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谈

（文 / 王小波 苏童 李格龙）

个人尊严

王小波

在国外时看到，人们对时事作出价值评判时，总是从两个独立的方面来进行：一个方面是国家或者社会的尊严，这像是时事的经线；另一个方面是个人的尊严，这像是时事的纬线。回到国内，一条纬线就像是没有，连尊严这个字眼也感到陌生了。

提到尊严这个概念，我首先想到的英文词“dignity”，然后才想到相应的中文词。在英文中，这个词不仅有尊严之义，还有体面、身份的意思。尊严不但指人受到尊重，它还是人价值之所在。从上古到现代，数以亿万计的中国人里，没有几个人有过属于个人的尊严。举个大点的例子，中国历史上有过皇上对大臣施廷杖的事，无论是多大的官，一言不和，就可能受到如此当众羞辱。高官尚且如此，遑论百姓。除了皇上一人，没有一个人能有尊严。有一件最怪的事是，按照传统道德，挨皇帝的板子倒是一种光荣，文死谏嘛。说白了就是：无尊严就是有尊严。到了现在，已经不用见官下跪，也不会在屁股上挨板子，但还是缺少个人的尊严。环境就是这样，公共场所的秩序就是这样，人对人的态度就是这样，不容你有任何自尊。

举个小点的例子，每到春运高潮，大家就会在传媒上看到一列硬座车厢里挤了三四百人，厕所里也挤了十几人。谈到这件事，大家会说国家的铁路需要建设，说到铁路工人的工作难做，提到安全问题，提到所有的方面，就是不提这些民工这样挤在一起，好像一个团，完全没有了个人的尊严——仿佛这件事很不重要似的。当然，只要民工都在过年时回家，火车总是要挤的，谁也想不出好办法。但个人的尊严毕竟大受损害，这件事总该有人提一提才对。

另一件事现在已是老生常谈，人走在街上感到内急，就不得不上公共厕所。一进去就觉得自己的尊严一点都没了。现在的北京公厕正在改观，这是因为外国人到了中国也会内急，所以北京的公厕已经臭名远扬。假如外国人不来，厕所就要臭下去；而且大街上改了，小胡同里还没有改。我认识的一位美国留学生说，有一次他在小胡同里内急，走进公厕撒了一泡尿，出来以后，猛然想到自己刚才满眼都对黄白之物，居然能站住了不倒，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就急忙来告诉我。北京的某些街道很脏很乱，总要到某个国际会议时才能改观，这叫借某某会的东风。不光老百姓这样讲，领导上也这样讲。这话听起来很有点不对味。不雅的景象外人看了丢脸，没有外人时，自己住在里面也不体面——这后一点总是被人忘掉。

人有无尊严，有一个简单的判断，是看他被当作一个人还是一个东西来对待。这件事有点两重性，其一是别人把你当作人还是东西，是你尊严之所在。其二是你把自己看成人还是东西，也是你的尊严所在。挤火车和上公共厕所时，人只被当身体来看待。这里既有其一的成份，也有其二的成份；而且归根结底，和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关。

说来也奇怪，中华礼仪之邦，一切尊严，都从整体和人与人的关系上定义，就是没有个人的位置。一个人不在单位里、不在家里，不代表国家、民族，单独存在时，居然不算一个人，就算是一块肉。这种算法当然是有问题。我的算法是：一个人独处荒岛而且谁也不代表，就像鲁滨逊那样，也有尊严，可以很好地活着。这就是说，个人是尊严的基本单位。

知道了这一点，火车上太挤了之后，我就不会再挤进去而且浑然无觉。

购物批评

苏童

购物这个词大概是英文shopping的翻译，其实我们还是习惯说买东西。但是买东西的人在商店里挤来撞去，买出各人的性格和爱好，在我看来这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1981年1月的某一天，为了选购一种旅行袋作为回家过年的行囊，我顶着寒风在北京大栅栏的街市上寻寻觅觅，终于在一家商店里看见一只红色的旅行包，容积很大，价格也合适。当时我对包的颜色并没有足够的重视，但当我拎着它走上汽车时，突然发现手里拎着的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物体，车上的每一个乘客几乎都朝它投来关怀的一瞥。我感到一种莫名的窘迫，并且开始后悔挑选了这种红色的旅行包。随着汽车停靠沿线各站，以我当时腼腆的性格，实在无法消受各种踏上门阶的乘客朝我的包投来的茫然的目光。后来好不容易熬到了站，我就像一个小偷携带赃物似地逃进了我的学校。现在想起来，公共汽车上的人们也并没有怪罪我的旅行包，他们对它投来的目光或许只是一种条件反射而已。我买东西买来一场痛苦和煎熬，或许也是由于自己的怯懦和脆弱酿成的。

但后来我再也没买过红色的旅行包，即使是在人们的色彩观念日趋鲜艳的今天。因为经常出门旅行，我不知不觉地买下了许多旅行袋，但它们不外是黑色、蓝色和棕色，那种静悄悄掩人耳目的颜色，我尽量避免购买遭人侧目的东西，但买来买去又遇到了新的问题。

购物付钱在我是从来没有快感的，但有时候在那些3层4层的大商场强制性地目睹商品繁荣的盛况，无所目的地走走看看，像一个国家元首检阅仪仗队一样，似乎也是一种令人愉悦的过程。

商店跑多了家里便留下一大堆可有可无的东西，其中一些甚至是华而不实的，譬如我和我妻子千辛万苦从一个偏僻的外汇用品仓库提回的榨汁机。买回家的第一天，我们齐心协力把家里的所有苹果、桔子榨成了汁，一杯一杯地放在桌上，然后一家三口齐心协力地喝果汁。喝到最后胃里泛酸，人也突然清醒起来，便怀疑是否有必要把苹果桔子榨成汁，又怀疑是否有必要买这种榨汁机。但因为怀疑是在购买之后，一切已经无可挽回了，于是我只好怀着一种销脏的心情把它放进柜子里。

有些商品摆在柜台里是专门用来诱惑那些不切实际的顾客的。它们不是生活必需品，因此有些人充满好奇地占有了它们，然后又弃之若敝，这是严峻的现实主义的商品流通中唯一的浪漫主义悲剧，当然只是小小的悲剧，而许多人恰恰是对其执迷不悟的。

也因为这些人的存在，香水、健身器、金银首饰和肥皂、袜子、面包一起在商店里等候你的光临。

人们华而不实的购行行为，大概都是能找出言之凿凿的理由的。有的人会在一生中狂热而偏执地追逐某一样东西，这大概也能分析出他们的心理背景或童年记忆来。

说到我自己，从小家境清苦，我们兄弟姐妹四人都从父母那里继承了节俭度日的禀性，但当我偶尔看到我的扔得满地都是的鞋子时，我便无自责地觉得我在鞋子方面已经背叛了家庭的传统。多年来我买的鞋子已经远远超出了我双脚的消费能力。

挣钱干什么

李格龙

现代社会给人一种能过上“好日子”的假象。现代社会能制造出无穷多种五花八门的东西，可是多数人能得到的只是其中那种不怎么样的东西，或者只能在一旁看看热闹。按北京话说，只能在一边“看画”，所以现代的“好日子”是给人看的不是给人过的。当然，什么事情都能辩证地看。首先是现代人钱挣得越多就越没钱花。按本来道理说，人应该是需要什么就去买什么。在现代社会里，这事情就倒过来了，变成有什么卖的，人就需要买什么。这么一来就麻烦了：买齐各种家电，接下来就得买各种家具。现在据说中国也要进入汽车洋房时代，又得买车买房，更不用提买无数的时装、美容品、营养口服液以及各种壮阳长生不死药。虽说多一半东西并非人们真正所需，但只要别人有了点儿什么东西，这种东西就变成自己的“真正需要”。这也算不上是个毛病，早有圣人说过，别人有的我也得有。什么都得要，能不着急吗？眼瞅着别人买小车了，我还好意思骑摩托吗？您一看见别人使劲吃长生不老药，再一联想到，等您死了，别人还活着，想死都死不了，您能不着急吗？一着急就使劲挣钱，至少也得兼两三个职。我知道有一个张先生就兼了7个公司的副经理。不过，钱挣得越多，想买的东西就越多，就越来越感觉没钱。从另一方面说，现在的人经常也感觉没地方花钱。虽说现在可花钱的地方比过去多得多，可还是有限。随着花钱的经验越来越丰富，也就越来越没劲：感觉单调，太贫乏了，找不着新花样。比如说有的人刚脱贫时使劲招乎好酒好菜，胃坏了改唱卡拉OK，一直唱恶心了又在院子里养两只狗熊，狗熊跟傻子似的也没什么劲，又改去射击场练重机枪。诸如此类，总之是浑身上下各种感官都忙不过来了，还是觉得这钱没花对地方。再比如那些钱不多的人，能买得起的东西全是伪劣产品，一生气就什么都不买，还是没地方花钱。

这些都不算什么，最惨的是现在没有什么事儿可干，这当然指的是“大事”。这现代社会一发达，分工就细，干了半天还不知道干的这活儿属于什么东西，您想能有什么大事儿？就算有点显眼的事儿，也轮不上自己去干，据说按自然比例每100人中有一个是天才，一推想就发现中国有一千多万个天才，感觉遍地都是，这么一想就觉得自己特没戏。话说回来，这现代社会根本就不再有什么邪乎事儿，有一位王先生说得好：“这要是放在古代，你弄头驴，颠颠地从北京蹭到越南去，都是件挺大事儿，现在就算你拎几个核弹上去把月亮给炸了，人都觉得你挺一般的。”

虽说没什么事儿可干，但又什么事儿都得干，这就是现代的忙碌。“忙碌”这词特准确，有讲头，所谓“碌”就是庸俗、平庸、没劲的意思，又忙又碌就是瞎忙还忙得没劲。在现代生活平白无故得多干好多事。办一件小事得跑十几趟，审批七八道；争一点蝇头小利也要费老大心思，费老鼻子劲。总之是忙得特不值，可是要不费这劲就要什么没什么，所以该干什么还得干。就说看电视，虽说不是每天的工作和任务，可是往那搁一电视，看电视就成了一件活儿。尽管电视剧电视片之类的基本上感觉是拍给二傻子看的，可是不看也不行。第二天上单位，人家说的你都不知道，自己感觉也跟二傻子似的。总之是被迫该干的事太多，最后就觉得有病，就得像美国人那样赶紧找心理医生看看。

我对现代社会生活的这种解释是不是稍有些严重？不过这怎么着也是一种解释和理解。从时髦思想家那儿，我学了一个词儿叫“解释学”，我理解它就是鼓励人去这样或那样地解释点儿什么。 大家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