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子怡和中国电影的“国际化”想象

（文 / 王鸿谅）

( 巩俐 )

章子怡的故事，听起来更像是一个不可复制的童话。凭着屈指可数的影片，以“三级跳”速度，从并不知名的国内新人一跃闯入国际市场，并在某种程度上迅速获认同。聚焦于闪光灯下的生活，带来的不仅是“国际影星”的名气和财富，还有看起来越来越多的机遇。连张艺谋都不得不承认，章子怡的成长，“像梦幻一样”。那么这样的“梦幻”与中国电影的发展前景是否有着某种乐观的关联？研究者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

北京大学比较文化研究所主任、资深电影研究者戴锦华说，“章子怡的成功，与其说是作为一个女演员的成功，还不如说是因为她已经被定义为一个社会主流意义上的成功者”，“人们对她的关注已经和电影无关了，被瞩目的，其实是她的名利双收”。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悖论。这悖论的大背景是，“近20年来一方面能够对广大观众群有冲击力的影片越来越少，另一方面，社会娱乐形态、大众叙事的形态越来越多，电影逐渐不再是最具大众性的艺术”。所以，在研究者的冷静观察里，章子怡的这种梦幻式成功，对于中国电影发展来说，不过是“水中捞月”，并没有实质意义，“演员成为明星，但是并不能成为票房感召，近20年来一直如此”，这样的明星，戴锦华称之为“可疑的明星”。

章子怡的“国际路线”

《我的父亲母亲》是章子怡在大银幕上的第一次亮相，相中她的伯乐是张艺谋，这是个“一夜成名”的故事。有意思的是，故事最初的主角其实还是张艺谋，这个已经在中国影坛树立了不可动摇地位的导演的一举一动，远比一个刚刚在镜头前展露邻家少女清纯笑脸的女演员更能引发关注。当然，章子怡同样很好把握住了这个机会，让自己能够一直处在闪光灯的中心。

“但章子怡真正被国际市场所关注，还是应该从《卧虎藏龙》开始”，对于西方电影中华人女性形象有过深入研究的清华美术学院电影研究者孙萌说，“这种成功，首先还是跟影片类型相关，这是一部功夫片，是传统意义上西方人能认同的中国电影类型的代表”。比起任何一种类型的影片，功夫片更容易获得西方认同，更何况导演李安还是刻意用西方人的视野来叙述一个东方故事，“这个片子其实一开始就很明确，是一个给西方人看的东方故事”，孙萌说，“所以借着玉娇龙这个形象，一副东方面孔的章子怡也就附和了西方人的猎奇心理”。研究者戴锦华也认为，“章子怡被西方接受，跟她玉娇龙的形象关系密切”，戴锦华回忆说，这部片子出来以后，国外媒体上曾有评论说，“成功感召了国外的女性观众”，这种东方故事，东方女性与她们的兴趣点形成了错落。身兼导演和演员多重身份的徐静蕾也提醒记者注意，到目前为止，一开始就凭借单纯的文艺片获得好莱坞认同的中国女演员似乎并没有先例。

( 章子怡 )

孙萌在她的研究里，把章子怡在《卧虎藏龙》中的玉姣龙这个角色，归类为“蜘蛛女”——“通常情况下在电影中都是性感、美丽而危险的女主角，原本得势（剧情及视觉上）的女主角随着剧情的发展，往往失去先前的活动力，并且在画面上以受束缚或无力的意象呈现，这种近乎公式化的处理手法，显示出性感而强势的女人唯有受到控制，变得软弱，才不会对男人造成威胁。”这种与中国功夫相关联的“打星”形象，成为章子怡进入好莱坞的“敲门砖”，这并不是她的首创，杨紫琼、刘玉玲被好莱坞接受，同样是从功夫片开始。在香港身价已经到达700万港币的杨紫琼，进入好莱坞的身价起步是80万美元，没有特别大的落差，她接拍的第一个影片就是大制作007系列之《明日帝国》，孙萌把杨紫琼所饰演的这个邦德女郎归类为“木兰”形象——“这些女性都是僭越男权社会的女性规范，与男人一样投身时代，共赴国难，报效国家的女英雄。”孙萌说，“不同于其他花瓶式的陪衬、玩偶和欲望对象出现，她武功超群,是007的合作伙伴，他们一起打败了媒体大亨企图在南中国海制造战争的阴谋。杨紫琼在电影中精明强干，自尊自立，用中国功夫打败了企图制造事端的西方阴谋家，为国家立下赫赫战绩，可以说是一位现代花木兰。”不管是“蜘蛛女”还是“花木兰”，都是好莱坞通过“东方化”想象、建构出来的华人女性，她们“百变不离其宗”:要么“天使”，要么“妖女”，或者是“天使”的变体、“妖女”的变体。

从张艺谋到李安，接连和最具国际知名度的大导演合作，章子怡被关注依旧并不是演技，而是她的机遇。这里面就有了很多版本的故事，但这些其实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从《卧虎藏龙》开始，章子怡找到了自己被好莱坞接受的路径。接下来是接拍成龙主演的《尖峰时刻Ⅱ》，以一个身手敏捷、狡诈而又带着恐怖色彩的坏女人形象，在好莱坞再次施展她的中国功夫。孙萌认为，这个形象同样是好莱坞电影中华人女性形象的一种代表性类型，“是‘龙女’的形象，起源于由黄柳霜饰演的影片《龙的女儿》里面的‘龙女’，一名替代其父傅满洲，成为反对白人的亚洲恐怖女领袖。这个华人女性人物具有三个基本特点:异国风情、可供白人男性享用、生性狡诈。”孙萌说，“这些华人女性的性格特征和品质在好莱坞电影里一直被演绎到20世纪70年代甚至更长。”而在2001年的影片《尖峰时刻Ⅱ》中，章子怡饰演的胡莉就是距离我们时间最近的一个“龙女”形象。

( 杨紫琼 )

与王家卫合作的《2046》，给章子怡带来了金像奖最佳女演员的影后头衔，这时候一切看起来都那样顺理成章，等这个正在被好莱坞逐渐认同的年轻女演员转身，再面对中国市场的时候，中国电影惟一能附加给她的“有分量”的东西，似乎只剩下了奖项和名分。事实上，连张艺谋自己现在都会感叹，“章子怡的成长道路几乎每一步都成功，几乎每一个脚印都很深”，张艺谋对于这种成功的解读，是“首先是时代，中国的文化开始在世界上广泛地受到关注，是这个时代造就了章子怡。其次，就是她的能力。我觉得大部分传媒形成一种约定俗成的看法，认为她是靠运气。其实我很了解她不是，她是一个进取心极强的人。比如她打算演这个人物，她真的会睡不着觉，她会想，她会焦虑，她会反复地想，真的是很进取地要把这个人物演好。大家都说好像是每一个好机会都给了她，我自己看是双重的。当然是有机会，但是我认为是她抓住机会的这个能力”。有“这个能力”的章子怡，也因此“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中国电影的一个代表人物”。美国《时代》周刊2005年度全球100名最有影响的人物里，章子怡赫然在列，题为《中国送给好莱坞的礼物》文章评价，“章子怡已经成为继巩俐之后西方人眼中最著名的中国女演员”。

巩俐和她的“审美颠覆”

( 徐静蕾 )

追溯起来，在最近的20多年里，两次能够引起西方电影市场关注的东方女性形象，巩俐和章子怡，她们的成功都与张艺谋有着不可回避的关联，尤其是巩俐。现在回忆起来，选择巩俐，张艺谋说，“是一个偶然。当时是想找一个特别壮的，特别充满了一种原始张力的，劳动人民的样子。巩俐当时不是那个样子，很清秀，脸也很小，但是总觉得她身上有一种特别的魅力。很多人都跟我说，她的爆发力非常好，她演戏真能给你们演出来。我觉得她有一种独特的东西，后来就选了她”。张艺谋说，事实证明，他的选择是正确的。

当然，也会有诸多的假设，如果张艺谋当时选择的是另一个女演员，是不是同样会有这样的成就？在影评人李祥瑞看来，在第五代导演强悍的个人意志之下，“女演员不过是导演意志的视觉符号而已”，“比如巩俐，每个角色都达到了苦难的高峰，菊豆、颂莲、菊仙、家珍、小金宝、如意，命运一个比一个悲壮惨烈，旧社会苦女人的系列形象一再重复”。但张艺谋似乎并不这样认为，“一个主要演员，她跟你合作了七八部电影，她一定会变成你在每一部电影中传达故事和情感的一个表现符号，但是说符号的话，我觉得实际上是对演员的不公平。”他会评价巩俐“实际上首先她要是一个好演员，她真的是能把不同风格的电影中的人物活灵活现地表达出来。我觉得这些电影可以说是我自己的电影，但是你也可以说是巩俐的电影。是因为她在这些电影中也表达了自己一种非常强烈的个性”。

在西安电影厂导演周友朝看来，“巩俐和赵薇对过去女性形象是有颠覆意义的两个人。”他说，“电影审美不断在发生变化，过去以政治标准和道德标准来要求女性，几千年的伦理社会对女性形象要求非常苛刻。所以早期的电影中，女性在道德上、个人生活上都是极其纯洁的，人物非常端庄柔和。”而这个时期之后，“出现在80年代后期的巩俐，对政治规范和道德规范都有突破，从女性本能出发和男人好，女性的性感对男人充满诱惑力，这种鲜明的性特征的突出具有标志意义”。

对此，西方研究者裴开瑞有更加学术化的论述:“她（指巩俐）不仅被塑造成欲望的对象而且还是个挑动者──她大概是1949年后首位被塑造成情欲挑动者的中国女明星，这些影片放映期间，许多中国评论者所撰写的有关评论，都指出这种对情欲力量的展现是女性的性解放。”也有更多评论者将张艺谋与影片在国际上的成功及流通相联系，从而批评巩俐的形象是“对新殖民主义的屈从和归顺”。在这样的视野中，裴开瑞说，“巩俐就不单是男性情欲的幻想式人物，而且被中国男导演打造成富于异国情调的取悦者，引发着西方男性观众本已倦怠疲沓的欣赏趣味。人们指责张艺谋单纯模仿好莱坞电影的女性表现形式，几乎把他指控为将巩俐推向西方世界的淫媒。”其中名气最响的大约就是王一川和张颐武。

至于赵薇，这个在电影领域的成就远远无法企及巩俐的新生代演员，更大的名气还是在电视剧领域，周友朝说，虽然他个人非常不喜欢“小燕子”的形象，但是“不能否认她对过去女性又是一种推翻”，“赵薇将女性形象完全解构，把社会、生活当作玩闹，女性也不再以性感为标准，不再从男性的审美来要求女性，她可以按照自己的性子胡来，不受束缚，因此受现代年轻女孩子的追捧”。在他看来，章子仪的审美取向处在这两者之间，并不明晰，颠覆性不明显，她的走红，是符合了国际上对中国“女侠”形象的想象。

“可疑的明星”时代

戴锦华对巩俐有着相当高的评价，并且认为“巩俐在世界范围内形成过票房号召”，她回忆说，90年代初的时候，去许多国家，基本上只要看到中国电影，屏幕上的就是巩俐的形象。就这一点而言，“章子怡在某种意义上并没有超过巩俐，可以说章的面孔迅速被西方所接受，走入了西方市场，但是她还没能像巩俐那样能够形成国际的票房号召。”可是即使是巩俐，也没能在中国市场上形成票房感召，戴锦华感叹地说，现在中国的电影市场上，最具号召力的还是导演，“我们会说，去看张艺谋的电影，陈凯歌的电影，但是有多少人会说，我们去看章子怡的电影？”

在电视剧的领域恰恰相反，观众对于演员的忠实度要高得多，一名资深娱乐记者有这样的观察，比如赵薇和章子怡，赵薇走的是电视剧路线，从国际名气来看，她显然逊于章子怡，但是章子怡的FANS的忠诚度远远不及赵薇，在中国市场，不管是赵薇演什么电视剧、电影，或者发什么新歌，都有忠实的消费群体，会有人买账，说到底，这是电视剧明星的优势。中国的女演员们，在电视剧领域能获得的名气的收入，甚至也远远高于她们出演的电影的收益。徐静蕾说，电视剧都是明码标价的，不同演员的身价分得很清楚，但是到了电影，就不一样了，很多人都是“降低了身价来拍的”。她也坦言，现在的女演员里，除开章子怡这个特例，剩下的那些还有些名气的年轻女演员们，在商业电影领域，没有人称得上有票房号召力，包括她自己。她说，即使自己执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也称不上有票房号召，不过是小众电影中运气相对来说很好的一部片子罢了。

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研究所副所长贾磊磊看来，在电影环境里，演员是被动的，不是第一位的，“从来也不是影片意义生成的第一要素”。演员如果想对一部影片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影响，除非是自我身份转型，做导演或者制片。演员对于影片的意义，在于他们在大众传播领域中具有的传播力。商业电影需要明星的票房号召，这在电影圈里是一种共识，但是，在内地的电影明星圈子里，戴锦华分析说，明星作为一个文化工业的现象，并不是仅仅由电影来塑造的，而且现在也并不是围绕电影工业的连锁工业来制造明星。“那些演员成为明星，却并不能成为票房感召”，这实在是一种尴尬。

戴锦华将这样的明星称为“可疑的明星”，在最近的20多年里，这才是中国电影市场最真实的状况。事实上，这并非是明星本身的尴尬，而是中国电影现在的尴尬。但是研究者贾磊磊认为，上个世纪30～40年代，中国电影涌现出了一批完全可以与好莱坞抗衡的国产电影，如《神女》、《马路天使》、《一江春水向东流》等。受到左翼电影人渗透与影响的影片公司，如明星（20～30年代）、联华（30年代）、昆仑（40年代末）拍摄了一系列关于妇女问题的片子，如《三个摩登女性》、《现代一女性》、《新女性》、《丽人行》。孙萌也认为，那个时代，女演员称得上是“光彩夺目”的。女星阮玲玉的故事成为一个传奇。她饰演的角色以及她自身的生活经历都已成为那个时代中国现代女性的象征。

不仅如此，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反映新生活的题材中，女性形象显然是盖过男性的。“为表现妇女解放的新生活，女性更出彩，更有戏”，那时的电影要表现女人怎样争取像男人一样能干。比如《女司机》，描述女性也能开火车了。《马兰花开》讲述的是保成铁路修建时的艰苦，在工地上拍摄，秦怡扮演一个开推土机的女司机，几十年后回忆起这个角色，她还是非常激动:“我因为这个戏会开推土机了，太神气了，在当时可了不起啦。”这种女性在社会主义大建设中突破传统的形象，与祥林嫂似的形象有巨大反差，非常符合当时要表现的社会主题。不过某种程度上，“尽管革命的男女主人公被刻画成充满了生命力的男性与女性，但是性特质本身实际上已被降到最低程度，甚至被略去了”。

而在1979年前后出现于中国影坛的第四代导演的影片中，在那些凄楚的、柏拉图或乌托邦的爱情故事中，“女性表象成了第四代被政治暴力所阻断的青春梦旅、为历史阉割力所造成的生命与人格匮乏的指称”。但这个时期的影片同时也给中国影坛带来了冲击，用孙萌的话说，比如《小花》中的陈冲，那种女性的自然和纯真，给中国大银幕进行了一次“审美脱贫”。而在第五代的部分作品中，男性欲望的视野终于再次出现，戴锦华说，“男人之于女人的欲望视域首先呈现在张艺谋的处女作《红高粱》（1987年）之中。继而在另一位第五代导演周晓文的商业作品电影《疯狂的代价》（1988年）中，女人出现在男人窥视、渴欲而又恐惧的视域之中”。在这个时候，孙萌说，“女性特征的彰显开放程度越来越加剧，大众的审美从一个极端进入另一个极端，直接的性感的冲击”。

在曾经与张艺谋合作、参与过《英雄》拍摄的导演潘大为看来，现在一个女演员如果想要通过电影获得名气，最重要的，还是看她能够上谁的戏，如果是大牌导演，出名的几率显然就更高;另一方面就是剧本，能够有丰富人物性格的形象，是获得观众认同的一种保证。“可是现在中国好的电影剧本太难找了”，潘大为感叹，“大家都想找好本子，但是你仔细想想，现在有几部电影真正讲了一个好的故事呢？”

通过出演顾长卫的《孔雀》迅速获得名气的张静初也被认为是一个特例，她与章子怡还不一样，周友朝说，张静初是非常罕见的通过一部艺术片就获得商业认同的特例。有意思的是，这个作为特例的年轻女演员显现出来的发展前景同样被闪光灯聚焦，她被认为是继章子怡之后，最有可能在国际市场获得认同的下一名中国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