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奋剂：中国体育刮骨疗毒

3月1日，国家体委在北京召开反兴奋剂大会，再次重申“严令禁止，严格检查，严肃处理”的“三严方针”，并宣布将用法律手段向兴奋剂宣战，有关条例即将出台。

国家体委训练局分管游泳的副局长张稚涛透露，对广岛亚运会兴奋剂事件的涉嫌教练，有关方面已按照国际泳联的要求暂停其工作，但他没有公布教练员的名单。有报道指出，这5名教练是上海队的周明、陈勤，广州部队队的王林，山东队的姚颖，辽宁队的么正杰。

此后，国际泳联调查小组离开北京，他们表示，对中国的反兴奋剂工作感到满意。

不断的怀疑

2月底，中国游泳队在北京集中。据悉，总教练陈运鹏并不在京主持训练，而是在上海老家休假。

广岛亚运会前，陈运鹏称，中国男子游泳将有所突破，但是，在亚运比赛中获取6金1银1铜的4名男子选手熊国鸣、胡滨、付勇、薛伟被查出服用禁药。新年之始，陈运鹏宣讲他对于女子中长距离游泳训练方法的最新研究成果，而杨爱华、周官彬这两位中国女子长距离游泳好手正接受禁赛处罚，曾被认为是埃文斯最有力的挑战者的周官彬已表示准备退役，赴深圳求学。

由于兴奋剂在体育运动中大有泛滥成灾之势，某些西方人士才会有“成绩提高快肯定是服用了违禁药物”的这种思维定势。国外人士对中国游泳选手服用禁药的怀疑在去年9月的罗马世界游泳锦标赛上达到最高潮，18个国家的游泳教练签署一份声明，称游泳运动中服用禁药的行为严重，应加强检查，但他们并没有直接指责中国。

美国《新闻周刊》刊发了一幅乐靖宜的照片，称中国女子游泳选手肌肉过于发达，嗓音低哑，而且相对成绩明显优于男子选手，这与前东德的游泳运动员状况相同，而且东德的教练曾参予过中国选手的训练。

去年4月，前民主德国游泳明星奥托服用兴奋剂丑闻被曝光。她曾经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获得6枚游泳金牌，但是在1989年，她被查出服用了男性荷尔蒙睾丸激素，这次由东德官方所做的检查目的在于了解运动员体内类固醇的含量并及时做出调整，奥托依旧参加了当年的欧洲游泳锦标赛并获1金3铜。

广岛亚运期间，美国《游泳世界》杂志发表声明，称在评选1994年世界游泳最佳运动员时，中国女子选手将不在考虑之列。当时正在广岛指挥作战的陈运鹏对此发表了反对意见，但是，1994年最佳女子游泳选手的称号还是落在美丽的德国少女阿尔姆希克手中，乐靖宜则在国内进行的一系列评选中被列为  “十佳”。

1995年，中国游泳队的主要比赛将集中在国内进行。2月，泛太平洋游泳协会决定，不邀请中国选手参加8月份在美国亚特兰大举行的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

该协会由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这4个国家的游泳协会组成，在广岛亚运会兴奋剂事件后反应强烈的日本并不同意不邀请中国选手参赛，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代表们则坚持关上邀请中国选手这扇门。

一些国际体育单项组织，如国际举重联合会，规定如一个国家在一项赛事中被查出有3名或3名以上运动员服用违禁药物，则禁止该国选手参赛。这项严厉的规定是因为举重是受兴奋剂污染最为严重的项目，国际举重联合会甚至认为以往的大部分世界纪录都是在非法服用违禁药物的情况下取得的，并因此而修改了举重级别。

但国际泳联没有这样的规定，他们在得知泛太平洋游泳协会的决定后只能表示遗憾。

最好的也应最纯洁

中国运动员在国际大赛中每取得一次重大胜利，就会有一番怀疑的评论出现。但容易理解的是，兴奋剂检测一直对成绩突出的运动员格外看重。

1988年汉城奥运会跑出9秒79的约翰逊就曾多次表示，他被抓住只是因为他是最好的，而大家实际上都在吃药。他还不无自豪地宣称他的“纪录”将是没人能够打破的。

连续创造女子中长跑成绩的“马家军”始终为人们关注。（张小龙摄）

今年2月，国际泳联要求各国游泳协会将世界排名前20位的运动员的训练地点公布以便进行飞行检查。这与国际田联已有的类似规定相吻合。

1990年，国际田径联合会开始施行飞行检查，当时的主要目标就是前苏联与美国的一批田径名将。1991年，东京世界田径锦标赛前，国际田联对中国的14位田径选手进行飞行药检，其中包括黄志红、隋新梅等明星。

1993年，“马家军”的优异表现震惊斯图加特世界田径锦标赛。在德国，兴奋剂公害极为严重，足球运动员服用禁药丑闻一再被揭露，年轻人追求身材健美而服用兴奋剂也是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马家军”选手在领奖台上就尝到了满是怀疑与鄙夷的辛酸滋味。

1994年1月，国际田联对“马家军”进行飞行药检。3月8日，药检官再次来到沈阳，对“马家军”进行第二次检查，日本NHK电视台对此进行了报道。

由于兴奋剂使用技巧的发展，国际体育界自90年代以来增加了赛外检查，因为有些禁药可以在平时服用，比赛时不用，这样，赛场兴奋剂检查便失去作用。

去年9月出征广岛亚运会之前，  “马家军”在北京接受了国际田联的第三次飞行药检。

国际田联在反兴奋剂工作中投入经费较多，飞行药检的来往机票、食宿、官员补贴到200美元一个的尿样收取费全部由国际田联负担。1994年，国际田联增拨24万美元专款用以加强对中国运动员的赛外检查。在1993年国际田联进行的赛外检查中，于文革、王亚文被查出服用了违禁药物；在1994年中国田径协会进行的抽查中，刘万杰、代燕尿样呈阳性。

然而，这4名田径选手并不是世界一流，国外媒介的焦点依旧放在马家军身上，王军霞等人在亚运会比赛中的成绩降低，便格外为他们注意。

要彻底消除怀疑，就必须在大型国际比赛中再创佳绩。对中国田径和游泳女将们来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胜利有非比寻常的意义。

补药还是禁药

国内观众对于兴奋剂问题的疑惑主要集中在运动营养补剂上面。

广岛亚运会期间，中央电视台体育部主任马国力曾在直播节目中发表他的看法，他说，营养补剂的神奇作用是被商家扩大的，中国人利用中药材增强体质与西方人食用生牛排都是饮食习惯问题。

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巫丹被查出服用“士的宁”。据报载，药检前一天，巫丹因感体力不佳而服用了一种中药补品——皇宫牌增力胶囊，据称这一无商标的产品是由北京铁路分局仪器设备工程部研制的。

1994年2月，游泳选手钟帷月在药物检查中尿样呈阳性，她在世界杯游泳系列赛中创造的女子100仰泳短池世界纪录和50米仰泳世界最佳成绩也被取消。据她本人解释，她在赛前服用了治疗哮喘的中草药，其中有违禁成分。

中国体育界人士似乎并不避讳他们借助中医药而取得更大的力量。1993年11月，中国女子举重队在国际举重锦标赛上表现突出，面对种种猜疑，中国教练文志喜说，中国的传统中药能使人增强体力，他说：”中药有5000年的历史，有许多秘方。我们有能使人健壮和恢复疲劳的药物。”

马俊仁的“王八血”在这方面似乎更是成效卓著，他宰杀王八的方法和挑选母鸡做汤的技巧曾被广泛传播。“马家军”对中华鳖精的信赖也随广告宣传而为人注目，向广东今日集团出售“生命核能”药方也是马俊仁传奇的一部分，而后，“我和冠军都需要”的“马家军1号”营养液也被推向市场。

广岛亚运会后，陈运鹏将“生命能量活素”配方卖给了唐山豪门集团。于1994年10月24日在钓鱼台国宾馆进行的这项交易是国家体委训练局的“官方行为”。发明“生命能量活素”的是国家体委训练局医院院长程昭寰和中国中医研究院的部分专家。

现在，唐山豪门集团用300万元购得的“生命能量活素”正在报纸上征集药品名称。

陈运鹏曾说：”我们没有服用兴奋剂，而是运用了我国传统中医药配制的特效方。”

据共同社报道，在广岛亚运会中药检呈阳性的吕彬说，中国游泳队的全体选手在参赛前每天都饮用4次以鹿茸和鹿鞭混在一起特制而成的汤，她说，自4年前参加国家队时起，就按照教练的指示开始饮用这种汤。她说：”饮用之后，睡眠变好了，觉得体力很快就恢复了。”。特制汤是由鹿茸、鹿鞭、高丽参和鳖血混在一起煮成的。吕彬说：“味道不怎么好，是作为中国传统的强身健体剂而饮用的。每逢重要赛事之前每天都饮用4次，量也逐步增加。”

1994年9月，罗马世界游泳锦标赛之后，广岛亚运会举办之前，国际泳联增加了禁药种类。从原来的107种增到了108种，据分析，这第108种禁药便是针对中草药成分的。

体育应该更干净

广岛兴奋剂事件之后，国外舆论的焦点集中在这样一个问题上，服用禁药是中国运动员的个人行为还是有组织的集体行为？日本舆论认为中国把体育作为发扬国威的手段，向运动员许以重奖会导致运动员“胜利至上”的思想。

我们应看到，运动营养补剂的使用及其带来的商业效应都是“非体育因素”，连续创造女子中长跑成绩的“马家军”始终为人们关注。

而体坛神话马家军的“内耗”也正是“体育商品化”等非体育因素的后果。

邢芬

熊国鸣

上海队、广州部队队的游泳训练，中国赛艇队的训练，一直被作为科学加勤奋的典型予以报道，而实际上，中国在兴奋剂泛滥国际体坛之时绝非一方净土。从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巫丹的  “误服”，到1994年广岛兴奋剂事件，中国选手违禁现象是愈发严重的事实，特别是在体育商品化的潮流之下，非体育因素对我国体育事业的侵害已经到了必须加以重视的地步。

1993年，在第7届全国运动会预赛中，有5名运动员被查出服用禁药，随后的北京决赛又有11人被查出服用了违禁药物，但这些结果都是在年底被当作反兴奋剂工作成绩公布的，当时的媒介都在为申办奥运大作文章。

中国体育在为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因此，人们也相信，随着这一次中国体坛反兴奋剂大会的召开，中国体育在反兴奋剂这一“体育公害”的斗争中会采取更积极、更主动的姿态。

2月20日，欧洲奥委会与联合国反兴奋剂组织在罗马召开“体育反兴奋剂”会议，此次会议的特点是把兴奋剂与毒品当作同类社会问题来对待。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认为，对服用兴奋剂的运动员进行处罚只是治表不治本，要对青年进行教育，使他们明白吸毒与服用兴奋剂的危害。

事实上，反兴奋剂运动正是从反毒品运动中派生出来的。1963年，欧洲议会所属的课外教育委员会在对学生吸毒现象进行调查时，接触到了体育比赛中使用兴奋剂的问题，这成为第二年东京奥运会国际奥委会代表大会上的一项重要议题。

从那时起，反兴奋剂便成为体育运动中一项重要任务，尽管对违禁选手的处罚越来越严厉，但根据世界各测试中心的抽查结果，服用禁药的运动员比例并没有减少。

2月20日的罗马会议上，信奉佛教的意大利球星罗伯特?巴乔与其他4名运动员代表宣誓，通过体育了解人生的真正价值。

欺世盗名的恶行激起人们对善良人性的呼唤，弘扬“更快、更高、更强”的人类精神的体育运动应保持其特有的纯洁性。中国反兴奋剂大事纪

1988年国家体委开始在部分项目的全国性比赛中进行兴奋剂检查。

1989年4月15日新当选的中国奥委会主席何振梁表示，滥用兴奋剂是国际体育公平竞赛中最大的公害，中国奥委会坚决谴责这种不道德的行为，坚决支持国际奥委会为保护运动员的健康而采取的各项严禁运动员服用各种禁用药物的措施。

1989年国家体委提出“严令禁止，严格检查，严肃处理”的“三严方针”下发《全国性体育竞赛检查禁用药物暂行规定》。

1989年11月北京兴奋剂检测中心接受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的资格考试，此后又连续通过1990年和1991年的复试，进入世界先进试验室行列。

1992年7月中国奥委会反兴奋剂委员会成立。

1993年底中国公布反兴奋剂成绩，列出24名违禁者，其中16人是在第七届全国运动会预赛或决赛中被查出服用药物。取得北京亚运会首枚金牌的女子举重选手邢芬出现在这份名单中。

1994年4月国家体委召开中国体育反兴奋剂大会，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表示，体育界《反兴奋剂条例》将以“国家体委主任令”的法规形式颁行。伍绍祖说：运动员服用兴奋剂如是个人行为，应受到取消名次、成绩和停赛等相应的技术处分，教练员、领队、队医，不仅要受道德的约束，还要受体育组织纪律的约束；如果运动员在教练的同意下使用兴奋剂，就成为一种集体行为，相关人员不仅要受技术处分，还要受行政处分；如果有官员参予其中，就是执法犯法，严重读职的要追究其刑事责任。

1994年10月中国与澳大利亚签署联合反兴奋剂备忘录，根据这份备忘录，双方将交流有关信息，交换专家，尽力协助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和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进行比赛中和比赛外的有效的兴奋剂检测。

1994年11月3日国家兴奋剂及运动营养测试研究中心成立，这是在原有的兴奋剂检测中心和运动营养研究两个部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1995年3月1日中国召开反兴奋剂大会。伍绍祖说：“我们反对使用兴奋剂的态度是鲜明的，立场是坚定的，我们制定的反兴奋剂措施是落实的，工作是有成效的。”

据悉，中国已拟定一份法规性文件  《禁止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的暂行规定》。两年来中国违禁选手名单

1993年：

田径：于文革 王亚 文周天华 郭月 杨洪涛 李玉新

游泳：陈曦 周欣

举重：于银涛 王增荣 万明 李炎 邢芬 

赛艇：蒋文标 周锦

柔道：于淑红 苏雪梅 赵治山 

技巧：俞华

摔跤：韦晨阳

拳击：卢舰

艺术体操：彭玲

滑冰：卢静范洪文

1994年（部分）

田径：韩青 刘万杰 代燕

游泳：钟帷月 吕彬 杨爱华 周官彬 熊国鸣 付勇 薛伟 胡滨 

赛艇：张磊 邱锁仁

自行车：王艳

据《中国体育报》 兴奋剂马家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