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英杰：冠军背后的利益关系

（文 / 蔡崇达）

( 孙英杰 )冠军的投入与产出

母亲马桂兰还记得，孙英杰在沈阳体校读书的时候，每到周末她总是要心神不宁，因为每次女儿要走的时候，都是她们母女俩最难受的时候。通常都是孙英杰涨红了脸，低着头走到马桂兰身边，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我们体校交什么费要多少钱。然后马桂兰就拉着她的父亲孙凤有开始四处去借了。“如果是数量不大的就先到邻居家去借一点，有时三五十块，有时100多块，然后挖沙子攒够了钱就立刻还给人家。数目大的时候，还得到信用社去贷款。即使是每次1000元的贷款，我们也办了二十几回。”11月10日晚上，马桂兰在电话里对记者说。

“家庭最困难的就是那段时间了，那时孙英杰能够选拔到沈阳体校了，体校作为国家体育的正式机构有点照顾没有收我们学费，但是住宿费、训练费也够让我们家庭难受的。我还记得沈阳体校训练到最后那个阶段，为了提高选手的比赛能力，开始组织高水平的选手四处参加比赛。一个周末晚上英杰回来告诉我们，她被推荐去重庆参加全国比赛，来回坐飞机，需要3000多块。她当时一说完，她父亲什么都没说就走出去找钱了，然后她自己开始抹眼泪，我也跟着开始哭了。”想到那时候，马桂兰声音有点哽咽，“那次可难死我们了，但是老师说去了就有可能被一些教练发现挑中，才有可能到更好的队伍，省队甚至国家队，不去就没有任何机会，所以最后还是贷款才去的。”

事实上，要培养一个冠军对这个家庭来讲，从来就是一件吃力的事情。“刚起步的时候，孙英杰边读小学边练习，除了学费之外，本子、笔、手绢、毛巾之类的东西都是在各种运动会上挣回来的。”负担是从孙英杰作为一个准运动员开始的，“小学毕业后，孙英杰开始到苏家屯区体校，体校一个月上交35斤大米的伙食费、60元的住宿费。她每次回家要住宿费，从那时候家里开始觉得负担得很吃力。”马桂兰回忆说，“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多少水田旱地，养着三只老母猪和两匹马，靠一年四季给人拉车和捞沙子挣点钱。捞沙时别人捞十二三车，我们就捞十七八车。人家都收工了，我们下河再捞。但即使这样也应付得很难受，几乎是连滚带爬。我们可以算一笔账，从1989年开始进入苏家屯区体校，直到1997年英杰才不向家里要伙食费，这么些年来，我们供她练田径，总共花了6万块了吧。在前些年6万可是个不小的数字，尤其在咱们农村。一车沙子才5块钱，6万块啊，得捞多少车沙子啊。”

“因为供她，她几个妹妹都没怎么读书了，爸爸太辛苦累下了癌症，我也因为长期到水里捞沙落下个胃寒，全身使不上太多力气，没有想到这么辛辛苦苦，说出事就出事。”孙英杰的父母这几天因而一直睡不着觉。不过更让他们睡不着的原因是他们实在找不到孙英杰，“我女儿现在都没有手机，运动员身上都没有钱的。她以前要打电话都要用王教练的机子，而且是当作奖励性质的，以前王主任都和她说，你要是在哪场比赛能拿到怎么样的成绩，我就让你打电话回家。所以现在王教练的手机一关，我也找不到了。要知道培养一个孙英杰可以说是耗尽了我们全家十几年的投入，怎么能说没就没了？”

令人意外的是，即使拿到国际国内众多奖项，孙英杰家里仍然不太宽裕，得过肺癌的孙凤有还承包9亩水田和10亩旱地，除了雇人收割和脱粒外，其余都是要和得过胃寒、使不上太多力的老伴以及孙英杰两个妹妹下田。事实上“从以前到现在，英杰只拿过一次钱回家，就两万，那还是她爸爸得癌的时候。”马桂兰说，“那次我们也是走投无路才打电话给孙英杰，她跟王教练说了，王教练连夜赶到沈阳医院送了两万。不过她爸的手术总共做了四次，每一次都用了将近两万块钱。”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其他钱了”。“事实上我们就从来没有寄希望在孙英杰的奖金上，从体校到国家队刚开始的时候，她还一直不断向家里要钱。虽然到了国家队，国家给了很多生活上和训练上的照顾，但是日常的一些小东西还是要打电话过来向家里要。以前九运会的时候，铁道部是说要给奖金和一栋100多平方米的房子，但是后来我们也没有继续追问，王指导和我们提过，不要让运动员知道自己有钱，特别是练长跑的，这些东西就暂时由他看着，当作以后奖励，而且也当作抵押吧，要不孙英杰跑去跟了其他教练怎么办？我们觉得也说得很对，我支持王指导的想法。”问到家里的经济状况为什么还是这样的情况，孙英杰的父亲孙凤有在电话那头脱口而出，不过他马上表示，“对于这个我不想说太多，我们很尊重信任王指导的。所以你说英杰会为了钱去吃药吗？我觉得不可能，因为在我们的想法里比赛已经不是和钱挂太紧了，只是谋个以后的出路而已，当个教练什么的，在这种选择下你是孙英杰你会怎么做啊？”

“要转化一种想法，不要以为运动员的奖金是运动员的，中国运动员的成功背后是一个巨大体系的运作。我国目前实施的体育制度笼统地称之为举国体制，这个体制是把体育全部系统纳入国家的直接管理中。最基层是县里面的业余体校，少体校，再上来是省、市的体院，体工大队或者运动队，再上来是国家队，整个处于金字塔形的结构。县一级别负责选拔苗子，然后体院再精选，各个省的专业运动队再挑选，挑选到最后的参加全运会，如果有希望冲击国际比赛的就被调到国家队。这样机构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机构太庞大了，从每个县开始层层都有专门机构，整个机构就要多少人，而且为了选拔出更多更好的运动员，少体校、业余体校都收了大量的准运动员集中训练，还有各个地方的专业队伍，这些大部分都是靠政府拨款维持运行的，这个负担其实比较大，国家的钱也不够保证，这就造成了要培养运动员需要家庭自己负担很多，而且有了收入也不能全归运动员。在我国是这么认为的，出一个运动员是很多人一起托上去的，所以他们都把运动员当作自己财产的一部分，运动员最终比赛得来的奖金当然也要和运动员所在的地方体育机构体育协会摊分。”北京体育大学林显鹏教授分析说。

落实到孙英杰，作为为数不多的冠军之一，她的工资究竟能有多少？对此国家体育总局田管中心主任罗超毅对记者说:“孙英杰归属于火车头体育协会，她还是国家队的主力。我们有一个专门的细致的规定叫做攻尖计划，对于有能力在世界大赛冲击奖牌的选手按照那个细化的标准领工资，进入世界前10的每个月就有2000或者2500元以上，像孙英杰的工资具体数目我不方便透露，至于奖金上，我们保证比赛得来的奖金大头归运动员和教练员，体育总局和协会也会留下些比例作为活动和组织经费，但是这个比例是最小的。”

“很核心的一个问题，中国的体育体制是建立在金牌上的，运动员的收入、教练员的收入，甚至地方体育部门的拨款在这样的体制下全都维系在上面，按照所带运动员的成绩分级，而奖金也是按照比例摊分运动员所取的成绩，地方体育机构的经费来自地方政府主管单位，体育除了作为一种政绩很直接关系到明年地方政府的投入，而且本身他们也摊分奖金。”林显鹏说，“还有一条关系维持着地方和运动员之间的利益联系，根据相关规定，一个运动员无论他到哪里参加比赛，代表的都是他户口所在地，所以如果运动员和地方关系没有搞好，自己跑出来了，也还是没有其他单位接受他训练他，这条利益完成了整个的捆绑。”教练和运动员间模糊的利益分界

那么为什么根据马桂兰的说法，孙英杰家里却只有收到两万元呢？关于孙英杰的收入，除了该扣去的比例，国家田管中心的罗主任对记者明确地强调:“该是孙英杰的，不可能被哪个单位扣留。事实上，我们为了怕奖金分配不到运动员手里，还特意给运动员开一个账户，国家队一合计好了，就直接把钱打入这个账户中，不会有问题的。惟一的解释是，运动员时间太紧张了，没有时间取，也有可能她也根本没有问。”

惟一模糊的可能出在运动员和教练员之间。特别是“火车头实际上是一个松散的协会，这是由它的性质——行业体育协会决定的，往往教练员带着运动员自己练习，安排分配下来的训练资金，有时候需要，有些教练员会把运动员得到的奖金投入训练当中，所以实际上运动员和教练员之间的利益很难分得清楚。而且事实上教练员常常会觉得没有他们就没有运动员，所以一切都更难说清楚了。”体育总局一个官员说。

王德显是在1997年到沈阳体校挖掘出孙英杰的，当时他刚从黑龙江调到火车头体协。“与马俊仁一样，王德显的马拉松事业也是从一名普通的体育教师起步的。一开始他是在哈尔滨市太平区当中学体育教师，他的第一个转折点是在1984年8月，王德显毛遂自荐，当上了黑龙江女子马拉松队教练。1993年，王德显离开黑龙江加盟火车头体协。当时因为马家军实力太强大了，各个地方的体育协会觉得在这个项目上冲击奖牌有点困难，纷纷放弃，只有王德显在火车头的支持下继续物色后备人才，所以就开始找马家军遗漏的或者不要的人才，孙英杰当时就是被马家军拒绝的人之一。可以说确实是王德显带出孙英杰的。后来王德显去国家队当教练也把孙英杰带去国家队，孙英杰从训练到生活的所有一切基本上都是王德显打理，所以说如果真要算账还真是件困难的事情。”一个熟悉王德显的人士说。“或许是教练帮她保管吧，反正从釜山亚运会到现在，中间不是还有说孙英杰出场伦敦马拉松赛巨额的出场费，孙英杰都没有提过，我不想在这个时候再追问这个，从训练到整个生活，他对孙英杰有栽培之恩，我会记得，我不想把结局搞成马家军那样。”孙凤有说。但是他还是忍不住气愤，“有时候我想起来也闹心，我要求不高，就想去看一次女儿的比赛，但是王指导总是告诉我，经费不够，你知道吗，去年雅典奥运会，因为战术上的安排英杰没有得奖，不过总局很照顾关怀我们，说要把孙英杰等同对待，奥运会结束后，国家田径队通知我去北京参与迎接运动员。但当时家里总共就只有200块钱，最后去北京都是借的钱。而邢慧娜的家人要去看比赛，王指导就同意。”

“事实上教练的收入和底下的运动员都有关，只要是他带的运动员拿奖金他都有分成，而且比例是一样的，至于说为什么王指导这么做，或许还可以这么想，邢慧娜其实以前不是王指导的运动员。是为了奥运会从山东队调过去的，按照国家的规定，邢得到的奖金，原来教练该有的比例并不完全属于王指导，而是要和她以前的教练按照比例分的，王指导和邢的经济关系因而也特别清楚，所以孙凤有抱怨的，让邢的家人去的这件事情，还要问的是，用的是谁的钱。”体育总局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说，“总之我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双方最终能解决清楚，不要闹到像以前出现的例子最终双方都难收场。”——专访国家田管中心主任罗超毅

2002年刘翔出现在黄金联赛的时候可能没有人知道，当时去参加比赛的那些钱是国家田径管理中心顶着上千万的可能赤字硬掏出来的。说到底刘翔其实是中国田径的一次“风险投资”。“我们想的是，只有有成绩才有明星，有明星才有观众，有观众才有赞助，所以不惜‘砸锅卖铁’都要支持，要不就只有死路一条。”国家田管中心主任罗超毅博士对记者说。当时他刚上任的时候面对的是2001世界锦标赛中国没有人进前三，总共就一个第四和第五。

“而且要更全面理解中国田径当时的问题和罗主任面对的困难，还是要回到这个体制。中国的体育地方和国家队其实并没有衔接的关系，地方队的训练经费运作经费都是由地方政府拨的，评价地方体育官员政绩的是地方政府，地方官员的升职空间更多不是在国家体育总局的系统里，而地方政府评价地方体育官员最重要的还是看全运动会。根据中国目前的这套体制，他连要调动地方的精锐人员到国家参赛都困难。也就是说，虽然国家总局是地方体育的监管单位，而不是主管单位。而罗主任作为国家体育总局下的管理中心，他们的任务是奥运会，地方体育部门根本对这不在乎，如果没有找到一条纽带拉动起地方，调动起地方，这个机制衔接不上，成绩就很难上去。”林显鹏教授说，“而且实际上国家体育总局的钱是有限的，不一定比地方雄厚多少，我知道的，拨给田径管理中心一年大概就1000万元，要用这点钱调动起全国的体育系统还是个难题。”当时总局实施了一个办法连接上一条纽带——“取得奥运会冠军的选手也自动在该地方协会上加上一块全运会金牌。”在这个背景下，罗超毅主任也用一套经济方式终于启动了中国田径的发展。

三联生活周刊:您能大概介绍一下，2002年2月1日刚上任的时候您面临的情况吗？

罗超毅:当时国家队名存实亡，基本没有队伍，好的选手都在地方，没有可以抓在手里打仗的部队。举国体制是中国成功的重要经验，而举国体制最核心的一点是，集中力量到一点，当时的中国田径失去了这种聚焦。甚至地方队伍的经济实力都比国家队雄厚，我印象特别深刻，2002年8月我上任时候，我们到斯里兰卡去打比赛。当时运动员服装是国内小企业赞助的长的运动服装，斯里兰卡三十七八摄氏度热得很，长的又实在穿不了，想换一套整齐的短袖服装也不可能，整个队伍都是临时组建，从各个省市调过来的，运动员有的穿蓝颜色有的穿红颜色。也因为这种状况，中国田径整个没有士气，就觉得打奥运能进去前八都很难很难，更不要说争金夺银。大家更愿意打全运会，全运会还能拿冠军。三联生活周刊:当时您想出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呢？

罗超毅:我也看到的确很难，从哪儿切入啊？困难太多了。不过冷静下来我理清了逻辑链条，没有运动成绩老百姓不喜欢，没有名气、没有运动明星，没有人关注，企业也不会赞助，没有钱就没办法办好事情。所以当务之急是拔尖子，抓成绩，把成绩提高，也用不着说怎么做就能自然普及，有钱也就有办法调动积极性。当时是这么考虑的，在中国田径落后到这种程度的情况下，没有国家的意志国家的力量，包括集中的经费投入，你哪个省能投入这么强。而且因为中国田径一直在国际上处于落后状况，田径在各个省也不是重点，我们也比较有条件，国家有几十个人在管田径，我们管的程度，细化的程度绝对比一个省要强得多。再说北京的科研力量比地方强很多，我管过14年的科研，我太清楚了。选择突破一点来带动全部。

三联生活周刊:不过组建国家队训练要钱，科研要钱，出国去参加比赛要钱，经费上不紧张吗？而且我们注意到即使赤字您还很大手笔地支持一些项目，比如刘翔。

罗超毅:我们组建国家队不可能大包大揽，如果要集中46个项目算算你就知道有多大的负担，每个项目集中三个人就100多人，集中五个人就要230人，而且像竞走、长跑等项目两三个人练不起来，主要是训练气氛的问题，一般要十几个人，运动员的吃住、训练条件每项都要花钱。我们当时重点只抓了十几个项目，同时在这些重点里，又确定了重中之重。第一个就是高栏，当时是有这么一个共同的认识，中国人拼绝对体能的项目拼不过人家，有一个突破点，就是体能要求很高，技术要求也很高，两个要求都很高的情况下就有机会了。高栏就是这样，让刘翔和参加高栏的选手比百米，他绝对是后面的，但是有了栏架他就有戏。当时考虑的类似项目还有链球、跳远、三级跳、撑杆跳。另外一个是耐力型的长跑，是吃大苦耐大劳，我们中国人向来能吃苦，人家不练或者练不到那种程度。我相信一点突破了，成绩上去了，赞助就来，一切就好办了。

三联生活周刊:但是我知道国家给你们下的目标是，运动成绩要好，参赛项目要全。应该说当时的经费都不能满足重点运动员基本的生活训练费用，那地方运动员的积极性又要怎么调动呢？

罗超毅:我们当时有两个计划，一个是攻尖计划，一个是攀登计划。攀登计划就是划分了几个梯次:可以进入世界前50名、40名、30名、20名、10名、8名、3名，一个个台阶，每进一个台阶我这边就有一笔资金跟进。只要一个地方的运动员成绩能进入当时世界排名的前50，我们就和地方签协议，通知他们某某已经进入我的攀登计划，我准备给他投入多少钱，你们干不干，你们要干，我们签个协议，我们要共同保证这个投入，完了之后我还要检查，这样我投的钱加他投的钱就能比较好地保证攀登运动员计划的运作了。我这叫抛砖引玉。

对于运动员来讲，进入前50名，那你进入我第一关，我给1000元。50之外的可能就900、1000元这样，进到40名我就给你1500或者2000元，依次类推，我们制订很细的条款，你只要从50名进入40名，那明年你的钱就加到了多少，所以你就跑你就苦练。很清楚，比赛成绩一进入那个档次工资就涨上去了。攀登计划不是虚的，虚的是不顶用的，我全部和奖金工资待遇和他出国的条件保持在一起。教练也一样。你给我拿到奥运会冠军，比如我每个月给你15000元，一年18万元，银牌12万元、铜牌10万元，4到8名8万元。2002年的时候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拿，但我告诉你，你只要拿了金牌，我一年18万元给你，这就是你的训练津贴，运动员18万元。但是我现在就给你3000元，到年底我给你结算你的成绩，完成任务好加2000元，封顶到5000元。假如每个月5000元，我欠你1万元，从2002年3月组队开始到雅典奥运会结束，我算有多少个月，现在我只给你5000元，但是你只要雅典拿了冠军，从那个时候一开始，一个月1万元，加在一起多少钱全部给你。

三联生活周刊:但是如果照这个计划，钱从哪里来啊？

罗超毅:当时只能是超前经营负债经营，当时我就这么拍下去，拍完之后要说不慌张是骗人的，根据我提出来的目标算，假如2008年奥运会田径完成两块金牌、3～5块奖牌、10个项目进前8名，20个项目进决赛，37个项目达标进场，一块金牌运动员教练员一年总共36万元，2002到2008年5年，两块金牌又要多少，银牌12万，多少教练多少运动员，还有多少助理教练，助理教练拿70%，算一笔细账，一算2500万元。但是当时我的口袋空空啊，我说没关系反正我先把这个政策出来，你们给我干，我去找钱，我就不信成绩上来了我们还找不到钱。事实上是必须这样啊，不干也不行，等死啊，出了成绩我砸锅卖铁都会补上去，就这么干出来的！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还注意到，当时您还对国家队的一些组织形式修改了，比如不让国家队教练从地方抽调运动员？

罗超毅:这是我调动积极性的另一套方案。我总说国家队是一种建制，但同时也是一种机制。我抓在手里是实实在在的国家队，这是建制。机制的意思是，它还是管理的重要手段。以前有些项目，国家队的教练会说山东有个好苗子，辽宁有个好苗子拉他进来，现在我不同意，你只能带你的队员来，因为那山东、辽宁甚至几个地方水平都差不多，都在打你都在挤你。要是帮你调过来你就一家了，你就睡的安稳了，我就不让你调，弄不好你比赛输给地方队，你国家队没面子，一年365天不敢松懈，这就克服以前的情况，以前打完全运会休息两个月三个月，谁都可以不干。现在不一样，组建国家队以后，地方队可能不一定想备战奥运会，但我知道你想要全国冠军，我选的国家队水平是当时相对高的，你想要这个冠军你就得打败他，而同时，国家队教练和我签的责任状不是全国冠军，所以他的任务要求很高，他拼命练，他水平上来那些盯着他的地方队也跟着要追，相互一刺激机制就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