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妇女马来西亚受辱事件

（文 / 吴琪）

( 2005年11月24日，被曝光的马来西亚女警训斥一裸体华人女囚录像带，成为指控马来西亚警察虐待华人女囚犯的有力证据 )

“莫名其妙被抓走”的受辱经历

“这些事件有一些偶然性，并不是专门针对中国妇女的。”接受采访的马来西亚官方人员和媒体从业者，对事件的第一反应出乎意料地一致。事情发生后，吉隆坡士布爹区国会议员郭素沁分别接触了遭强奸的广东商人宋小姐、被警察裸身搜查的4名中国女子，“我之前对她们这个群体不熟悉，后来接到她们的投诉，决心帮助她们起诉相关人员”。《星洲日报》主任记者郭清江说，在他的印象中，“第一次听说军人强奸的事情，他们是针对女孩子的，而并不是针对中国人”。

不久前马来西亚媒体曝光的一段手机录像，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一名身穿深蓝色制服的女警，双手叉腰站在一名赤裸女子面前，强迫她双手抓住耳朵蹲坐……随后，这名女子才被允许穿上内衣。”国会议员郭素沁收到匿名邮件的光盘后，于11月24日在马来西亚议会将之曝光。记者联系受害人时，发现她们仍然没有逃脱恐惧的阴影，“我觉得自己很危险，感到很害怕”，电话那头，40岁的裸体搜查事件受害者顾秀花的声音显得谨慎而慌张。她怀疑自己的手机被当地警方监听了，因此约记者打她朋友的电话，她说，“我是一个基督徒，现在只有找这边的基督徒朋友一起商量。”回忆起11月3日夜里的遭遇，她的情绪陡然激动起来，“我是莫名其妙被警察抓去的，他们要我们干什么就得干什么，把我们当罪犯。”

按照顾秀花的叙述，11月3日晚上23点多，“我和姐妹在街上吃完东西，在马路边坐出租车离开，遇到警察设的路障，就掏出身份证给他们检查”。1999年从上海来到马来西亚的顾秀花，虽然在当地呆了6年，在这个双语教育的国家里却既不会说马来语，也不懂英文。尽管顾秀花去年已经嫁给了一位马来籍华人，成了“大马媳妇”，但仍然和姐妹刘静一起被带到双溪毛糯警局。另外两名中国女子于雪珍、吴小华和3名马来西亚男性友人在驱车甲洞参加朋友派对的路上,遇警方设路障检查，警方检查后怀疑她们持有伪造签证,把35岁的于雪珍和34岁的吴小华也带到了双溪毛糯警局，随后把她们一行4人转押到八打灵再也警区。

顾秀花当时就给老公打电话求援，两小时后她老公赶到警局，但是警察并没有因此相信她的身份;刘静的男朋友闻讯赶来，也没有起作用。“他们用马来语说来说去，临时找了一个华人当翻译，但我们整个都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在接下来3天4夜的非法拘禁中，“他们要求我们脱光衣服接受检查，之后还要我们每人起蹲5次。我们一不同意，他们就上来打骂。”顾秀花告诉记者，审讯她们的警员还向一起被拘禁的于雪珍和吴小华要“喝茶费”，并把她们钱包里的现金都拿走了。“他们的检查根本就是毫无理由的，说是检查我们的证件，可是检查方式却和证件扯不上半点关系。”于雪珍也提到,她被扣留期间因拒绝脱掉内衣裤而被警员斥骂、掌掴，甚至还遭女警捏胸。直到11月7日，马来西亚移民厅证实签证属实后，4名中国女子才得以获释。

( “警察的滥权在马来西亚是个长期的社会问题” )

顾秀花提到自己并没有工作，来马来西亚后“找男朋友供应我的生活”，由于和马来人“语言不通，没法嫁过去”，她最终找了一个做建筑生意的华人老公。“我在上海有一个十几岁的女儿，还有一个老母亲，都是靠我一个人养活的。”最初顾秀花并没有想到怎样面对遭受的耻辱，4人获释后，刘静找到一个在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的朋友，这样她们的遭遇才引起民主行动党宣传秘书郭素沁的注意，4人在鼓励下召开记者会公布遭遇。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士布爹区服务中心表示协助疑遭警方打骂及侮辱的这4名中国籍女子，起诉马来西亚警察非法禁锢及滥权。

由于语言问题，4人并没有记住施暴警察名字，只是清晰地记得他们的相貌。于是八打灵再也警区的警察接受了她们的指认。但是这样公开遭遇，顾秀花觉得对自己并无半点好处，“老公不支持我，说我一个人的力量改变不了警察的行为。我婆婆知道我被人脱光了，觉得很丢脸，老公也一起不睬我了”。

11月30日，顾秀花等4个人又到警局录了4个多小时口供，“他们查我们过去的历史，问我们几时来，和什么朋友交往。”顾秀花的感受是，“他们认为中国妹做偏门搞钱，什么在卡拉OK做小姐的，卖摇头丸的，不做这行的人也容易被当成做这行的。”

迅速涌入的中国女子群体

最近几年，中国年轻女性越来越多地到马来西亚谋生，已经渐渐成了当地一个社会话题。当地报纸报道说，旅游名胜滨海区民风淳朴的小镇仁嘉隆，最近两年中国妹大批涌入，她们持旅游证件，却长期逗留，“每天下午自动现身，到人烟稀少、位于油棕园或偏僻地点的餐馆陪客喝酒，把客人逗得十分开心”。中国女子“自我推荐”为“陪坐女郎”，警方便多次到仁嘉隆、丹绒士拔等地“扫荡”，“在三间餐馆就扣留了51名中国女郎”。

就连一向宁静的弹丸之地马六甲，近三四年来也突然出现了不少中国妇女。《星洲日报》驻马六甲记者赖碧清介绍说，“很容易就在街上、咖啡馆看到她们，怀里抱着大包货，有的卖盗版光碟，有的卖催情药、中药，有的卖水晶。”“从老百姓的角度说，她们比印尼外来劳工要温和，给大家提供了一些生活方便。只要她们不做伤害人的事情，大家也并不在意。”但这些人在马来西亚非法谋生，“一方面她们容易被欺负，有时候从中国寄来的货被别人吞了;另一方面，她们有机会也容易欺骗当地市民。”

另外一些则直接从事卖淫，“年纪从一二十到三四十都有”。吉隆坡副总警长拿督阿末·哈林提到，“大部分外国娼妓受卖淫集团操纵，暗中在首都卖淫，行动隐蔽”。他提供的数据是，警方2004年总共逮捕1563名外国娼妓，其中中国女郎682名，占43.63%。今年1月1日到11月15日，共有1147名外国娼妓落网，中国女郎有565名，占49.26%。

国会议员郭素沁告诉记者，她本人就曾接到过中国女子被骗卖淫的投诉。“有些女孩很无知，以为来马来西亚非常容易找工作。事实上，这里适合中国人的工作很少。”郭的理由是，“这里华裔只占到百分之二十几，国语是马来语。如果不懂马来语，没法和马来人沟通;如果完全不懂英语，和当地华人也不好沟通。”“她们要想找层次更高的工作，非常难。”

事实上，近几年滞留马来西亚的中国劳工，和当地的华人社会完全是两个并不相干的圈子。《星洲日报》主任记者郭清江说，一些不检点的中国女郎遭当地女子的投诉，华人社会对她们也非常不满，“认为给中国人形象抹黑”。单就华人在马来西亚的待遇来说，曾是印尼华侨的暨南大学侨联主席温北炎提到，“如果没有种族歧视，马来西亚可以说是华人的天堂”。随着华人在马来西亚地位的逐渐上升，“当地华人经济上比较富裕，马华工会也早已是执政党的一部分，就我所见，华人的生活非常不错”。一组可以提供佐证的数据是，印尼有400多个华人社团，而马来西亚的华人社团达到7000多个。

而近几年涌入马来西亚的中国非法滞留者，郭素沁解释说，“她们的目的不一样，有的是拿着旅游签证来找工作，有的是拿着学生签证找工作，有的则是通过中介非法偷渡”。由于经济上比邻国富裕，大批印尼、菲律宾国家的劳工涌入马来西亚，在马来西亚约100万印尼人中，有60万都是非法滞留。于是如何有效遏制非法劳工一直是马来西亚的一个政策难题。“她们的存在还给一些部门的官员腐败留下了空间。”

另一个引起马来西亚国内热烈讨论的数字是，由于政策的变动，中国驻马大使王春贵说，中国游客到马来西亚的人数明显下降，有关人数已从原来的55万减至25万人。这个数字对于打造旅游国家的马来西亚是个不得不警惕的变动。

亟待改革的皇家警察

“警察的滥权在马来西亚是个长期的社会问题，”郭素沁提到，“在这些事件之前，民众对皇家警察的改革呼声很高。”警察因为腐败、粗暴和无能遭到不少投诉，最受国际关注的马来西亚警察侵犯人权的事件是马哈蒂尔统治时期，其政治对手前副总理安瓦尔被警察打得不省人事。巴达维上台后，为了修补警察队伍的形象，决定大力整顿马来西亚警察队伍，成立独立的调查委员会对马来西亚警察进行调查，委员会发布的报告揭露了马来西亚警察部门侵犯人权和腐败的一面。根据报告的建议，政府设立了一个永久的独立调查委员会，负责处理民众对警察机关的投诉。总理巴达维更决定亲自领导一个工作小组，落实由特别委员会提出的建议。但马来西亚警察侵犯人权的行为并没有立即得到改善。

中国女郎在马来西亚受辱被媒体曝光后，就有马来人也到国会控诉受到了警察的虐待。当年曾在扣留期间被警方殴打的前副总理安瓦尔在接受BBC采访时说，“没有任何一个部长或政府的保证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它一直在反复发生，而且当局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一个被搁置的皇家警察报告书无法起到作用。对我来说，（中国女郎在马来西亚受辱）并不是华人的问题，而是马来西亚人的问题”。

郭素沁也致函首相阿都拉巴达威，投诉警方滥权及公报私仇，骚扰举报警方滥权的中国籍女子。她在投诉信中指出，4名举报警方的中国籍女子之一于雪珍，凌晨1时至3时，被七至八名警员骚扰，这群警员到于雪珍住家，检查她是否与其丈夫同住。“警察这种做法是干扰报案人，同时也是一种报复和威吓中国籍女子投诉警方的手法。这种侵犯他人私人空间的做法，非常不专业，更是一种滥权的做法。”她希望总警长呼吁民众举报警员恶行、帮助政府肃贪，“希望这次事件能够对马来西亚警方改革起到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