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小时城市停水考察报告

（文 / 朱文轶 蔡崇达 吴琪 王鸿谅）

( 2005年11月24日上午，松花江水体污染带抵达哈尔滨。松花江河岸已经结冰，在该市取水口上游16公里处的苏家屯，环保人员每隔一小时乘小艇到江中央取水样一次 )

11月22日，“21、22日这两天里，整个哈尔滨只发生了 两起治安案件”

“11月22日一天水的销量，相当于正常时期100天的销量。”“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一位官员说，“解决了基本的饮用水，生活用水，重点区域用水，老百姓心里就稳定了。碰到这样的突发事件，老百姓出现焦虑、不安，发些牢骚是正常的，只要他们感到政府作为了，老百姓心里也就踏实了。”

“事实上只有21日下午和22日上午，很短的一段时间，市里出现供水紧张的情况。”

这和11月21日上午第一条“停水公告”是一致的。这位官员说，这算不上抢购，市民的行为是根据政府的公告来进行选择的结果，既然政府鼓励储水，他肯定要马上到市场上去买。

但那一天，哈尔滨的确有些混乱。

( 截至11月22日8时，哈尔滨市已从省内其他城市调入瓶装水、桶装水550吨。保证了全市各大商店、超市、社区商店都已有饮用水 )

40岁的出租车司机赵军当天中午感觉到了抢购气氛，“路上的车突然变少了，超市、大批发市场、南极批发市场门前的车却堵得厉害”。乘车的一位学校女老师，接到朋友电话后，赶紧打电话要女儿在家接水，自己直扑超市。“一些机关单位放假了，让大家回家储水”，从超市出来的人全是成箱地买水。于是赵军也没有心思开车揽活了，直接回家接水去。可是接水的人太多，水滴断断续续，他又赶紧到了超市，“不要说矿泉水，后来连牛奶、啤酒都卖没了”。

到了下午16点多，冬天的哈尔滨已经开始天黑点灯了。随着更多人下班回家，“抢水”风波开始升级。一些面食、水品摊档前，市民排起了长队。“因为含水量高，西红柿和黄瓜成了抢手菜，连豆腐都抢购一空。”没有水，做饭也会成问题。哈尔滨的特产——红肠、干肠一时间成了抢手货，各个销售点相继断货。市民潘力军说，他从没经历过这种抢购风潮，“就连街头叫卖的馒头、烧饼也有数十人排着长队购买”。

( 2005年11月14日，爆炸点附近严重毁坏的管线 )

盛水容器成了抢手货。出租车司机张亚赶到透笼街去买大水桶，“平时十几元的东西，几个小时内卖到40元、60元，最后到了80元。十几个一捆的桶，刚运来就被卖没了。”张亚干脆不买桶了，“我仔细想想，这一两天内可能缺水，可是这么大一个城市，政府怎么可能让它一直没水呢？这样一想，于是我也就不慌了。”

11月21日一早9点，已经到飞机场准备要登机的时候，哈尔滨市商务局局长朱绍清还往单位打了电话，除了已经落实下去的关于防震期间哄抬物价的预案，“一切都很正常也很平静”，安心的朱局长这才登上往广州参加关于建设步行街的研讨会。飞机并不是太顺利，中间因各种因素转停一下，原定要飞行五个小时的飞机，到下午15点才到达广州，“手机一开，短信啊电话啊，就全进来了，我们单位的人说，哈尔滨发生事情了，物价还出现哄抬。”朱绍清对记者说。

( 2005年11月23日，哈尔滨一家洗浴中心的老板无奈地关门歇业 )

打电话的就是刘其林副局长，那一天刚好是他值班。事实上，就在朱绍清登机一小时后，“史文清常务副市长就交代工作人员打了个很紧急的电话过来，说要宣布停水，要赶紧部署防止物价波动，还说要召开个紧急会议。我们局的副局长王滨沙就赶紧赶到他的办公室开会。”刘其林对记者说。

“早上10点这个会就是部署。会上史文清常务副市长宣布可能停水的决定——事实上当时还没有最终确定采用停水这个方案，并且直接指示目前要做的有两件大事情，一是动员家庭尽快储水，一是要保证物价的稳定，还有卫生、供热等部门都要做好各自的应对准备。当时会上就很严厉地要求参加的各单位都要尽快针对这个提出应急预案，因为如果一宣布停水，而又没有马上实施有效方案，整个社会会出问题。只有赶快研究方案，下午马上实施，这样才能卡住时间点。”刘其林说，“会上最终紧急成立了应对小组，商务局被安排主要牵头防止物价波动和调集饮用水。”

( 2005年11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邀请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张力军介绍我国水污染防治等方面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

会议一直开到下午14点左右，散会时候，王滨沙赶紧往办公室打了电话，叫工作人员赶快知会各部门研究预备方案。驻守局里的刘其林赶忙紧急通知各位副局长和处级干部。在家中的另一个副局长毕力军接到刘的通知已经是下午两点左右，因为时间有点急，刘局长在电话里没有说得太详细，当时他只知道有紧急事件要发生，要他赶快回市局。

哈尔滨商务局设在哈尔滨新开发的江北区，从他所住的老城区到江北区，刚好要穿过这座城市。他走出家门的时候，看到各个街道办事处开始在贴通知，上面的内容就是要市民相互转告将停水4天。楼房里各人家里的电话好像都在响，也有大批市民开始从各自住的楼层下来，有的动作比较快的已经扛着水回来了。“人到那个时候也异常有力量，一个肩头扛一箱，有的还干脆用绳子绑着几箱，身上扛着一箱又拖着几箱，可以看出开始出现恐慌的感觉。”

( 2005年11月24日，黑龙江大学的两名女学生，早起用水杯盛水，用纸巾沾水洗脸 )

他一路驱车赶到局里，看到聚集在商店门口排队的人越来越多，他几次下车问价格，一路上，水价从正常的一块，到一块二，到一块五，“等到下午16点多的时候，都打出了两三块一瓶，而且还在涨，人们也开始争抢了，商店门口到处闹哄哄的”。毕局长越发感觉形势不对，他用最快的速度赶到局里。

这边，刘其林已经开始组织在局里的干部讨论方案。“当时构想主要在几方面，首先饮用水，这是首当其冲;再是面包等食物，最坏的可能是，水一波动，社会情绪一不稳定，就会出现盲目抢购风潮。事实上，当时的面包和红肠也已经出现排队购买，我们讨论后觉得重点突出还是水，水平息了，其他也就跟着平息。但是关于饮用水的解决，我们当时是苦恼的。商务局去年才组建，是以前外贸、内贸等单位合并的，以前手上直接管着的是几家大企业，他们的生产和组织管理都直接在我们手上，应对这种状况就好办多了。但是现在情况变了，企业现在都改制了，都是自己独立的经营个体，还有许多被国外的大企业并购了，怎么才能组织他们、调动他们解决这次的紧缺？也就是说，监督和调节市场是我们手上惟一的牌，我们怎么和倒爷和市场的投机分子抗衡。”刘其林说。

( 2005年11月25日，哈尔滨等水进入第三天。政府动用消防车为居民送水，街道部门放发水票取水 )

讨论持续到下午17点左右，市政府的办公室又通知再次召开紧急会议，“这次会议就是要落实相关措施，要不就会错过了遏止乱象、平稳市场的最好时期。”这个会是刘其林代表参加的。“会开得非常紧凑，直接安排了几个任务，首先是赶紧调查地下水到底还有多少水源。其次是赶紧联系饮用水和食品生产厂商，摸摸底，好心里有个数，并且也才知道，到底市里能自我调动到什么程度。最后是赶快研究平抑物价水价的方案，这点在会上被突出，因为水供给的保证和价格稳定几乎成了当时稳定民心最基础的东西。”

就在刘其林开会快结束的时候，远在广州的朱绍清局长接起了一个电话:“赶快到王利明副省长的办公室来，要马上研究出对策，要不时间就晚了。”那是王副省长秘书的电话，朱绍清接完电话就焦急地给刘其林拨电话，“王利明副省长叫我们局里派人赶快到他办公室开会，说要赶紧出解决办法，那边情况到底怎么样？我赶回去吗？”“你放心，这边的人都动起来了，现在赶过来不大现实。”刘局长说，“我现在就去，如果有什么最新的情况我就随时向你汇报。”挂完朱局长的电话，刘其林又把最新指示转告了还驻守在单位的其他副局长——其他副局长也正在开会研究对策，然后他就立刻赶去位于老城区的省政府。

“我到的时候，发现人员已经很齐了，有省商务厅的、有物价局的。那时候我们判断了一个形势，如果现在不行动，等明天物价还被哄抬，民众的恐慌情绪就会蔓延，所以无论如何得在这时候拿出方案。”

方案最终研究出来，分成了几部分，一是省里紧急向各周围市调水，一是哈尔滨市政府自己组织向沈阳等兄弟城市请求支援，然后还要派人和大的物流企业、超市加强联系，鼓励他们也积极调水，这边还要派人去市里的饮用水厂和食品厂建立联系。“当时我们想，只有抓在手上一些实物才能应对可能出现的情况，比如倒爷要哄抬水了，我们可以送平价水进去，让老百姓觉得反正政府有水，而且看上去似乎有得是，这样就可以扭转这种走势。所以这一段时间我们已经非常明确的是，要尽可能大量储备物资。可以说中国特色的体制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我们还有可以计划的一面，就是通过强而有力的各地政府组织，大量进饮用水，等于是政府机构变成了一个买水的大机构，而且这机构深入到全省各地方，又有能力调集起来。”

会议结束，最终落到哈尔滨商务局的有几个重要任务:协调接收各地的进水、平抑价格、联系厂商和大型超市——实际上这都围绕着稳定价格开展。而那边省政府和省商务厅已经各自紧急下达命令到各地市，用行政命令要求迅速调集水——对哄抬价格的打击就从这里开始。

刘其林面对记者回忆起11月21日那个下午，依然非常激动，“从下午五六点开始，我心里稍微感到安心些，因为我可以想象到兄弟一般的全省各地方政府正在从市通知到区县，从区县通知到各个镇乡，正在迅速调集整个黑龙江省可以提供的饮用水，我对这个由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异常放心——它会非常有效”。

当时听到省里这个决定，刘其林心里高兴得不行，打了个电话回去给商务局的同事;而那边，与沃尔玛、好又多等大超市联系的同事也反馈过来好消息，“这些大企业都在非常积极地通过他们自己铺设的网络调集饮用水”。

就在刘其林开会的同时，哈尔滨市商务局的各局长已经形成了大致方案，设立了四个组:综合组、各区接水协调组、厂商联络组，食品企业组。已经向每个饮用水、食品生产厂商都派了一个联络员，协调和随时汇报这些大厂商的生产状况。这中间，有让他们惊喜的意外——“这些大公司都特别积极，那些跨国大企业用他们在中国铺设多年的渠道尽量调集水和食物，沃尔玛的领导甚至连夜飞到哈尔滨坐镇，这就是市场机制的作用。不过在调水过程我们也听说，有各种人也正在通过各种手段从全国各地调水要到哈尔滨倒卖，可以说这就像一场赛跑，如果倒爷能赶在11月22日早上比我们早到，他们就能挣到钱，而且可能这样哄抢带来的恐慌的情绪会延续。而如果我们与这些跨国大公司能第一时间上货，那就能大获全胜，把那些用尽所有积蓄一博的倒爷彻底挤垮。”

“所以就要拼时间了，各个环节都要优化，我们那时候最大的任务就是，水到了哈尔滨怎么以最快速度发到全市各地方，因为这么集中地来水，临时怎么安排、怎么组织装卸，最重要的问题是怎么把水尽快送到老百姓手里——这其实是最核心的问题。如果水还是通过大超市，怎么和他们合作，包括人员怎么安排、销售？而且主要是它们太集中了，销售的窗口也有限，还是会造成难以购买甚至让倒爷有可乘的机会。如果发到各小零售商，谁能担保他们会严格按照省市领导的精神，不准提价，平价出售啊？而且到时怎么结算？”

这个问题也不仅哈尔滨市商务局在思考，黑龙江省有关部门也在考虑。省里最终定下来一个方案，那就是“接水的时候，一个输入市对一个接水区。比如牡丹江市来的水，就直接运到香坊区、齐齐哈尔对口南岗区等等，然后区里自己组织车队和装卸工，省里甚至决定，省长拨出1000万元专款，装卸、运输费用全部由省里出，而水款由哈尔滨政府直接付，当然后来是许多地方政府都当作捐献不收费了。”

至于怎么才能最好地到百姓手里，讨论之后，方案也比较完善了。“我们最后还是用了很有中国特色的一套办法，就是层层下拨，先到区里，再到街道，街道再组织工作人员或者老年会等以前的松散组织直接拉个布条，摆些桌子椅子，由基层干部直接卖，这样有两个好处，一来能保证销售点地分布在各个地方，二来能保证水确实能到百姓手里，保证平价。”刘其林介绍说。

11月21日晚上11点多钟。史文清在市政府组织了这天最后一次工作会议。除了确定各部门工作的开展状况，会议讨论重点是从外地紧急调配水源。哈尔滨连夜给沈阳市政府发出了明传电报:让沈阳方面援助80万桶饮用水。

但是80万桶是一个庞大的量。哈尔滨127万户里饮用纯净水的是16万户，这些用户哪怕一天只是用一桶储一桶，也只有32万桶需求。80万桶水的生产需要一个周转过程，首先是桶一下子做不出来。这个方案被“瓶装水”取代。这样从11月21日晚上起运到22日，两天时间沈阳方面发来了十车皮的水。

这是市场力量的另一种补充。哈尔滨市政府充分调动了一个政府一个城市的动员能力。一位官员说，从11月21日晚上起，政府全面控制水资源，所有制水企业，娃哈哈、冰露、哈药总厂和制药六厂生产的纯净水全都由政府指挥调控。一瓶也不能出售。另外，又连夜让娃哈哈厂从外地紧急调运了30万箱矿泉水。

刘其林参加完这次会议回到局里，已经快凌晨了。他负责的综合组驻守总局不断汇总各种信息，随时上报给不断电话过来询问的上级领导。到了夜里两点多，刘其林接到毕立军的电话，那边兴奋的毕局长说:“绥化的水已经到了，香坊区已经开始组织接收了。”紧接着，佳木斯的也到了、牡丹江的3点多到……一个通宵，每次一拨水到局里就一阵欢呼，而那边朱绍清也整夜开机，办公室人员也特意为他“现场直播”。

到了7点多，几乎省内的水都到了，忙了一宿没怎么睡觉的毕局长一早却怎么也坐不住了，习惯现场调研的他，又叫着车从江北的市政府所在地开到市区各地去视察，将近8点多的时候他刚到市区，“看到一些小摊贩接倒爷的水还写着一瓶两块，甚至有写三块的，然后开始各个地方都在拉布条，摆桌子了，上面大大地写着个一块原价，政府特别供应的水。”他继续在市区各处查看，一会儿，看到价格开始不断往下掉，“三块、两块、一块，到最后，有些倒爷慌了，降到比平时还低，就只有八毛钱。”讲到这儿，毕立军还是不自觉地笑起来了，“真的很开心，就像打了场大胜仗！”

一位官员说，哈尔滨每天纯净水的生产能力是2500吨，加上外地调配的水，3000吨水把所有水价全部给打压下去，彻底稳定住了。

饮用水保证了，哈尔滨市区近400万人的生活有了基本保障。到11月22日，至少看上去，这座城市的生活一如往常。

11月21、22日这两天。哈尔滨的治安案件，只有哈工大和香坊区六顺街因抢水发生的两起小摩擦。

11月23日，关闸与重新开闸 背后的科学选择

关闸停水时间的第一次确定，来自11月21日上午市政府召开的会议上:11月22晚上8点。这是一个极为保险和稳妥的决策。当时谁也没有把握。“一切以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为前提。”

政府把“时间”交给了水利专家们。

11月23日晚上21点40分，“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得到信息说污染团大致在11月24日的两点钟到达水源地。该报告由领导小组组长杜宇新和石忠信最终签发。

但是这一天已经有了两份公告，重新开闸后，显然不能再发公告了。史文清让媒体采访了供排水集团刘玉润和市环保局局长，通过他们告诉市民，“自来水龙头只要是还能放出水来，就是清洁的，没有被污染的，可以放心使用。”这个更精确的答案比最初预计的时间推迟了1天零3个小时。

科学家们在最后的时限前，为哈尔滨近400万市民和大量用水企业多争取到了1天零3个小时的储水时间。

厚厚的衣服外面套上防护服再加上救生衣，围着腰部绑着条绳子，拿着根4米长的竹竿，小心地沿着冻在江面上的船或者冰面往已经被污染的松花江里走，走到中流的位置凿一个洞甚至人要进到冰冻的江水里去采集水样——这就是黑龙江省水文局工作人员每隔一小时重复做的事情。这也是检测江水的第一步，紧接着“这个水样将被用最快速度送到分析室，然后就可以分析污染到哪里、到什么程度了，最后提供给领导做决策判断”。黑龙江省水文局局长董淑华向记者介绍了大概的检测流程，可以说“检测的结果是整个哈尔滨处理这次危机的最根本基础，因为只有确切地知道时间才可能最好地安排”。

事实上，要科学推断出什么时候污染团到哈尔滨并不是非常简单的事情，“首先整个检测过程可以说是非常危险的。现在松花江水基本在零下11摄氏度左右，处在冰结得不厚但有冰的过程。这是很麻烦的一个阶段，要到中流，用船过去可能翻，沿着冰面走可能有危险，而且这水也不再像以前的那种水，有许多污染。但是为了拿到准确数据，就必须在中流各个角度采样，如果一开始的水样不够准确，那么接下去的推断就没有意义了。领导就有决策上的困难，太早关水闸，会造成原本紧缺的水问题更突出，太晚了一不小心进了些被污染的水，市民就会有危险，只有最准确的数据才能在保护人们的饮水安全和尽可能蓄水的中间找到最好的支点。”董淑华对记者说。

“所以我们试验了很多方法，为的就是要靠近中流，尽可能严格按照科学的要求。不过现在木船都放到船务那边储存了，而汽艇太脆弱，在冰冷的水里，被冰一刮就要往下沉，最后想出来的办法就是，拿着一支4米长的竹竿横着走，而后面还绑着根绳子，就像是走钢丝的演员那样，这样做的目的是，如果中间的冰薄了，突然塌了一个洞，人虽然往下掉，但是4米长的竹竿刚好可以支撑住周围的冰面，而这个时候后面的绳子也会尽快拉住，这样人才不会全部掉入被污染的水中，导致生命危险。”黑龙江水利厅水质检测中心主任李强对记者说。

就是这样危险的采集方法，水文局的检测人员要一个小时重复一次，而且污染团越靠近越需要加大频率。“从接到省里面的通知，我们就在距离哈尔滨78公里处，第88号航标设立检测站点，以前是几天一测，再到一天一测、半天一测，随着污染团的逼近我们加快了频率，到后来这几天我们就是一小时一测。”董淑华对记者说，“因为领导高度负责，他们可能随时要数据，而我们也就只能24小时守在检测站，隔一个小时冒一次险。”

“在我们之前，省环保局也已经在上游段做了检测，而且因为事实上即使采到了科学的样，还需要很难的一个分析过程。因为江水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是那么均匀的，它的水面是分层次的，表面的水中间的水和底下的水，速度都不一样，而且中流和侧流速度也不一样，地形关系非常紧密，这不止是河床高低宽窄的问题，还有河床的坡度，甚至一个拐弯都会使水流的速度发生很大的变化。污染团中的主要成分到了将近哈尔滨段，苯已经挥发，主要是硝基苯，硝基苯是不溶于水的，它比重又比水重，由于它是在水底下30厘米处漂浮的，它流动的速度本身和水的速度有关，但不等同于就是水流的速度，要从测试水的速度从而换算出污染团的速度本身又是个难题。”李强说。

“所以领导要求我们和环保局都做测验，都推导数据，既可以相互印证又可以相互纠正。应该说这是为老百姓负责任的行动，因为让一个单位负责，万一出现实验性的错误，那导致的后果是可怕的。”

环保局在上游肇源段检测到了污染团，然后开始通知领导。“我们是在这时候参与的，可以这么说，实际上环保局对水中污染物含量能力的检测是比我们好的，他们同样也能检测水流速度，而我们水文局主要是测水流速度的，同样也能检测污染物含量，我们两个单位可以相互补充。”因为“谁也不敢担保自己的数据就是对的，实在太容易出错了。采集样本后我们送到分析中心，分析中心加入苯，然后萃取出硝基苯，就可以判断污染团的前峰是否已经到了。事实上污染团并不是我们以为的就好好一整团，它有个峰头，中间一段比较稀薄，后面才是最浓稠的，而浓度不同流速又不一样，为了避免危险我们都是抓峰头，再通过峰头推算整个污染团到的时间。我们在提取的样品里，判断水中苯的含量，判断峰头是否到了，这中间关系到萃取的成功与否。萃取是这样的过程，加入苯然后通过摇晃，使水中的硝基苯溶解到苯里，然后再检测到底有多少苯，进而推算出水中到底含有多少苯，是不是峰头到了，然后再推算整个污染团到哪里。再结合后面的河床状况，转弯程度计算，你想想任何一个地方都可能出错，一出错那结果就是一连串的。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萃取的时候是需要晃样品300多下的，而且力度要到，因为我们都缺乏正规的晃荡机，全部是用人工的。你想想，300个水样，就叫人在那边晃，一不小心没控制好，这个最基础的数据就错了，那后面也就错了。所以可见这个判断的难以把握。”李强说。

事实上，最终黑龙江省环保局和水文局后来确实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判断。“我们检测的起点应该说是一致的，就是从肇源段环保局提供的基础判断，然后我们数据的差别体现在从肇源到哈尔滨这段距离污染团需要经过的时间。”董淑华说。最终两套数据摆到相关领导的面前，一套是环保局的，他们判定是11月23日中午会到哈尔滨，所以要23日早上关阀门;而水文局的数据是24日早上能到哈尔滨。这两个数据着实让领导们为难了一阵。

但是“应该说首先是必须保证安全，因为谁也负不起这个责任。所以一开始政府确实采用了环保局的数字，不过同时也叫其他科研人员再做进一步的测验，如果表明污染团确实还没有到，再赶紧打开”。最终是水文局和环保局的人又各自做了测验，然后再把数据统一上报给领导，“我们应该是在11月23日早上把数据再次给的领导，最终23日早上，哈尔滨市政府又在最短时间内赶快打开阀门，也为缺水缺得火烧眉毛的许多部门救了急。应该说可能环保局再次测试的结果和我们类似吧，其实科学没有错对，应该说领导的这种做法是负责任的，也最大程度上缓解了水的压力。”董淑华对记者说。

11月24日、25日，一切为了维持哈尔滨的“生命线”

供热也是在11月21日晚上那次会议上着重研究的问题之一。11月21日上午到下午，这段时间，关于全力保供暖的精神就已经在哈尔滨300多家供热企业里层层传达了。

这天晚上，哈尔滨物业供热集团总经理助理李向东接到通知，第二天黑龙江副省长刘海生要来了解哈尔滨正发生的状况。

11月22日，哈尔滨所有企事业单位又是一天的会议。市委有关方面的会议上，李向东问经贸委一名与会官员，“如果污染团到了以后，我们供热的供水还能不能使用？”

其实这是一个常识。李向东当然知道，但他的一线希望是:在哈尔滨停水开始后，“哈物”的压力不至于太大。“哈物”是哈尔滨最大的供热集团之一，提供了整个哈市冬季供热量的将近一半。

相对于电力网，城市的供水网相对脆弱。电力网有多种保障渠道，民用供热的安全等级要相对更低。许多电力企业要求自备水源和电源，以备危机应对，而对水的保障则完全依靠市政。毕竟以前从来没有人想过，水会出这么大的问题。

李向东必须承受的压力在这个城市56年前就已经埋下。中国许多主要城市的共同问题是，生活用水和生产用水是共用一个供水网。在地下管道预埋时候，决定了二者在遇到危机时刻无法断然分离。这意味着，市政府一旦下决心停掉生活用水，所有这些大量需要用水的企业也要面临同样的缺水困境。生产用水不停，很难保证市民在不知情情况下不去使用这些危险的水源，并且这些水也有可能对市政设施造成污染。“这个城市从来还没有过这样”，李向东们要和哈尔滨市区近400万人一起挨过停水的4天。

供热是一个城市微妙的体循环系统，每天有上万吨的水装到哈市3000多台锅炉里，这些水经过燃烧，再通过水泵输送到100多万户取暖用户家中，这些水再经过循环回收到供热企业。每一次循环都要有大量的水遗失，需要同量的水继续补给。李向东说，一个“哈物”每天正常的补水量在两万吨左右，供暖用水99%以上同样依靠市政供水。

但是21日下午开始，补水量已经开始出现上升。李向东说，市民里已经有人得知要停水，加大蓄水力度，正因为生活用水和生产用水都经过一个管道。21日开始，一些老百姓家里用水紧张后，开始盗用供热系统中的存水，比如，在暖气管上私加水龙头，借助暖气片上的放气阀来放水。这样企业和市民“抢水”的状况使供暖企业发现，每次循环流失的水量开始上升。局部地方一些供热单位供热用水出现紧张，水流断断续续，时有时无——更要命的是，一方面，他们自己其实和市民处境相同，停水意味着他们的水源也中止了;而另一方面，停水之后，这些企业仍然要承担供暖。

对于一个严寒城市的冬季，对于一个政府和市场身份兼具的特殊行业，李向东们责无旁贷。

“好在不是12月份，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哈物”供热供水管理处处长、高级工程师邹伟志说，一旦补水量达不到每日的正常水量，容易产生锅炉超温、气化，不仅供热系统无法正常运行，还可能发生爆炸，这是灾难性的。李向东说，水对于供暖的至关重要，在于它的减少随时可能把“3000多台锅炉变成3000多个炸弹”。

邹伟志说，对哈尔滨人，供暖不是改善生活条件那么简单的事，“它是生存条件”。

严寒的冬季，因为补水供给不足引发供热停止，供热系统会大面积冻坏，散热器，暖气片，管网都随时可能胀裂。“绝不仅仅是一个损失的问题”，哈尔滨市供热办副主任刘成伟说。

作为关系民生的一家大型企业，哈尔滨物业供热集团原来有一套现成的“供热应急预案”。李向东说，在这个预案里，供暖一旦出现问题，可以启用一些自备水井。“哈物”有极少的锅炉房在工程建设期间打过地下井，工程以后，这些井封了。有五六处锅炉自备水井，但这些零散的水井在5到10年的时间里从来没有被使用过，其中一些水井，随着地下水位的变化已经干涸，再也打不出水来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些水井应付一些局部地区由于供暖设备的故障引起的供暖问题还是绰绰有余的。但谁也没有想过，哈尔滨会出现这样大面积的用水危机。

环保局水利局水文局专家最后的联合测定给他们争取了一点时间，或者说松花江在黑龙江流域的宽阔最后帮了他们一点忙。这样污染团到达哈尔滨市的时间比预计推迟到了11月23日晚上23点。哈市最后切断供水的时间实际上也由最初定的22日晚尽可能地延迟到了24日凌晨。

对任何用水单位和个人来说，多一点时间都是好的。他们可以蓄更多的水，以对付未来漫长的4天。“缺水的增量我们不敢预测，至于停水的时间我们其实心里也没底”，李向东说。

邹伟志说，他们让各个热力站将生活水池、消防水池都储满水，和供热管网补水系统连接。为了最大限度利用一切储水空间，他们拿掉了这些水池里的浮球阀，所有我们能借调的消防水车都加满水。“哈物”集团下属一个负责南岗区供水的子公司把附近的两个民营单位的游泳池都用上了，作为临时蓄水池，“都没怎么商量，他们就答应给我们了”，邹说，“我们都没想到，这个时候，社会上的方方面面都能这么配合。”

储水从11月22日不分昼夜地进行到23日。对“哈物”来说，到正式停水前，通过市政补充的水达到一万五六千吨。这比平常的用水多出了三分之一——“哈物”为自己多争取到了5000吨储备。

消耗也在增加。彻底停水前的两天，居民盗用供热系统水造成供热管网系统失水的情况也在相应增加，尽管多出三分之一的储水量，李向东说，这些水也只够得上一天的补水量而已。

11月22日，哈尔滨道里区的一些小区住户门口贴上了“安国供暖分公司”的一张通知，“为保证服务区供暖工作的正常进行，杜绝个别居民偷取暖气系统水的现象，我分公司将持续在系统内加入臭味剂等化学药品，个别暖气水亦为工业用水。为了您的身体健康，同时保证小区温度，请您不要使用暖气系统水。”“安国”是“哈物”下属的一家暖气公司。22日，哈尔滨许多小区都可以看到这类来自供暖企业的提醒。这天中午，还有300个小组在哈尔滨大街小巷逐家逐户进行宣传，“要让老百姓知道，他们与供暖企业是利益与共的”。

“这些水用完了，我们每天还有22000吨的缺水量”，李向东说，哈尔滨300多家供热企业的同一个紧迫问题是:寻找水源。

邹志伟连续3天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因为供热晚上也在进行。而水的紧张，随时可能出现局部锅炉房和换热站的水供应不足。电话就会打到供热供水管理处，邹志伟要负责紧急配调。

“哈物”是哈尔滨供热办要力保的四家供热大企业之一。它是一个有着集团、子公司、分公司、供热站四级机构和上万名员工的庞大机构。以往每年这时候，让这个供热企业最焦虑的事，是供暖费的回收。这个集团至今还有7个亿的历史供暖费赊欠。李向东说，现在还是一个福利供暖的过渡期，“我们还是在‘半卖半送’”，他说，“职工用热，单位付费，企业供热，这种不对等的三角关系是历年供暖季开始最让我们头疼的事，哈尔滨这样一个老工业城市，这样的思维格外根深蒂固。”

历年进入11月份，“哈物”四分之一的员工都在挨家挨户上门收缴供暖费。李向东说，2001年，哈尔滨成立供热办以后，回收状况逐年好转，但去年还有20%的供热费收不上来。

这是去年。这个大型企业一直在努力学习做好一个市场主体的角色。但从11月21日开始，它必须暂时抛弃掉对那些沉重历史欠账的抱怨，它要保证将近一半的哈尔滨市的供暖安全，哪怕是那些他们曾经愤怒得想起诉的欠费者。从这一天开始，它更像历史上曾经的那个福利者而非企业了。

邹志伟说，在非常时期，“哈物”要更承受巨额亏损的危险，但要无条件保证供暖不受影响。四级机构24小时都处于待命状态。

供水的成本费用剧增。邹志伟粗略地估算了成本，原先市政供水2块5毛钱一吨，现在要用车拉水，一车50吨水，200块钱。超过现在水价的20倍。

“哈物”在哈尔滨的供热点有660多处，每一处都打井，时间赶不及。为了解决水源问题，“哈物”在相对比较集中的小区开凿了16眼地下深水井，直接取水，作为供热补水使用。邹志伟说，一口井的价格在4万多元，打井的费用在往常三倍以上。

但这回，他们必须不惜血本了。李向东说，“因为我们肩负着这么多人的生命安全”。

11月25日，实际停水的第二天，和各个大大小小的用水单位一样，“哈物”真正意义上进入了缺水的高峰。记者所住宾馆的浴缸里蓄满的一缸用来洗漱和冲洗厕所的水差不多已经见底。哈尔滨300多家供热企业也如此，供热管网里的余量和所有能够动用的储水器皿里的水都用完了。

水全部要依赖外运了。

供热办副主任刘成伟说，情势的紧迫是“一个矛盾掩盖另一个矛盾”。哈尔滨处处都在打井，水源当然不够。水要从水源运到用水地有的需要穿越拥堵的市区，有的则更远。相比较水源，更缺的是运水的车辆。

11月23日晚上9点，李向东从供热公司回集团办公室开会，看到80台从大庆开来的运水车，车前挂着“供热专用”车队的大幅标语开进哈尔滨。他心里一阵激动，但很快他又想，这么多台车千里迢迢跑一趟，即便只是对“哈物”一家，也只是杯水车薪。这些水还不是送给他们的，哈尔滨需要水的地方太多了。

在“哈物”11月22日重新制定的一份“应急预案”上，李向东和集团负责人商量的结果是，筹措资金，购置10到20台大型运水车辆，或者借用其他兄弟城市的水罐车20到30台，作为应急补水之用。他们觉得这个数目肯定会有缺口，但问题不会太大。

购车所有的100多万元资金很快到位了，但车辆来源出了问题。邹志伟说，他们事先联系的哈尔滨建成机械厂是当地比较大的一家车辆改装厂。建成厂接订单，然后购买解放大卡，再制作5吨水罐往车上加，整个改装流程再快也得10天。邹说，“10天之后，黄花菜都凉了”。况且，哈尔滨所有的车辆改装厂这时候都在面对一大堆来自方方面面的生产订单，连夜加班，“根本忙不过来”。

11月25日，实际情况比那个已经做了充分估计的更改后预案上所考虑的状况要更严峻。从水源地到每一个供热点的锅炉房，平均两个小时的运程，一辆车两个司机，每天24小时连轴转，歇人不歇车，一辆车一天最多也就跑十趟，一辆车每天解决150吨，10辆1500吨水的运量。“哈物”两万吨的日补水量，24小时出水的临时水井将近解决一半，还有1万吨的出入。11月25日，运水车辆已经从最初预计的二三十辆上升到70辆。但是仍然有30到50辆车的缺口。

企业有两个办法。找政府和自救。“哈物”和哈尔滨市供热办在一栋楼里办公。他们相互知道彼此的情况。

“这时候是各显神通”，刘成伟说，南岗区区政府和很多城市原来都建立了友好城市的关系，他们得到的各路支援车辆要多一些。牡丹江市市长原来是哈尔滨经贸委主任，“我们通过这个关系，得到了牡丹江市的大力支持”。11月22日连夜，一队由5辆20吨消防车和5辆8吨洒水车组成的车队从牡丹江出发，开进哈尔滨。车队由牡丹江市常务副市长亲自压阵。

这些车是送车来的，也是送水来的。“这些车都满载矿泉水开过来的。到哈市之后，水先送到香坊区区政府，车归我们”，刘成伟说，因为路上赶得太急，一辆车还出了故障，中途回去修理了。

11月24日，供热办主任张国栋和副主任刘成伟又从空军某部争取到了6辆车的支援。

这16辆车只能做应急使用。供热办的责任是要协调好各个供热企业，在任何一处供热吃紧，险情出现的时候负责调车送车。但16辆车，10家企业也摊不上一辆。张国栋说。

李向东说，我们也知道政府已经忙不过来了，供热办那几辆车实在有限，各个区政府征集的车辆又都已经派往各地了。“供热办一共就20多人，这个时候找政府也是添乱，不如自己寻找出路。”

“哈物”出动了大量人力到周边市县去收集所有能够运水的车辆。“哈物”集团办公室主任沈卫军说，只要是能够找到的车我们都用上了，农用车，甚至那种最简陋的四轮水车。在两天时间，应急运水车辆的数目从20辆增加到了70辆。“现在全部在运转”，沈还是有点心疼企业这些天的开支，这些小车现在的租金也高得惊人，司机的人工费也涨得厉害。“供热的价格当然是不会变的。2000年出台的热价基本上是纯成本价，不含利润，不含税金。当然也不会包含这样突发性事件所带来的费用增加了。”

11月25日15点30分，哈尔滨市政府副秘书长王正邦和记者的谈话被一个紧急会议打断。王正邦打了半小时电话一一通知水务、商务、卫生，供热、煤气、供排水集团，以及环保、经委、民政等主要部门和主要企业负责人参加由常务副市长史文清召开的会议，会议内容是“研究水污染损失调查问题”。王正邦说，“危机时刻，政府就是救火的”。

11月21日晚牡丹江市支援供热办的4辆消防车在停水的第二天就派上了用场。

哈尔滨发电厂也是这次停水后政府必须保证的热电联产单位。这个发电厂的供电余热卖给“哈物”，再由“哈物”提供给哈尔滨南岗区500平方米的集中供热网。这包括繁华的中山路，以及省委省政府一带居民的取暖。

11月22日，哈尔滨发电厂给政府打了几次报告，告急缺水。供热办刘伟成说，“哈发”从11月21日用水紧张之后，压力就特别大，他们的发电机组使用的是纯软化水，要求特别高，并且每个小时的补水量需要300吨。“对于都大量需要水源的供热和供暖，要求他们同时保证，显然他们有些力不从心了”，刘伟成说。

第一个报告，是申请打井。井在11月21日就连夜打出来了。但是发现水质不符合发电的要求，硬度太高。接着，“哈发”向市政府打了第二个报告，要求找专家来处理一下。李向东说，“哈发”的一个副厂长向市里提出三个方案:一是停掉供热，确保发电，二是停掉供热，停掉发电，确保机组;三是间歇供热，保证发电。

11月22日上午在市政府办公室召开的常务会议上，黑龙江省副省长否认了前两个方案。他说，“供暖绝对不能停”。

刘伟成说，“哈发”后来在哈尔滨热电厂和哈尔滨第三发电厂找到了水源，但是它和第三发电厂之间有20多公里的车程。11月23日，“哈发”继续告急，“哈物”很大一部分的供热保证岌岌可危。“这个时候，只有政府出面协调。”

23日一大早，供热办主任张国栋就带着供热办另一名官员，找到中国华电经理，去发电厂协调解决问题。最后商量的结果是，供热办将牡丹江那4辆救水车先协调给“哈发”使用，加大运力，以缓解水的紧张。到11月25日，剩下的那几辆车也全部被顶了上去。

11月26日，恢复供水的最后几个小时前，哈尔滨市委书记杜宇新说，到这个时候为止，哈尔滨没有一台锅炉因为断水缺水而中断供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