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我们的家园：郭耕的幸福公式

（文 / 金辉）

( 2003年11月，北京瑞泽集团认养了一头名为“兰兰”的两岁雌性麋鹿 )

<p "="">郭耕有很多头衔，他是北京市政协委员、民革北京市委委员、北京市青联委员、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副主任、北京科普作协理事、“自然之友”理事、“全国先进科普工作者”、北京市团委科普顾问;他曾被北京科技周组委会评为“科技大使”，近作《鸟兽的绝唱》获得全国科普优秀图书一等奖和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而这些头衔和奖项也勾勒出他过往的人生轨迹。当年，人民大学贸易系毕业的郭耕，顺理成章地做起了商人，正当他经商成功的时候却突然转行当了一名动物饲养员。与动物打了15年的交道，现在他是一位坚定不移的动物保护主义者。他说他所做的事情就是改变人在野生动物眼中丑恶的形象。

郭耕的经商生涯只有五年时间，但他是成功的，凭借他个人的努力就为公司创收利润100多万元。在1984、1985年，100多万可不是个小数字。以他突出的成绩，那年被评为“北京市新长征突击手”。

但这位“新长征突击手”很快对纸醉金迷式的庸俗商业文明产生了不可遏制的厌恶，在那些近乎奢侈的商业宴席上，他表现得更多的是尴尬而不是高兴。1985年夏天，郭耕出差去内蒙古，适逢一位大学教授带领一群学生考察昆虫。他兴冲冲加入到这支快乐而富有诗意的队伍中，在夜晚的草原上打开手电筒，吸引来各种各样的昆虫，围绕光柱热烈地飞舞，郭耕看得目瞪口呆，童年某些已然模糊的记忆仿佛苏醒过来，那一刻，他激动得几乎跳起来……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伴随急剧变化的社会进程，生活场景也随之变得让人眼花缭乱，而郭耕却时常闷闷不乐地发现它们并不像原先设计和预期的那样。1987年1月，郭耕所在的公司与林业部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共同筹建北京濒危动物驯养繁殖中心，郭耕做下了青年时代最为重要、但也足以让熟悉他的人目瞪口呆的一个选择——26岁生日那天，他来到北京南郊大兴榆垡一个叫东胡林的地方，成了一名动物饲养员。

那时郭耕做的是真正的饲养员，工作就是打扫卫生、撮粪、冲洗笼子、切香蕉、蒸窝头等等。可当他从养猴子的痴迷中醒过来的时候，看着关在笼子里的猴子，他困惑了，为什么是猴子在里面，而人在外面？人与动物的关系就应当如此吗？如果有一天，人被关进笼子饲养是什么情景？

郭耕的生活于是再次改变。他开始为动物们呐喊、演讲、写动物保护的文章，起草宣言，以期把环保的理念深入到更多人的头脑中去。

“我的工作可以划分成前后两段，在1995年前是代表人面对动物;在1995年后是代表动物面对人。”郭耕说。从饲养动物转向了教育人类约束自己的行为，是他思想转变后主动作出的选择。

于是，在北京麋鹿苑内，就有了世界上第一座“世界灭绝动物墓地”。在一个苍凉的十字架上，排列着近三百年来已经灭绝的各种鸟类和兽类的黑名单，两座具象征性的坟冢、横斜的枯木、低飞的寒鸦把整个墓区笼罩在一派萧瑟、悲凉的气氛中。这是郭耕一手设计和筹划的，他希望到麋鹿苑参观的人们都能来此凭吊自然界中永远逝去了的动物物种。

郭耕为这些灭绝动物写了墓志铭:“工业革命以来，以文明自诩却无限扩张、为所欲为的人类，已使数百种动物因过度捕杀或丧失家园而遭灭顶之灾。当地球上最后一只老虎在人工林中徒劳地寻求配偶，当最后一只未留下后代的雄鹰从污浊天空坠向大地，当麋鹿的最后一声哀鸣在干涸沼泽上空回荡……人类也就看到了自己的结局！善恶终将有报，猎天必被天猎。当人为造成的物种灭绝事件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纷纷倒下的时候，作为自然物种之一的人类，你就能幸免于难、在劫而逃吗？”

郭耕说，这正是灭绝的动物对人类的警示。

随着思想理念的转变，在生活态度，乃至生活细节上，他都作出诸多调整，坚持一些，也放弃一些。比如节俭，他一直在坚持，他一直没有私车，出行尽量乘坐公共汽车，在当选市政协委员后，积极倡导北京设立“无车日”;他的东西只要能用，不管多旧，他从不丢弃。吃肉的习惯，用空调的习惯，他都主动放弃了。

郭耕有一个幸福公式，幸福等于物质占有除以物质欲望。这是一个分子与分母的关系。分子越大，就越幸福，或者分母越小，也会越幸福。他认为，物质追求没有一个标准刻度，也不是完全由自己决定的，人却可以把握自己的欲望，缩小或者膨胀。所以幸福与否在于每个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