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兰德，那个不安分的女人

（文 / 马戎戎）

这个征服如此多头脑人物的女人拥有出众的美貌，也像所有的美貌女子一样，她在好莱坞待过一个时期。然而对男人来说，他们最愿意与她相会的地方不是情人旅馆，而是客厅和会议室。他们和她在一起不是探讨珠宝、美酒和性，而是资本主义、尼采和示威游行。格林斯潘这样描述这个女人和他的关系:“经过与兰德长时间的讨论和多次论争到深夜，她使我思考，为什么资本主义不仅是有效率和可行的，而且是合乎道理的。”

安·兰德当然知道她对这些男人意味着什么:她是他们的精神教母。安·兰德对个人主义的宣扬让他们激动，她为个人描述的前景是一种古希腊英雄主义与现代理性的完美结合:“我们必须彻底摈弃‘公共利益高于个人权利’错误观点。普遍的幸福不可能来源于普遍的痛苦和自我牺牲。⋯⋯追求幸福的权利是指个人有权为了自己生活，选择自己的个人幸福并为实现这样的幸福而努力。在这种选择中，每个个人都是惟一和最终的决定者，任何他人都无权决定他的幸福。”这一段论述后来被思想界总结为“自私的美德”。兰德告诉这些年轻人:一个人应该作为英雄存在，以他自己的幸福作为他生活的道德目标，以创造性的成就作为他最高贵的活动。

兰德的这段话发表于1944年的《读者文摘》。当时的美国依然是一个清教徒的世界，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依然在人们的头脑中占据着主流地位:强调慈善的重要性，把家庭和社团视为“这个冷酷世界的天堂”，女性只担任爱、照顾和牺牲的角色。但是兰德对这些慈善、爱和牺牲不屑一顾。在1943年发表的小说《源泉》里，她特意设置了一个“连穿衣都是为了慈善活动”的“慈善太太”。慈善太太是个典型社会意义上的“好女人”:爱穷人、爱牺牲、爱义工，但这不过是以牺牲为借口好夸耀她的德行罢了。而在1957年发表的小说《阿特拉斯的无奈》中，她以讽刺的口吻描述了一个所谓的“为有需要的年轻女性提供庇护”俱乐部，她说她们最终援助的都是些毫无价值的人:酒鬼、瘾君子、未婚妈妈等等。

那些被古老的维多利亚价值观窒息的青少年被兰德深深地吸引了，这个丝毫没有沾染上妈妈们絮絮叨叨的感情主义的女人是这样独特:她像一个男人一样强调理性的重要性，她反对经验主义，认为一切不是以客观事实为基础哲学的都不可信。在他们成为成年人后，他们这样描述第一次读到兰德的感受:“读兰德的哲学是一件令人愉快的洗脑过程。兰德拒绝把个人主义看成罪恶、提倡自我牺牲的道德原则，这对当时人们的行为准则是一种激进的挑战，一种观看世界的全新途径。兰德几乎是第一个宣扬个人主义的哲学家，在她之前，没有人如此可亲又充满激情地这样做过。”写这段话的人是凯茜·杨，《波士顿环球》的专栏作家。第一次看到兰德的书时，她19岁。

喜欢兰德的人把她说成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兰德喜欢这个说法，因为她的思想中关于理想和客观的部分正是来自于亚里士多德。不喜欢她的人称她为“邪教教主”。与她在青年们中受的欢迎相反，在50年代，她几乎激怒了整个成人世界:父亲、母亲、左派知识分子、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他们贬低她:“只有十几岁的青少年醉心于她的学说。”咒骂她:“她患上癌症完全是她在哲学上和精神上犯错的结果。”在政治上，兰德是一个失败者，自由主义者不喜欢她摆出的自我为中心的姿态;保守派不喜欢她的无神论;双方同时都反对她的个人主义。

这种攻击和争议给兰德带来的只能是兴奋。为了反击，她专门建立了一个“安·兰德研究所”，发起了一场捍卫自己哲学观念的“客观主义哲学运动”，在生命的最后20年里，她一直在美国各大学巡回演讲，回击各种关于她的批评。

这个女人从来就不是那种在家里绣花的安分女人。在1943年出版的《源泉》中，她借主人公霍华德·洛克之口宣称，世界上没有任何靠得住的权威，靠得住的只有自己的独立判断。她处处都和主流反着来:主流要求女人宽容忍耐又有恩慈，她则漠视女人在传统领域中的地位，大声宣扬独立判断和个人意志。不止一个批评家注意到了她小说中孩子和母亲角色的缺席，她总是把家庭生活描述成沉闷的、扼杀人的、将之形容为是女性的沼泽。在对罗斯福新政到肯尼迪福利主义长期而激烈的抨击中，兰德扮演了一个激进的“异议”人士角色。她是坚定的罗斯福新政的反对者，毁灭了一个所谓“批判知识分子必为左派”的神话。对她而言，真正的知识分子除了反对蒙昧之外无须服从任何意识形态的禁忌。主流思想家、哲学家通过学术刊物发表观点，而兰德从来就没有在任何哲学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只言片语，她用写小说和写专栏的方式来阐述她的哲学理念，这一点让主流哲学家感到愤怒，在她的有生之年，他们拒绝承认她在哲学界和思想界的地位。

因此，兰德的信徒们经常会感到孤独。1983年，兰德“长期的工作伙伴和精神继承人”伦纳德·佩可夫在兰德因心力衰竭逝世一年之后，出现在兰德曾常做报告的波士顿“福特会堂讲坛”，佩可夫对台下的年轻人说:“如果你崇拜安·兰德，那么你会被称为邪教分子。你将会受到各种不公平待遇，甚至仇恨，而且大多数时候你会感到难以置信的气味，常常会感到孤独。”

但是兰德从不会感到孤独，她最坚定的支持者就是她自己。她的个人生活是她理论的最大的论据。她的一生就像《源泉》中的主人公霍华德·洛克一样，不停地和各种势力作斗争。这个出生于苏联列宁格勒的姑娘21岁获得签证来到美国，当即想方设法取得了美国的居留权。兰德最初的职业意向是好莱坞，在《万王之王》中演出一个临时小角色后，演戏这扇大门对她关闭了。她转向做编剧，两部她编剧的电影也影响平平。从此她成为美国最勤奋的专栏作家，稿约最多的时候，她在一年内为1200家媒体供稿，堪称是专栏作家中的劳模。

即使在私生活领域，兰德也坚定不移地实践着自己的哲学。她和比她小25岁的学生纳撒尼尔·布兰登的爱情比萨特和波伏娃更为惊世骇俗。1999年，在逝世17年后，她终于成为好莱坞的主角，他们把她和布兰登的故事拍摄成电影《兰德的激情》（The Passion Of Ayn Rand）。

纳撒尼尔从14岁开始就是兰德的崇拜者，他常与妻子巴巴拉一起到兰德家做客，与兰德的丈夫弗兰克也成为熟知。很快，兰德与纳撒尼尔从彼此的欣赏与倾慕中生出了不可抑制的爱情。兰德对这段感情的安排是耸人听闻的:在相互表白后的当天，她就说服纳撒尼尔向各自的伴侣公开了他们的感情。她对巴巴拉说，“这并不意味着纳撒尼尔不爱你，或者我不爱弗兰克，你必须理解这一点”。4人达成了一项难以置信的“安排”协议:保持各自的婚姻，但兰德和纳撒尼尔每周可以有一天“私密幽会”。

兰德的“安排”有她自己哲学上的“正当理由”。在兰德的哲学中，爱一个人是因为他（她）具有一种品质，使你从中获得自私的快乐，这种快乐正是你对爱人所能给予的最高赞美和回报。而所谓“无私的爱”意味着你从爱人那里无法获得自己的快乐或幸福，你感受的只是怜悯与自我牺牲，而这对于所爱的人是一种羞辱，是不道德的。其次，自私作为道德原则，必须是公开和坦诚，因此“偷情”是不可接受的。

这场极端的爱情实验以纳撒尼尔陷入了与一个年轻女子帕翠西娅的秘密恋情而结束。兰德去世之后，纳撒尼尔与妻子巴巴拉分别发表回忆录，以大量篇幅描述这段感情经历。这两本回忆录成为兰德的攻击者们的有力武器。在回忆录中，他们把兰德描述成一个神经质而专横的女人，说她残忍地从精神上折磨自己的丈夫。很多评论家因此指责兰德在书中显露的专断与权力欲对她自己所崇尚的个人自由的哲学构成了致命的颠覆。但是在兰德的拥护者们看来，在兰德永远无法回应的时候写这样一本书，显然不是厚道和自信的举动。

1999年，美国邮政系统为兰德发行了一枚纪念邮票，她的小说《源泉》也在2002年被选入20世纪美国最伟大的书。这标志着兰德已经成为主流，因为当年被她思想启蒙的“好小伙子们”已经成为各个领域的大鳄。他们纪念她当然不是因为她的浪漫和她的美貌，更不是她在他们青春期对叛逆精神做出的鼓励，而是她的“个人自由”和“客观主义”为他们所倡导的“自由资本主义”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支柱。兰德“最好的资本主义是以个人道德为基础的自由资本主义”的论断使她成为自亚当·斯密之后对经济学家影响最大的知识分子。但是兰德未必乐意看到这样的场面，兰德在自己的书中一再强调理性，而这种大众宗教式的宣传攻势带来的却只是非理性的选择。在被打造成一种大众宗教之后，兰德哲学成为庸俗个人主义的代表，这时候兰德的理性精神也就失去了意义。■ 兰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