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急换官车：别了，卡迪拉克

1995年1月20日，中纪委第五次  全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各部委各地方的首脑要员云集于此。在这一天，中纪委的谭中英特别留意了开会领导所乘专车，他发现一个惊人的变化：“过去一开大会，停车场就是‘万国名车博览会’，现在则是‘奥迪车展示会’。”

从1994年9月至今，中纪委大规模清查了领导干部超标准用车，试图一举解决马路上的“豪华”，将奔驰、林肯、卡迪拉克、公爵王等高档进口轿车清除出党政机关。

战绩可谓赫赫。据中纪委统计，从省部级领导用车中，清理出违反规定的小轿车456辆；在地县级干部中，清理出违规用车8121辆。

但是，疑虑和担心并未完全消除。北京市的清车工作于今年1月已告结束，但负责清车的监察局姚副局长依然揪着心，有空就在市委市府大院转悠，一发现有进口高档轿车，就上前查查是谁的车。他对一位记者坦言：“我担心风头过后，有些人旧病复发。”

在内蒙古小小的宁城县，最近爆出一条新闻：县委决定将领导干部用车压缩一半，一律骑自行车上下班。由此，每到县委县府下班时，门口便聚集一群百姓，直到县官们推着自行车鱼贯而出，人们方才散去。该县县委书记对此感慨：“群众是不相信我们能戒掉洋车瘾呀！”

倒回去十几年，中国官员配车被严格控制，部长坐红旗，局长坐上海，县长坐吉普。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国内最豪华的车是红旗轿车。作为中国第一车，红旗轿车从1958年投产到1986年停产，28年间总共才生产1542辆，因为中央严格限定配备此车的标准。至于红旗轿车的“豪华”程度，参与其内装修的屠嘉芳有一番描述：全部用的是国产货，顶壁用天鹅绒，沙发面料是丝绸，车座下为羊毛地毯，仪表盘是福州漆器，车把手和烟具用北京景泰蓝……不过如此。

时过境迁。党政机关里红旗轿车后来几乎绝迹，取而代之的是世界名车中的极品。

从中纪委获悉，党政机关配车的失控始于1985年，到1992年一些官员已无所顾忌，什么好车都敢买，什么钱都敢用来买车。美国总统坐的那种卡迪拉克牌轿车，中国一座小城市的土地管理局长也敢弄一辆过过瘾。

1993年，国家控制集团购买力办公室调查发现：在购车高档化的同时，乱拉资金买车之风日盛。在有些人那里，银行贷款敢买车，行政办公费用敢挤占，国家专项拨款敢挪用，企业流动资金敢拿走，甚至救灾款和群众捐款也不放过。

对于控制公费购车，中央曾制订了一套制度。

党政机关的配车规定，中办国办制订了一大撂。监控体系从购车开始，必须由国家控办审批，交通部门才给牌照。一年一回财务大检查，发现犯规轻则罚款重则没收。

而且，为刹住公款购车风，中央曾搞过数次大行动。1979年反对干部特殊化，第一次敲响警钟。1985年纠正不正之风，领导配车问题列为重点。1989年中央要办7件实事，其中一件就是党政机关严禁购买进口小轿车。

然而，在中纪委却积累着厚厚一叠明知故犯的卷宗：湖北谷城县委书记刘有庆4年间3次换车，直到坐上进口现代牌轿车；县长朱有学如法泡制，4年换车4次，终于坐上进口蓝鸟牌轿车：在书记县长带动下，全县各部门在1992年一年中。耗资2000余万元购进130辆小桥车。同年，山东安丘县更胆大。拿出5000余万元一下买进268辆小轿车，仅养这些车一年就需300万元。

据控办与海关统计，1993年前5个月，全国公款买小轿车耗资145亿，公款进口小轿车耗资91亿元。

一方面红头文件越积越厚，一方面买车之风愈演愈烈。何以形成这样的鲜明反差？《人民日报》的社论一语道明：“应该承认，在廉政方面，空话讲得太多。而行动太少。”

鲜为人知的是，在1994年3月，民建中央向中纪委递交了一份提案，痛陈马路上的腐败，尤其是对“严控公车”提出了一揽子方案，中纪委阅后认定“极有价值”。一个民主党派真诚地为执政党开了一剂药方。

6个月后，作为大规模清车的序曲——中办国办下发《党政机关配车管理砚定》——立章反腐。这份文件，交配车标准更加具体化：部长省长才配专车，副部级以下只保证工作用车，进口轿车一律调换成国产车，正部级专车的排气量不超过3.0升，副部级的用车则在2.5升以下……

规定第一次引用了国际惯例，以排气量作为用车标准的界定指标。在当今国际汽车市场上，排气量在1.8升以下为低档车；1.8至2.8升为中档车；高档车至少在3.0升，常见的丰田凌志系列、宝马7、8系列、奔驰300以上系列均属这个档次；而劳斯莱斯、本特利、卡迪拉克加长型则属  “超级豪华车”。

中办国办还要求，各地党委政府制订出更为具体的规定。于是，北京市规定：区县局级干部使用排气量2.2升以下的轿车。尽管越到下面越复杂，不过各地规定出台后，不仅没跳出中央的圈圈，而且条条更详尽，中纪委负责清车的官员说：“这是因为中央的杠杠就订得很细很死。”

翻开昔日文件，人们不难发现，以前关于配车的规定过于模糊过于弹性：规定了机关配车比例，却没约定配什么档次的轿车；强调了省部级领导不许坐进口车，地县级却无下文……

北京市监察局姚副局长说：“过去，我们一直认为只要确定了省部级的配车标准，下面各级会自觉地依次降低标准；可现在的实际情况是越到下面车越豪华，我们查人家，他们还振振有词——你们只说市长不能坐，没说我们不能坐呀！”

于是，在一些地区的官员中流传着一个说法：甭看官不大，敢坐桑塔纳；别说不够级，照样买奥迪；没钱靠贷款，也不坐国产。

对于中央的新规定，中纪委搜集上来两种截然不同的反映：群众认为规定很具体便于操作，谁也不能特殊；而一些官员认为下面情况千差万别，规定太死不好操作。中纪委徐处长则认为：“在清车问题上，宁可一刀切，也不能让人钻空子。”

当中纪委告之天下1994年末至1995年初要进行一次大清车，公众的反应并不热烈。人们既满怀希望又不无疑虑。

各地清车进度果然参差不齐。北京市的动作近乎神速，市委书记陈希同立即在区县局领导干部大会上定下两条杠杠：一、各级党政机关一把手亲自抓；二、敲定各级干部换车期限。

一周后，市委主要领导的超标用车率先换完。紧接着，北京市《关于党政机关配车的规定》出台。12月2日，区县局级领导的换车期限一到，陈希同指示将19个未按期完成换车的单位予以通报，几天后局级干部清车工作全部完毕。到1995年1月6日，处级领导换车结束。全市一共清换下来超标用车246辆。

据市监察局姚副局长介绍：“北京市清车并没有什么高招，无非是各单位自查与市纪委抽查相结合。关键在于市委书纪亲自抓，市委领导带头换。

但中纪委的处长承认：“在全国范围内，清车工作阻力不小，省部级领导换车进展很快，可纵深下去很不容易，动作迟缓主要在县乡级，一些官员先是硬抗，不行就软拖，最后便阳奉阴违，明换暗不换。

从中纪委接到的检举信中获悉：有的官员旧车未换新车又买，群众送其绰号：“双车将”。

尽管中纪委明令规定，此次清车不许购买新车，一律在其它单位的现有车辆中进行调换。但是，中纪委在长春市开会时，一汽领导仍对中纪委大为感谢，因为中纪委大清车后，一汽产的奥迪车销量大增。

北京市领导的超标用车是与北奥公司调换的，该公司恰好有几十辆奥迪车，买来后一直未启封。于是两厢情愿，公司用奥迪车换了奔驰车觉得划算，市领导既坐上新车又没违反原则倒也合适。不过，这等巧事百里挑一。

中纪委派出的24个检查组回来报告，相当一部分官员让企业购置新车进行调换，理由是企业自愿。检查组还发现，下面少数官员大玩变通把戏，中央规定不许乘坐进口小轿车，他们就换三菱吉普、“子弹头”或  “大霸王”面包车。

检查组带回来的信息表明，对换下来的超标用车进行拍卖或调换的并不多，大多封存在各部门的车库里，随时有可能启封。

换下来车搁置是一种浪费，买新车换原来的车也是一种浪费。因此，中纪委正在商讨相关规定，准备拿出具体处理办法。

在这次大清车中，中纪委拿阳原县委书记开了第一刀：河北阳原县本来就是一个财政困难县，可县委书记张新政耗资39.2万元买回一辆奥迪不说，坐了不到一年又花42万元换上皇冠3.0轿车。在中央清车后，张新政先是将车封存，不久又重新启用。中纪委决定，开除张新政党籍。

据中纪委官员透露，通过这次清车，查出一批贪官，一位副省级干部也在此列，中纪委将陆续进行处理。

在这次清车中，也显现出一批奉公守法的机关：电力部8位正副部长全部坐的是奥迪；国家民委除主任坐奥迪外，其余副主任坐的是跑了20万公里的旧皇冠；民政部有5辆奥迪车，唯一的一辆奔驰落满灰尘，群众说那是老部长在世时中央配的，现在没人用了。更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市级领导一直坐着国产车。 反腐倡廉公务车中纪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