风气日盛，许多乡镇企业以及小城镇建设均仰仗民间集资。如果用“大意失荆州”来解释邓斌案投资者的心理，似乎轻描淡写了。民间集资的悠久传统，既传袭了无锡人的投资意识，又熏染了一部分人的投机心理。在邓斌非法集资中，确有一批人发了财。一种人是中间人，他们介绍集资从邓斌手中拿走一份奖赏，反过来又让投资者让出部分利息而吃利差。另一种人是早期投资者，他们在邓斌集资尚未红火时，断定如此高的利息自有后继者，于是狠狠押上一笔赌注。甚至有人专雇眼线，买通邓斌的财务人员通报财务状况，一旦发现邓斌进帐的款项渐少，立即连本带息提款。还有人推算出一个最佳投资方法：如果把本金放入一年，只可得60%利息，不如两个月一分利时，连本带利取走再做本金投入。这样本息一起滚动，一年可获利息达67%。

还是那位财政局副局长有一个总结性分析：在邓斌案的投资者中，大致分两种人——一种是真信邓斌的生意能赚那么高的利润，另一种人是根本不信却炒作一把。在无锡，很多人明知一些民间集资不保险，反倒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因为风险越大暴利越丰。他们的操作方法是，赶潮头不赶浪尾，捞一把就走。而这些弄潮儿又起着义务宣传员的作用，如果后继者越众，他们的钱就越保险。商品经济就是这样，给各种人提供各种机会，良心与道德的力量难以约束。事实证明，无锡人的集资传统给邓斌案推波助澜，但也淹死了不少会游泳者。

政治幼稚病腐蚀了无锡人的铠甲

无锡集资案是建国以来发生的一起罕见大案，是一起严重违犯国家金融法规的特大投机倒把案。如果没有官员的腐败，邓斌绝对掀不起这么大的风浪，也不会对公众有如此的欺骗性。

收人钱财，替人效力。北京市国家某机关的少数官员的确为邓斌办了几件实事：1991年8月，让邓斌独立成立了无锡新兴公司，直接隶属北京兴隆公司，李明任董事长，邓斌任法人代表和总经理。同时，给邓斌颁发了北京市国家某机关的正式工作证，使这位街道老太太摇身一变为国家处级干部。还有，当邓斌大肆集资时，北京市这几位官员多次下无锡，为她当吹鼓手。讨债大军逼上门来，纷纷起诉到法院后，这个北京市国家某机关又至函无锡市有关方面，为邓斌充当保护伞。

如果客观分析一下这个北京市国家某机关的作用，我们不难发现：虽然他们给了邓斌一个新兴公司的牌子，给了邓斌本人一个名份，并充当了肉喇叭与挡箭牌；但由于并非主管经济的实权部门，与无锡市地方政府又无必然工作联系，因此它的势力并非神通广大。尽管邓斌利用这杆大旗，欺骗了一批人吓唬了一些人，可她的这张权力网与32亿的集资款并不相称。人们怎能相信，集资32亿的邓斌的后台，仅仅是北京市的一个局级单位。反过来说，就凭这样一个后台，邓斌竟然闹出建国以来最大的非法集资案。虽然滑稽，但是事实。

4月30日查封的邓斌的家。启封时，后人会看到什么？

从细节方面讲，邓斌及其后台早有蛛丝马迹。邓斌在集资中常常亮出她的“正处级”派司，但竟没人产生一点怀疑。而邓斌在拿到这个派司时，自己都觉得可笑：“女干部退休年龄为55岁，我都过了这个年龄，又是个退休工人，反倒成了处级干部。”

“秘密生意”的传说曾打倒无数人，此风声在无锡一传开，立刻引出无数猜测。中国人天生有一种神秘感，越神秘的事越有人信。但无锡人也不想想，一个街道老太太出身的邓斌能这么神秘吗？

在李明的口供中，还有这样一件事：当邓斌仰仗深圳中兴公司总经理李允若干起非法集资后，李明曾调查过一次邓斌，而邓斌公司所在地的区领导，却替邓斌打起保票，说邓斌做外贸生意很有路子，利润很高。更滑稽的是，邓斌还是这个区的政府经济顾问，每月领薪水1000元。我们从这件事可以想象，当时邓斌是多么被人所信任。她凭借北京后台使当地领导坚信不疑，当地领导反而又帮她使北京后台坚定不移。

从调查案卷中发现，很多集资款都是村领导、镇领导、企业领导组织的，他们甚至把组织集资视作为造福。还有个别市级领导，当亲戚朋友要求帮忙走走邓斌的关系时，他们也当作好事办，结果帮了倒忙坑了亲朋。更严重的后果是，这些干部的信以为真，放松防备，反过来又助长平头百姓对邓斌的信任。中纪委调查组的官员一针见血指出：领导受骗一个，群众受骗一片。

在邓斌实施大骗局的同时，无锡还闹出一个政治笑话：一位叫“华兴”的郊区农民，竟冒充军队大校军官，谎称自己有通天本领，可以影响无锡政界的人事安排。于是，一些想往上爬的官员便纷纷前往拜见，求其为自己谋个更高官位。在无锡风行过一句话——要发财找邓斌，要升官找华兴。

北京的两位记者到无锡采访后，曾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是邓斌还是华兴，在北京绝难唬住人，因为北京人知道中国政治绝不可能如此荒诞离奇。”但是，北京却出了一个沈太福案，而且北京人也大上其当，北京人信的是什么？只不过沈太福编织的权力网更大而已。

无锡的一位名律师更加入木三分地指出：“近几年的腐败现象使一部分无锡人认为，官与商的结合会产生巨效暴利。但他们并不清楚，什么样的权力才能转化为金钱。正因为有这种公众心态，一些腐败官员越到下面越敢腐败。”

重利之下出勇夫

明眼人感到不可理解的是，对于民间融资熟门熟路的无锡人，怎会千军万马钻进邓斌设的圈套？无锡市人民银行的一位副行长同样纳闷：“稍有经济头脑的人都明白，要偿还60%的年息简直是天方夜谭。目前，全世界的资本利润率一般在15%以下，好的企业达到25%已很了不起，我觉得参与集资者不仅是头脑发热，而是发昏。利令智昏！”

此话有理。正如司马迁所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邓斌集资高峰时，新兴公司门前车水马龙一派盛景，邓斌最高一天可进款9000万元。许多参与集资者甚至走后门托关系，削尖脑袋要把钱往邓斌口袋里扔。据邓斌口供，那阵子她每天要接几十个电话，几乎全是人托人要集资的。

邓斌的确制造了一些假象迷惑公众，但她非法集资的基础只有一条：有足够的利润支撑高回报率。因此，她编出“经营一次性注射器可赚40%利润”的谎言。稍有经营头脑的人掐指一算便会明白，两个月便有40%的利润率，那么一年下来岂不利润率高达240%，牛皮吹破天！

与沈太福案比较，沈太福开发“节能电机”是做实业，而邓斌搞贸易让人本来就不踏实。当初揭露沈太福的记者，就是从机电行业的利润率中发现的破绽。而邓斌做贸易虽然利润率可能稍高，但不可能像做实业那样利润稳定。做贸易能使年利润率高达240%，而且5年恒定不变，谁信谁痴。

再者，邓斌声称自己做的是外贸，而我国是个外贸管制国家，得有进出口许可证，怎么就没人检验一下她的许可证？沈太福知道投资者会问及此类事情，便事先伪造了能源部的鉴定报告，专利局的证书，搞到了国家科委的批文、机电部纳入行业管理的文件。邓斌什么文件也没有，只是嘴上漫天撒谎。人们怎么就忘了“口说无凭”这条祖训！

还有，邓斌原来只是中兴公司驻无锡办事处的主任，连法人代表都不是。她成立新兴工贸公司时，注册资金仅200万元。后来更名为新兴实业总公司，注册资金也仅1080万元。可人们就把32亿投给她，而“资不抵债”是一条基本常识呀！

利益可以成为一种动力，也可能是一个陷阱。

法律如山并不意味法制国家

如果说沈太福还钻了法律间的空隙，利用了《技术合同法》与金融管理法规之间的某些矛盾。那么，邓斌则是公然践踏法律，而一些投资者也因不懂法而干起违法之事。

从邓斌与投资者签订的“联营合同”本身，便可以断定这是份假合同。所谓“联营”，是指当事人共同投资、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共负盈亏。而邓斌的合同这一切性质都不具备，而且合同中的经营项目一次也未实施。

懂法之人根据这份合同，立刻可以作出两种司法推断：一种是这份合同为“借贷合同”，因为联营一方不参加共同经营，不承担经营风险，只出资金并按期收回固定利润。另一种是这份合同为“变相债券”，因为其实际行为是以高利息为诱饵，向社会吸取资金。

基于这两种推断，人们便可得出结论，这合同不仅是“无效合同”，不受法律保护；而且是“违法合同”，要受到法律制裁。

据我国有关金融法律，企业之间不准相互借贷收取利息。而向社会集资必须经人民银行批准，未经批准任何单位不得进行。无论沈太福案还是邓斌案，他们冒犯的都是中国的金融管理法规。无锡市人民银行的官员为此感慨：金融是商品经济社会的一种高级形式，很难弄懂。而民众很少有懂金融法规的，因此也就不知道用其保护自己。在人们的金融意识刚刚萌动，而金融法规意识尚在沉睡之时，最容易出大乱子。

一场荒唐，还是一个必然

如果我们把邓斌案放到一个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还能得出更深刻的判断。从邓斌集资的时间划分，1989年至1991年，中国正处于治理整顿时期，经济方面紧缩，市场疲软；而1992年至1993年，经济又上快车道，伴随的是通胀步步高升。

在经济急剧起伏时期，公众的投资心态不可能稳定、理智。而无锡人又很富裕，手中大量闲散资金急于寻找出路。在这种状态下，人们的投资行为必然趋向投机。一位曾个人拿出50万参与集资的李先生说：“我是1990年参加集资的，当时市场很淡，生意不好做，眼看手中的钱闲着，心里很急。正好邓斌给这么好的回报，就投了。后来经济好转，我就把钱提走重新做生意。但我的一些朋友手中也有一点闲钱，做生意又不够本，物价飞涨放在银行里又贬值，所以便投给邓斌，想增值啦。”

李先生摆出了一个现实：经济波动周期不以人的意志转移，但中国人抵御危机的手段少得可怜。百姓手中闲钱与日俱增，而政府所开辟的投资渠道很狭窄，势必使游资流向民间融资。政府对资金市场管理不严格，市场本身的规则又未建立，因此便给一些阴险之徒以施展拳脚的空间。

李先生还说：“百姓手中钱多了是件好事，他们想让钱生出更多的钱，但是没给他们创造更多合法的渠道，他们只有挺而走险，可最终灾难又落在他们头上，你说他们怨谁？”

反正历史如实记下一笔：在中国社会转型期，一个叫邓斌的女人非法集资达32亿元。一场荒唐，还是一个必然？ 邓斌民间集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