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在1977 ——中央党校沈宝祥教授眼中的胡耀邦校长

《理论动态》和转变思想的实践

1976年10月8日上午，叶剑英元帅派他的儿子叶选宁前往富强胡同6号胡耀邦家中，告诉他已经粉碎“四人帮”的大好消息。此时距离6日晚党中央粉碎“四人帮”仅隔一天时间。叶剑英的举动显示出他对胡耀邦的看重。叶帅托言叶选宁向胡耀邦问好，嘱他养好身体，准备迎接党将分配的工作。

中央党校教授沈宝祥对记者谈到这段历史，特别提到粉碎“四人帮”后，叶帅托叶选宁告诉胡耀邦，希望听到他对当前如何治理国家的想法。两天后，叶选宁再来时，胡耀邦已经经过了深思熟虑。他对叶选宁说，我们党和国家面临着中兴。“自古以来，有识之士总是说，大乱之后，要顺从民心。民心为上。现在我们的事业面临着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我认为当前有三大事特别重要。”

胡耀邦遗存下来的手迹上写着他提到的这三件大事:“这种远见卓识的道理，我以为当前有三大事（要）特别重要。停止批邓，人心大顺;冤狱一理，人心大喜;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关于这三件大事，胡耀邦又在下面补充说明，“这三句话我是用心想了一天一晚的。为了便于记忆，传播，我费了好一番心思变出来的”。

粉碎“四人帮”之前胡耀邦没有被分配工作，赋闲在家。1976年10月时他对于党和国家在历史转折时刻的深刻判断，显示出这位革命家从没有在国家动乱时期停止过忧国忧民的情怀。对于胡耀邦提出人心为上的观点，沈宝祥认为来自胡耀邦的独立思考，其中第三条和1978年邓小平同志强调当前工作重心的重体转移是一致的。

( 1980年5月，胡耀邦到西藏自治区视察* )

“但是这里有个问题，那就是胡耀邦同志当时没有提到思想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时代，很多人认为批邓是对的，这就是那时思想不统一的时代背景。这就有个转变思想的问题。此时华国锋同志的‘两个凡是’如果不解决，中央当时的主要工作到底是什么都搞不清楚。所以说胡耀邦同志对当时党和国家的形势的认识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如何完成的？”沈宝祥说，“我认为是在中央党校。”

粉碎“四人帮”后胡耀邦担任的第一个职务就是中央党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长。当时整个党校领导班子只有三个人，其中两个是兼任，中央正式任命的只有胡耀邦一人。他来党校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批“四人帮”，解决十年“文革”问题。沈宝祥说，胡耀邦上任的第一把火，就是在1977年6月4日召开中央党校整风会。

( 1937年冬，胡耀邦在延安 )

“当时是什么人参加这个会呢？”沈宝祥说，当时的中央党校有一个全国独一无二的情况，就是一个党校两套班子。一套班子是从“文革”时期延续下、由康生原来建立的，被称为“中央党校五七学校领导小组”。当时刚刚死去不久的康生头衔还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因此他建立的这套班子还在中央党校执行领导，是与会的第一部分人。第二部分人是“文革”前由党中央认命、后来在“文革”中被打倒的校、处一级领导干部。第三部分与会者是校内各部门共25个党支部分别推荐的一名代表。一个中央党校整风会，共三部分人70人参加，自由发言，自由提问。

沈宝祥就是当时第三部分的代表之一。“中央党校是思想理论的阵地，这段时间开始让胡耀邦集中思考思想理论方面的问题。认识到思想理论的紧迫性后，他讲道:林彪垮台后，“四人帮”为什么能干那么久？那么凶？他总结了两条:第一，以假乱真，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打毛主席的旗号压帽子;第二，法西斯专政，残酷镇压。他特别讲了一句:‘这个以假乱真可厉害了！’”沈宝祥认为中央党校时期对于胡耀邦的思想发展是很重要的阶段，“在整风会上胡耀邦明确提出，要把林彪、四人帮颠倒的思想、理论、路线、是非再颠倒过来。这句话我印象很深。这是他认识的一个升华。”

( 1983年7月，胡耀邦在赴西北高原考察的列车上工作 )

“颠倒过来，怎么搞？”胡耀邦拿定主意，要办个思想理论刊物。不仅仅为中央党校，而是面向全党全国。上午11点整风会结束后，他把一部分人留下来就谈到了《理论动态》的筹办问题。当时沈宝祥是中央党校文史教研室的与会代表，从1977年6月起，他开始在胡耀邦指导下参与筹办《理论动态》，成为这个拥有大影响的小刊物的一员。

结果，经过争论，胡耀邦拍板，不要像一般的杂志必须要很多文章。《理论动态》一篇文章就可以出一期。对于出刊的频率，胡耀邦最后确定5天一期，无论节假日，风雨无阻。“总而言之，我们在建造一个环境，自己压迫自己。”胡耀邦说，“我注意的是，三五年把科学态度搞好。这个搞不好，我们党还可能走弯路。主席在修改宪法的讲话中，就是搞科学态度。”胡耀邦所说的科学态度，实际上就是实事求是。这也是他创办《理论动态》的初衷。一个月后的1977年7月15日，《理论动态》出了第一期刊物，开始了胡耀邦在思想、理论拨乱反正道路上的第一个实践。

( 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胡耀邦是发动者和组织者；邓小平是最有力的支持者和最高领导者 )

作为大知识分子的胡耀邦

回望28年前，沈宝祥认为，党中央派胡耀邦来中央党校的确是给了他一个历史的机遇。如果胡耀邦担任的是一个省委书记，或去某个部委当个部长，历史也许将是另外一个情形。让今天许多人意料不到的是，胡耀邦在中央党校的首次大胆实践并没有受到多大的压力和阻力。“当时批‘四人帮’，全党和全国是高度一致的，胡耀邦在这方面没有阻力。”沈宝祥说，“那时候没有今天这样正规，刊物说办就办。不但如此，当时华国锋也很赞赏这个刊物，并多次表扬这个刊物。在人大开会前，华国锋同志对起草人大报告的班子说，你们要看《理论动态》。”

第一期《理论动态》印刷了300份，后来又加印了300份。这个数字对于今天的任何一份刊物来说都少得不可思议，但很快这一数字上升到2000多份。那个时期《理论动态》这份内部刊物的阅读对象都是党内高级干部，阅读层面从中央政治局到各省委，胡耀邦着力的这份小小薄薄的刊物，对于解放思想的启动起到的作用已经无须多言。

胡耀邦在中央党校的功劳不仅只是参与创建这份刊物，沈宝祥说，胡耀邦经常参与文章标题的拟定和内容的修改，这显示出他的理论水平和素养。胡耀邦的学问来自于勤奋读书。沈宝祥在工作中和胡耀邦长期接触后，惊奇发现胡耀邦是实实在在的把马列和毛泽东著作都从头看到尾。“‘文革’前中宣部的老部长陆定一，威信很高，水平很高。陆定一说，胡耀邦从一个红小鬼变成了一个大知识分子。”

当年趴在土墙上看毛泽东演讲的红小鬼如何变成了一个大知识分子？沈宝祥和胡耀邦的共事过程中，让他印象深刻的是，胡耀邦与他见面的开场白通常是自己最近又看了什么书。“1976年，中央办了读书班，把造反派头头、老干部调到中央来读书。进了读书班的胡耀邦没有按照读书班的计划读书，当时他看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写了很厚的读书笔记，记录自己的读书体会。”1977年，胡耀邦曾经把这本笔记借给沈宝祥。“在读书笔记中，他写了民主的重要性”，沈宝祥说，“后来他把笔记要回去了。那本笔记上的字一笔一划，他很珍惜，怕丢了”。胡耀邦有句话:“有所得就有所失。你要多读书，就要少打扑克，少看电影，少跳舞。”胡耀邦夫人李昭曾对沈宝祥说，耀邦在家很少说话，一到家就爱看书。胡耀邦的聪明、博闻强记和认真的态度，正是他成为“大知识分子”的综合条件。

胡耀邦的口才和风趣

虽然在1977年6月才开始和胡耀邦共事，但是沈宝祥对胡耀邦的学问和口才早有印象。50年代，沈宝祥就读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由于此前曾经参加过几年工作，他在大学里参与了很多社会工作，其中之一就是校团委统战委员。“当时校内有一批教徒、华侨学生和统战对象子女，我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联系这三种中学生组织活动。”一天，学校通知沈宝祥带一批学生去参加上海青年联合会的一个座谈会。那是在1959年一个秋天的夜晚，地点是上海外滩江西中路。

“主席台上大幕拉开，领头走出来一个矮个子，有人接下他脱下的大衣，一看就是个领导干部的样子。”沈宝祥说，“当时的主持人是刚刚去世的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的弟弟荣鸿仁，上海青年联合会的副主席。他当时说了两句话:‘耀邦同志到了上海，欢迎耀邦同志给我们讲话。’”

46年后沈宝祥还清楚记得胡耀邦当时的演讲题目：“这个题目非常有意思，所以我记得很清楚。叫‘断资产阶级之情，联无产阶级之志’。”不过胡耀邦没有讲教条，反而讲起了故事。听过很多领导干部报告的沈宝祥，从来没有听过这么风趣的讲话。当胡耀邦引用到“俯首甘为孺子牛”这句话时，进而谈到了这个典故的由来，“老实说，大学教授讲的课都很难让学生满意，但那天晚上，两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

胡耀邦富于才华和风趣的特点多年后也没有变。后来和这样一个坦率而又阳光的领导在一起共事，沈宝祥坦言是一件很放松的事情，“他除了说话时喜欢手舞足蹈，另一个习惯动作就是抽烟。经常是说着话手就伸到荷包里掏烟，但话题一开始，常常是一根烟从头点到尾也没抽一口”。

沈宝祥后来发现胡耀邦的习惯是，讲话之前列个提纲，然后即兴发言，等别人整理完讲话稿后，他再分发给其他同志推敲。

领导展开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的胡耀邦

1977年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发起拨乱反正实践时只是一名普通的中央委员，党内职务不是很高，但他长期担任过共青团中央的书记。1949年就加入共青团的沈宝祥说，当时共青团的影响非常大。

除了研究理论，胡耀邦在中央党校期间抓了几件大事，其中之一就是揭露康生。康生在1975年12月死去时被称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沈宝祥说，如果不把他揭露出来，很多人根本无法平反，就连当时中央党校领导班子都是康生遗留下来的。沈宝祥谈到胡耀邦作为一个政治家在这场斗争中展示出的方法策略。“当时有人在大会上提出康生有几个问题，胡耀邦说：‘刚才有个同志讲了康生的问题。在党的会议上，任何人的问题都可以讲，可以对任何人提出批评。这是党员的权利。’”当群众的正气受到鼓舞后，康生的罪行终于在此后被一步步揭露出来。

不过说到胡耀邦在中央党校的最大作为，还是组织发动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回顾这场大讨论，要澄清五个关系:胡耀邦同志是发动者和组织者；邓小平同志是最有力的支持者和最高领导者;罗瑞卿、谭震林、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关键时刻坚决有效地给以支持；广大干部特别是省一级和大军区一级主要领导干部的支持和参与，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广大理论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密切合作，共同努力，作出了重大贡献。”沈宝祥说。1978年5月10日，引发了对真理问题大讨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就是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上最先发表的。虽然胡耀邦在1977年12月15日就已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的新部长，但当时他仍然兼任中央党校副校长。

胡耀邦曾用“拨乱反正的日日夜夜”这样的语言。来表达他的感受和写作期望。1977年9月22日上午，胡耀邦听取中央党校党史研究室、党建教研室负责人汇报。在听取汇报过程中，胡耀邦明确提出，党史“就是着重讨论九、十、十一次路线斗争的一些问题”。胡耀邦说，“把这个主题抓住了，华主席交的任务就基本上完成了。”研究第9次、第10次、第11次路线斗争，这是当时的理解和用语，实际上，就是要研究“文化大革命”，对十年“文化大革命”作出评价。那么胡耀邦自己当时对“文化大革命”是怎么看的呢？沈宝祥记得当时有一天，“理论动态组”的几位同志在胡耀邦办公室谈完问题后，海阔天空地聊起来。有人提出:耀邦同志，你对“文化大革命”是怎么看法？他回答:“思想是光辉的，实践是错误的。”

《理论动态》的创办是胡耀邦的主意。刊物的名称、性质、宗旨，以至刊期、形式等等，都是他设计的。它实际变成了那场思想解放运动中领导全党走在前面的前锋。在开始的一段时间内，沈宝祥说，胡耀邦是实际上的主编，尽管当时没用主编这个职务名称。“正是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胡耀邦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过程中，《理论动态》这个小刊物起了带头和重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