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巴金

（文 / 朱 伟）

这两天有空时候，一直在重读巴金的《随想录》，边读边想，究竟应该怎样评介一个艰难地度过了100年世事的老人？《随想录》的价值，与它刚发表的20多年前比，无疑是严重贬值的。为什么贬值？因为过去给它的标签是“说真话”的样本，现在大家问，真话标准究竟是什么呢？拿此标准疑问，这“真话”在今天看，也实在不算什么。他所面对自己的忏悔，很多人因捕捉不到语境，也只感到莫名的絮叨。随着这部晚年最重要著作贬值，文化价值评判自然就出来了:1949年后他写过什么？《团圆》的魅力是不能与后来的《英雄儿女》比的，因为其中加入了田方有味道的表演。“激流”三部曲现在看也不过如此。由此有人给他打70分，有人给得更低。能打90分、100分的是谁呢？鲁迅？张爱玲？沈从文？问题是，在喜欢张爱玲的时候，我们往往贬低鲁迅;在喜欢沈从文的时候，又往往贬低张爱玲。我们永远是喜新厌旧——新房子要盖起来，就要拆掉老房子，等到再把新盖的房子拆掉时候才怜悯起那老房子。但无论新老房子里住的人却仍然是被淹没的，没有人去怜悯那房子里住过的人留下的印迹。

在一会儿秋霾弥散，一会儿秋阳高照中重读《随想录》，也不知怎么，会感到莫名的难过。首先想，巴金当年累积愤怒后鼓足勇气写成的这些文字，为什么只有不到10年的热点阅读？现在谁还关心它当年写作与发表的背景或者心态呢？那些对自己的忏悔，在我看今天依旧感人，但为什么却没有那么多人共鸣？而巴金在忏悔之后控诉的还是伤害他的那个环境，他的文字由此也就成为当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事过境迁中人因不屑那情景，也就自然将他一起被贬斥了。这样看，巴金是牺牲在他的文学社会化里了。由此想，《随想录》的真正价值其实在毫无修饰地把自己交给了叙述，真实地委屈、自责又自尊地解脱着、徘徊着转而愤怒，大家不喜欢的又恰是他这种真实——“说真话”的好像都该是“斗士”，谁能喜欢软弱呢？尽管作为生命个体，谁的身体都是软的，但大家又都不能体会软弱才是真实或者软弱才最有味道，于是面对自己软弱的巴金人格反而被看成有了问题。再追究，其实现在我们是越来越容易轻松地将一个作家一批作品草草地埋葬，说到底仍然在用“文革”的狂欢心态疯狂更新文化观念——一个时期一种趣味，趣味之外就要像“破四旧”一样砸烂。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赵长天曾与我感叹，他说，现在大家意识到了1949年之前的老花园洋房有价值，但1949年后已经破烂的老厂房却都认为是没有价值的。于是等大家有意识时候，不仅大工业时代的珍贵遗迹没有了，弄堂里家长里短的市民文化也没有了。我们的文化就在这样一代一代不断排除中越来越单调，一种单向否定中进步的思维，也就不可能有保护文化多样性的意识。

那么，如何来判断巴金作品的价值？依我看，巴金是一个充分社会化的作家，整整一世纪，直到风烛残年实在无法再写作结束，他一直在执著表现对这个社会的判断。从“激流”到《寒夜》到《随想录》，他对个人在社会牢笼中自由的渴望，远远大于对其他的兴趣。一个以自由意志为理想的人，一辈子却被越来越无法挣脱的牢笼束缚，这是他最大的悲剧。悲剧深度还在于，他所挣脱牢笼的努力，实际最后都反向变成他自己对自己的束缚，越追索就越没有出路。我以为，茅盾、巴金、沈从文、张爱玲等，分别构成着不同文学层次，就艺术而言，其高下只是不同体会中的不同判断而已。就我自己的趣味，可能也相对更喜欢沈从文与张爱玲，因为他们更多追求趣味本身而非社会意识。但如果作家们都孜孜于自身趣味而不面向大社会，这文学又会是什么景象？巴金作品中的好处，恰恰在那种在社会困境中走投无路、左右为难、来回徘徊、既折磨自己又折磨他人的笨拙，他的文字缺少精致，但他总是忠厚地将絮叨的自己直面在作品里，由此来打动市民阶层，所以即使茅盾的《子夜》也没有“激流”三部曲这样的影响力。从社会学层面分析，巴金的作品，倒是一个世纪，一个“小资”寻找自由出路必然焦虑的真实缩影。

值得注意的是，1949年之后，巴金没有长篇小说问世，《团圆》实际是以一个悲欢离合的故事，回避了广阔的战争背景来写父女关系。依我看，巴金有他自己的文学观，无论1949年前还是1949年后，他一直执拗地在按他自己的处世方式活着，绝非“顺从”，由此消耗着创作潜力。1949年后曹禺写历史剧，夏衍写《林家铺子》，他们都与老舍的状态不同。我由此倒是对巴金的一生持致敬态度——他以前20年真诚追逐理想，后20年真诚地忏悔自己，在各类严酷生存中珍爱自己也珍爱他人，文化界有多少人能做到这样？我在《人民文学》工作10年，没有见过巴金。但我觉得，他所主编的《收获》应该就是他人格的缩影。80年代后，《收获》其实一直由他女儿李小林在主事，《收获》令人尊敬的是从不改作者稿子，而为一篇稿子的改好，李小林往往要自己一遍遍给作家写信、打电话，许多稿子都因此要改两三遍，由此建立起许多情谊。《收获》不保留任何作品的档案资料——不写稿签，稿子清样寄给作者，原稿退给作者，作者可用原稿核对发表的清样。据说这都是巴金留下的规矩——尊重每一个作者，同时也保护每一个作者，他在广为挑剔的文坛能获得那样广泛的尊重，应该是时间检验的结果。

如果体会到这些后再看巴金作品，在他不加修饰的絮叨背后，就能感觉一些其他东西。《随想录》中最感人的是《怀念萧珊》与《再忆萧珊》，一遍遍读会有一遍遍消磨不去的感动。巴金这辈子，从1936岁30岁出头与她相识、1944年接近40岁时与她结婚，直到1972年她因病离去，一生好像就真挚、一往情深地忠诚于这一个女人，而且这情感弥漫了他一生，以至生命的后30多年一直在轻轻等待她推门回来之中。这般心心相印中情意深远的等待与守候是另一种感人的浪漫，多少人能有这样美丽的长长的守候呢？我相信，一个人对他最亲近者的态度，一定是他/她对一切最真实情感与态度的投影，在这态度中再读《家》、《春》、《秋》，就会读出另一番本读不出的味道——巴金的内里其实隐含着极深沉的情感浓度，只不过大家都只屑于进入到他的表层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