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台河矿难:发生“位移”的国营大矿

（文 / 王恺）

( 2005年11月28日，矿难中被营救出的矿工 )

“逃出来的都是有安全知识的”

11月22日，东风煤矿升降机旁的煤尘已经超标很多天了。瓦斯员张国良说，他早就知道这里的煤尘超厚，肯定超标。他用手比划了一下，“两厚”。按以往经验，这么厚的煤尘应该用水来冲，然后将煤泥运出去，而这样的工作至少要花费一个工作日。

不知是谁将这情况汇报了东风矿总工程师姜恒本，他在每日例会上汇报了此情况:“我当时就说了，也定了专人负责，可惜晚了点。”灾难发生后，他用同样的话汇报给安监总局，没有解释为什么没有立即行动的原因。

再次联系他时，他和矿长、当班区长、调度员等一干人已经被当地公安部门控制，不能从他那里进一步了解真相。

“东风矿日产量1000吨，一停就影响产量。每个矿区区长都要把当日进度汇报上去，这就是考核他们的标准。”矿工邵春生说。而按先前姜恒本的介绍，确实，东风矿已经很久没有停产进行安全检查了，“那是因为我们的安全生产是每天抓的”。

( 2005年11月29日，东风煤矿的营救工作全力展开，营救人员通过副井向井下运送救援物资 )

而按矿工的说法，只有几年前的张矿长阶段，才搞过每天的安全教育。“天天培训半小时再下井。”

一直到11月27日晚21点多，这些煤尘都没清除，而负责管理井下自燃煤层的那个职工早已随着爆炸丧失了生命，无人知道那点燃煤尘的火种是不是从这里起来的。

( 2005年11月29日，等待亲人消息的家属在听取东风煤矿有关领导所做的善后情况通报 )

外号“黑哥”的队长是二采区的，发生爆炸的三采区和这里隔得很近，爆炸时，他刚装上一车煤，一股热浪就冲进来。他立刻叫上两个矿工，叫他们一起往避风巷冲，“一手拉一个地往上跑，幸亏到那里，毒气比较少”。此时一氧化碳气已经充满各坑道，不少矿工没被炸死，也被毒气憋死了。“自救器中的氧气不够呼吸。”

矿工刘百仁是被两个瓦斯员救出的，“他们俩懂安全知识，叫我别站着，说站着会呼吸进毒气。”三个人先是蹲着，后来采用了更安全的前行方式——肚皮贴地，一点点往外爬，“后来自救器用完了，他们叫我把防尘口罩蘸上水，堵在嘴上”。那段巷道，包括上坡和平地，共1500米，他们在黑夜中爬行了约10小时，才来到井口因塌陷而封闭的地方，十个指头都磨出了血。

瓦斯员张国良当时被冲击波掀倒，他爬起来后，叫大家和他一起走，不单独行动。后来又碰上一伙矿工，他和一位姓丁的瓦斯检查员商量好，让大家都听他们的。“我们还有点安全知识，新招进来的孩子都没有培训过就下井了。”他们走了回风道，又往变电所走，“可是变电所的门都崩烂了，最后他俩决定不乱走，找个空气好，烟少的地方，越避风的地方越好。绝对不能乱走。”果然，一个拒绝跟他们走的工人，自己走几十步就中毒倒下了。

封闭在井下的很多矿工没有能自救，后来下井的援救队员也有很多不懂安全知识的。“我们在里面还好，救援队员把墙一打开，那些毒气冲进来又熏晕了几个。”被救出来的矿工刘小平回忆。据矿区总医院院长介绍，收治的伤员基本属于混合气体中毒。

11月27日夜晚开始，五六百名矿工家属在救援现场外等候。家属们发了水和面包，但是基本没有人吃。每当救出一个人或者挖出一具尸体，人们就呼啦啦扑上去，问是谁？这样的情形持续了几天。

11月30日，尽管救援还在进行，但现场已经无人。在附近的井口检身所，几个正在修复坑道的工人笑闹着，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你说还救什么？”一个工人冷冷地回答记者的询问。

死亡人数不断变化，因为下井人数始终统计不清，东风矿的矿工们这两天最日常的生活就是三三两两聚集在寒风中一起回忆，那个认识的谁谁出来没？是进了医院还是被挖出来送到了殡仪馆？发生爆炸的第三矿区只有一人逃生，很多人的尸体已经不能被辨认。到发稿时，还有30多具尸体没被辨认出来。

国营大矿的安全位移

此次在井口掌管升降机而死亡的两位女职工可以说是一种意外。“从升降机口爆出来一个大火团，有十米多高，矿口的小平房转眼间就不见了。”爆炸点就在井下升降机附近。爆炸后第一时间冲到井口的矿工张循良这样说，之所以着急冲过去，是因为他自己的儿子就在井下。他看见倒下的一名女职工身上没伤痕，鼻子里正不断流出血来。“是被震死的。”

这两位女职工的死亡却没有引起一般矿工的同情。在煤矿上工作，井上和井下的区别非常之大，“井上工作的人全是干部家属”。“这两个都是坐办公室的人的老婆。”矿工邵春生肯定地说。这两个女矿工“上班穿的比我们出门做客穿的还好，屋里都铺满了瓷砖，周围墙壁雪白”。

在煤矿，“雪白”几乎是形容好房子的最高赞美词。

在井上的工作机会一般会成为众多职工争抢的对象，“我就知道在矿口检身所工作的，一个是我们区长的弟弟，一个是管安全的矿长的什么亲戚。”一名矿工说。井上工作其实是负责整个煤矿日常安全:有监视瓦斯机的，有掌握下井人数的，也有日常值班监管各项安全设施的。但是，在11月27日这天，三个值班的人员没有一个在场。也就是说，即使安全警报器不断地呼叫，也没有人会通知矿工升井逃离。这是国家安监总局在调查中发现的。李毅中断言:“这个矿劳动组织混乱。”

“这是经常的，在上面值班的人签到后就走了，回家睡觉的多了。”邵春生说。几百万元买回来的瓦斯监测仪，他这两年就没听见响过一次，“我们矿是高瓦斯区，怎么可能不响？还不是日常没人管。”可是即使知道他们不值班也没人敢去说，“他们都是领导亲戚，谁敢说他们的不是？”

“有的国营大煤矿是把瓦斯监测器开着，但是上面用个东西把探头蒙住。”钱平凡说，他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经部的博士，几年来跑了一百多家煤矿，专门研究煤矿问题。

在11月27日晚上，包括以前的日子里，这些井上负责安全工作的职工究竟尽没尽到责任，还在继续调查中，“也就是矿务局下来检查那两天，上班的人最齐全”。那两天，甚至大家平常看不见的矿长也会出现在矿里，走上一两圈。“挑最宽的通道走两趟，因为有规定矿长要下井检查安全。”

当李毅中问矿长马金生知不知道今年为整顿煤矿安全而出台的“紧急通知”和“国家规定”时，马始终茫然地摇头。在现场看到这场面的人说:“他是真不知道，想编都编不出来。”李毅中愤怒了:“你们连民营小窑主都不如。”

在检查煤矿安全工作的这两天里，检查组反复发现这样的情况:一个各项设施也算完备的国营大矿，整个设施却基本无人管理，安全生产的日常监督也无人过问。

“我们每个人都有急救器。”在整修过的矿井检身所，16岁的小矿工张国柱说，一个方正的小铁皮盒子挂在腰间。老职工立刻跳出来嘲笑他:“这是两年没换过的，还有什么用？”急救器的铁盒里面放的是呼吸器，“里面有药粉，可以把一氧化碳换成氧气。如果是新的，可以用很长时间。”老矿工说。可是这次逃亡中只用了45分钟就没了，“两年没换药粉，当然会这样了。”而更多矿工是应付式地挂着小铁盒，“好多人把里面的东西扔出来，就是个空的。”因为每天背几十斤下井，“累不累啊？”要不就是下井后把那小铁盒扔在一边。“当官的看见也不说。再说当官的也不下井。”矿工们总说这些安全设施是摆设。

更大的“摆设”是他们所不明白的，尽管直觉上发现了这问题。大煤矿的风井是井下通风良好的保证，“建一条要100多万。”可是东风矿周围的七八家小矿已经习惯于从东风矿“偷风”，“一个风井被他们开好几个口子，风速明显变慢了。肯定没有每秒5米。”一个老矿工凭经验说。

钱平凡这样分析“窃风”，“风速越慢，井底危险越大，瓦斯吹不出去。矿工还不知道这样后果有多严重”。小矿矿主何以能在大矿风道开挖自己的风口？“肯定是腐败，大煤矿能不知道自己的风口被挖开了？100万建设费中拿出一半来给大矿，民营小矿也划算。”国营煤矿是国家拨款修建的风道，当然无所谓。这样的情况据说在东北的一些大矿都存在，“说小矿偷，其实不对。是明目张胆的‘借’”。

“走马灯似的换矿长，谁会关心井下安全？”这两天，聚集在死亡矿工家里的矿工们，谈论起矿上早已经不起作用的安全监督。他们共同回忆起前几任那位张矿长，“人家那是来真的，抽根烟罚款5000;哪个矿区瓦斯超标，立刻停工。”在张主政其间，矿工们记忆中没有发生过重大安全事故。而那是2000年前，煤矿还亏损的阶段。

“新矿长一来，就抓进度。有个矿区的区长去汇报，说自己矿区瓦斯超标，被马金生骂了，说你们一天进度才多少？还来抱怨？”老矿工还记得这事，之后，哪个矿区都不愿意停工，这两年矿上考核各区区长的标准就是进度多少。

而即使出事——这两年也一直发生小死亡事故，煤矿也采取集体罚款的制度，每个矿工要罚款几百，区长、矿长罚款较多，用这钱来赔偿矿工家属。这样的制度使煤矿压根没有切肤之痛。

东风矿是整个龙煤集团的“明星企业”。就在出事的几天前，“龙煤”集团还表彰该矿产量逐日上升。

“国营矿的基础设施都不差，尤其是这两年煤炭涨价了，各大矿都有实力，买了大批的安全设施，可是，他们靠的是人治，换个不重视的领导，安全设施就白买了。”钱平凡说。就这样，东风矿在安全设施和管理上，“成天在针尖上跳舞。发生事故哪里是偶然的？”“国家这两年主要管理的就是小煤矿，有些小矿真做得比东风矿这样的好。”

人员位移:谁在国营煤矿下井？

刘振波的儿子刘文志是七台河市区的人，因为原来工作的小厂倒闭，下岗十年多，一直靠打零工生活。“实在没办法，就下煤矿了。”七台河市有不少的大小煤矿，“小矿能赚钱，但我们都知道那活太危险，三天两头死人。”托朋友找到了东风矿的一个矿区的小队长，送了两条中华烟。第二天就上班了。“他年纪大了，就安排了一个轻松的活，开小煤车。”井下工作分成各等，开小煤车每月收入七八百元，比不上一线工人。“省省就够了，到底图个安全。”没想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此次矿难发生时，考勤记录和现场登记相差达30多人，煤矿解释说:不少人登记了考勤后就回家睡觉了。在事发过三天的矿口检身所，这里仍然混乱着:检身员说，我们这里不像别的矿，他们那里有指纹机器，谁进去都记下来。“我们靠肉眼哪里看得清楚啊？”这理由显然不能成为疏忽的借口。

连每天接触矿工的检身所都弄不清楚有多少人下井，高高在上的劳工科就更不知道有多少人下井。

这两年东风煤矿使劲招人。“从1996年之后，就不再招收正式职工。除非是家属顶替上班的。”

而招工在煤矿疯狂增产后就变得极其简单了，招工权就在各小队长手中，一个队长只要宣布工人不够用，就能招进来工人，到时候把名单交上去就按名额发工资。

“只要给队长送点礼，第二天就能进去了。”而这个礼物按照规则是500元左右。

从井下逃出来的外号叫“黑哥”的队长很大大咧咧地躺在病床上，“过两天出院了要大吃一顿。”他工作了20多年，矿工们普遍说他是队长中为人较好的一个，照顾新招来的工人。他说自己不太找民工索取钱物，“都是亲戚朋友介绍的，中华送不起，送两条玉溪也将就了”。还有更简单的，“上回勃利那小子实在没钱，他叔叔请我吃了顿狗肉就解决了。我不是那种死要钱的人”。而大多数队长是要把礼“上够”才让民工上班。周边农民也养成了半矿工半农民的生活习惯，“农闲了来矿上挣点闲钱”。

按照矿工的说法，大量招人一半是真实需要，一半却是东风矿的现实造成的，“有本事的谁愿意下井啊？正式工都想办法调到井上工作。最不济也弄个轻松的活干，开车啊，看机器啊”。因此，愿意在一线工作的正式工越来越少。东风矿是老矿，从50年代开始挖掘，现在的坑道非常深，“每天8小时上下班，花3个小时在准备和下井。”大家显然知道偷懒的办法。“一线的掘进工钱多，可是钱多也累啊，又危险。”于是，最苦的一线掘进工作多数由民工担任。

“东北的矿很多是老矿，煤层不规则，不能用掘进机。”钱平凡说，也就是这样，东北的国营大煤矿很多是“粗放型”——人乱哄哄地下井，不管多少只要保证产量就行。最心烦的，是民工流动性大，“今天进来明天走，管不住”。好在不愁没有后续者。

国营企业一向严密的人员管理工作在此地已成乱局。东风煤矿在劳动制度上也无复一个国营大矿的名声。

中国的国营煤矿最早承袭的苏联的大企业模式，近年却越来越放弃了传统管理模式，走向追逐利益之途，“灾难是煤矿管理者的责任？还不如说是制度的责任。”钱平凡说。他说的制度，既包括煤矿的企业制度，“大企业管理一向是国家的责任，东风矿现在下放给地方，地方政府很容易走向追逐利益之途”，也包括始终无法真正触及煤矿安全管理的安全监察制度。“安全员都是矿长任命的，谁敢提出不安全，让煤矿停产？”而美国的安监人员是由国家总局直接任命的，随时可让一个煤矿停工。

七台河市的新区已搬迁到山上，山下是煤矿成堆的老区，老区最繁荣的就是大大小小的餐厅。餐厅都不算豪华，但都有一种粗糙而喜庆的气氛。“我们家每月2000块钱大都花在吃上，在矿里工作，就要吃得好。”邵春生说。餐馆一般是面对煤矿工人的，吃就是煤矿的润滑剂。“招工、找个好工种、当官都要靠请客。”矿工们说。餐厅这两天生意大好，是因为逃出此次灾难的矿工开始请客吃饭。

与繁荣的饭馆对照的，是老区同样繁荣的殡葬业。东风矿口的几家小花圈店店主都很高兴这两天的繁荣，“我们这里比殡仪馆便宜多了”。安乐花圈店的老板记下了这两天的花圈销售情况，104个。“在矿上工作，谁不得面对现实啊？”他说，这里的矿工们很讲究这些，谁家死了人，大家都喜欢请人“送黑”，最不济也买个花圈。■

刘家的婚 事和丧事

用半封闭来形容东风矿的煤矿工人并不过分，他们习惯一人上矿上工作后，再从老家呼朋引伴来当矿工，以至于很多矿工都有亲属关系——更突出的是，他们的孩子也大多数继承了此职业，子孙几代都是矿工的现象在东风矿极为突出。

刘丽伟已经连续几天去殡仪馆辨认尸体，丈夫韦正民的尸体还没有找到。大儿子韦庆龙的尸体已经发现，她已经签了一个协议，得到了22万元赔偿。她的两个姐夫也都在此次矿难中遇难，刘家三姐妹的家庭里，有6个矿工，此次死亡4个。

破旧的平房里面全是闻讯赶来的亲戚，两张炕上足有20人，地上满是煤灰。一个沈阳来的亲戚埋怨刘丽伟，说她不应该让大儿子当矿工，“刚19岁，你干吗不让他上学？”亲戚自己的孩子20岁还在自修。距离出事已经五天了，刘丽伟并不哭泣，头发梳得很整齐，露出耳朵上两个大大的金耳环。她和亲戚冷静地争辩:“孩子成绩不好，你让他干什么？”

刘家三姐妹老家在伊兰县，家乡穷，大姐嫁给了矿工后，搬到了煤矿，那是80年代，矿工收入比农民好得多，她和小妹结婚后也先后来到了矿上，靠着姐夫的关系，三姐妹的丈夫都成了矿工，先是临时工，慢慢都转成了正式工。

她接着很冷静地讲述丈夫的故事，丈夫是瓦斯检查员，大儿子17岁下井，小儿子初中毕业后也下井，三个人上班，“正是日子开始好过的时候。”她和大多数矿工家属一样，都不工作，“家里人上班没规律，一天要做四五顿饭，照顾他们还来不及。”她边说边指着地上堆满的发黑带根的大白菜。

丈夫每天接触瓦斯，回来就说胸口闷，她劝丈夫好好干，给儿子娶完亲后再退休，矿工的儿子一般会和矿工的女儿结婚，在这里，20岁结婚很平常。“40多岁都当爷爷了。”

她说，矿工子弟惟一可能改变命运的方法就是上学，不过确实如她所说，矿区中学每年高考能考上的只有几个，与其熬着上高中，不如初中毕业就工作，多赚钱，早盖房。矿区也有宿舍楼，“不过那是给领导盖的，我们这样的哪里能集资10万去住那里？”矿工自己盖平房只要几万块，都用大炕，“反正有的是煤”。

“大儿子学习不好，就让他爸说一声，礼都没送，就上矿了。当辅助工，每月挣800元，我们这样的家庭没什么挑选余地。”

她说她来矿上那天起就知道，这一切就是她的命。“矿上人哪里还有别的出路？生老病死都在矿上。”他们没有自由选择权，他们也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

惟一庆幸的是，在儿子们的要求下，家里刚买电脑，那天晚上小儿子本来也要上班，因为和哥抢电脑玩，就错开了时间上班，总算没有在矿难中出事。

两个姐夫的尸体都已经火化，“我没去，顾不上她们的事情了”。

她抱怨接她去辨认尸体的车太小，只能坐五个人。“小儿子还要当矿工的，否则他能干什么？不过要送礼，让他干井上的活。”刘丽伟清晰地说出自己的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