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巴金

在巴金去世之后，许多书店将他的小说摆放到显著位置，《家》、《春》、《秋》，那些印制精美的书籍都带着一点陈旧的痕迹。对许多人来说，巴金是一个博物馆里流传下来的名字。他的作品已经从大众视野中消失很久了。“一方历史，包括文化史，都会丧失光泽，对某一个作家某一部小说热心的人不得不拿出抹布和擦粉，想叫大家看出时间的锈暗背后是宝贵的金属品。”但这样的努力在今天这样一个丧失诗意的年代显得微不足道，即使那些在年轻时被他的小说感动过的人，也没有力气再通过一本小说去窥探自己和他人的内心。巴金的小说好像留存在很久远的那个年代，他后来的《随想录》，新一代人也许因不再能体会那个严酷的环境，于是也不再能体会那种“说真话”的勇气。从某种角度看，巴金与他的文学已经属于过去。这几年在病床度过的巴金就是文学的景况:长寿，但同时缺乏生命力，也丧失表达能力。

1998年，巴金发表了他最后一篇散文《怀念曹禺》，1999年，他曾说过，想再写一篇文章怀念郑振铎，但随后病重，不能写文章，也不能说话。在很多年以前，时为清华大学学生曹禺写出的剧本《雷雨》曾让巴金感动;1942年，曹禺则在重庆停泊的一艘江轮上开始改编《家》，巴金记录下了他们交往的过程。在《怀念萧珊》一文中，巴金说:“最近我经常去火葬场，参加老朋友们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大厅里，我想起许多事情。”一个人活得岁数越长，越要承担过多的记忆。但将这些往事记录下来的时候，亲历者也不能让它鲜艳如新。中学生萧珊请作家巴金去学校演讲的时候，他们在战火中分离又相聚的时候，40岁的巴金与27岁的萧珊在贵阳结婚的时候，这些场景反复出现在各种版本的《巴金传》中，但在巴金笔下，却只简略成百多字。一个感伤的作家到晚年无意于自己的浪漫故事，他被一种更大的悲哀和痛苦所打击。他曾详细描述萧珊病危到去世的状况——“一直到死她并不曾看到我恢复自由。这就是她的最后，然而绝不是她的结局。她的结局将和我的结局连在一起。”30年后，结局来了。

追述一个百岁老人的生命历程，总会让人对时间感到恍惚，因为我们根深蒂固地认为，时间是有方向的，1933年比1932年前进了一年。这种错觉很大程度上来自个人经验，似乎28岁的你就比24岁的你更成熟一些，与此相对应的错觉是，一个社会也在进步。否则那些战火、动荡，换来的是什么？一个文人的呼号与呐喊总微弱于枪炮和锣鼓，但历史的推动力又往往来自于一本青年中流传的小册子、一群激荡的头脑、一个鼓动人心的理想。克鲁泡特金的理想与青年巴金的理想是一致的，16岁的巴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叫《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年少的可笑之处就在于，选了一个巨大的题目对这世界发言，到最后他也不会找到答案。

青年巴金简直天生就是个作家的材料，他到北京报考大学，但因患有肺病根本没有进入考场;他到巴黎留学，学了一年多法语，但却没有进大学念书。他参与了一起世界性的事件，挽救在美国被判死刑的意大利人凡宰特、萨珂，这两个社会活动家被陷害入狱。他与凡宰特通信，与高德曼通信，骤然在他面前打开的世界让他产生了虚构的冲动。他的第一部小说《灭亡》就诞生于法国，而里面的一些灵感又来自于凡宰特的自传，外国革命家的传记给他小说的主人公添上了一点血肉。

年轻时的故事在多年后有了回音，1974年，美国法院为凡宰特、萨珂事件昭雪，而这一年，被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反革命帽子，发给生活费”的70岁的巴金开始翻译他1928年读过的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往昔的回忆使我们激动/我们重新踏上旧日的路，/一切过去日子的感情/又逐渐活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再次心紧的是/曾经熟习的震颤;/为了回忆中的忧伤/真想吐出一声长叹”。

20年代的中国，一位作家曾这样说:“中国目前的动荡局面实在是一场奇怪而好看的把戏，这是以俄国革命为蓝本的一场拙劣的滑稽表演。”且不论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这样的大话题，反对沙皇专制的俄罗斯文人，一直以来倒是中国文人用以自况的对象。赫尔岑40岁的时候说:“人生的顶点我已经越过了，从现在开始我在走下坡路，在有生之年我看不到我的信念有实现的一丝希望。”

“世上有可以用文字交流的真相，世上有只能用沉默传递的更深刻的真相。”每一个对死者的悼念都包含着生者的自艾自怜，似乎抬高一个死者地位也能让生者的位置不那么尴尬。当我们赞扬一个“讲真话”的人格之时，我们也在降低真话的标准。当我们将“世纪良知”这样的高帽子扔出去之时，我们也在降低良知的标准。■ 巴金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