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建川和他的民间博物馆

（文 / 龙灿）

( 工作人员正在制作抗日名将雕像 )

一个民间博物馆的诞生

“试营业第一天，一下子来了6万人。”樊建川既后怕又高兴。怕的是场地太小，出事，高兴的是，有人来了。

2005年8月15日，樊建川在大邑安仁镇投资达两个亿、占地500亩的建川博物馆试营业，数万件抗战文物和50多件国家一级文物与观众见面。已开放的抗战系列4个场馆门票60元。

博物馆门边，一堆高约5米的混凝土残片堆放在大道中央，这是樊建川耗资数万元从天津运回来的日军碉堡。绕过碉堡，共产党抗日军队馆、正面战场馆遥相呼应，气派庄严，并与背后的抗日俘虏馆、援华美军馆、川军抗战馆成瓢状分布。

令樊建川津津乐道的是，博物馆的建筑设计大师云集:“工程院院士邢同和，中科院院士、国家级建筑设计大师彭一刚，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副总建筑师徐尚志、徐行川父子，曾任美国国家建筑师协会主席、美国威尔考特建筑事务所创始人Chester A．widom等。”四川抗日军队馆中，天井、回廊川西吊脚楼风格显示了樊建川的乡土情结。

( 樊建川 )

抗日名将吕正操将军、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飞虎队”陈纳德将军的夫人陈香梅女士分别为部分馆题写了馆名。

在目前还没有开放的战俘馆内，樊建川坚持保留了全部粗糙水泥框架墙面、天花板，配上铁质的地板，他要的就是这种沉重凝固的气氛。在进入战俘馆前的通道两侧，几百个瓷像上，战俘们用绝望、麻木、忧虑和刚毅的眼神注视着每一个参观者。

( 壮士广场矗立的雕像 )

樊建川向记者讲解战俘馆的照片:“被俘虏的中国军人中有高级将领、有夫妻。照片上，无助的妻子紧紧抓住同样无助的丈夫。面对残暴的日军，年轻的少女一脸的恐惧。最小的娃娃兵只有10岁，在日军的命令下、站出标准的军姿。一些人被俘后充当侵略者的帮凶，但大多数俘虏选择了沉默的反抗。”

在战俘馆的出口，樊建川特意制作了一大片铜质的墙面，挂上女童子军陈子华被俘时的巨幅照片。“他们为国家走上战场而被俘，60年来，他们受到的待遇不公平。历史的细节很残酷，但我们需要面对残酷的勇气。也是我们民族的铜墙铁壁。”樊建川如是说，他希望该馆能让所有参观者走出大门后5分钟内失语。

( 援华美军馆的墙面上，挂满了“飞虎队”飞行员的照片 )

由8个不同主题及壮士广场共同组成的抗战博物馆群只是建川博物馆三大系列之一。除此之外还有“文革”艺术品馆系列和民间百年博物馆系列，这三大系列25个分馆、约200余万件藏品，樊建川称为“博物馆聚落”。

“从开工到开展一共只用了9个月。”樊建川不无骄傲。由200名抗日将士雕塑组成的壮士广场和部分新场馆还在紧张施工中。

樊建川手下的高管对这个紧迫的施工十分“痛苦”，她已经连续加班好几个月，每天睡眠时间不足5小时，她说，我几乎在崩溃的边缘。

收藏的故事

“能按时入园，遵守生活制度⋯⋯能向老师问早，说再见，能保持衣服和手脸的清洁。学习较好，能正确计算10以内加减法，从1数到100。希望今后好好培养勇敢的精神，遇到困难时不哭。”这是1957年4月14日。宜宾中山街幼儿园大班5岁学生樊建川的毕业评语。那年他5岁，写这份评语的老师没有想到，48年后，这份成绩单成了樊建川200多万件藏品中的“第一号”宝贝。

樊建川痴迷收藏。他自己介绍，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从副市长位置上辞职，就是因为副市长的收入养不起收藏。据他的文化总监介绍，成规模的收藏从12年前开始，那时，他已经是房地产公司的老总。生意场上精打细算，在收藏上一掷千金。

“在成都市花鸟市场、草堂收藏品市场，樊建川任何一次出现都会引起轰动。所有老板都知道，只要是好东西，樊建川就绝对不会放过。”建川集团高层对记者说。

在樊建川的办公室，数千个“文革”时期的领袖瓷像摆满四周，但这仅仅是抗战、文革、民俗三大系列藏品中“文革”系列的冰山一角。

确定樊建川收藏文物的开始时间很困难。而明确无误的是，仅去年他就从外地发回了238个集装箱的藏品，耗资1000万元。即使是樊建川也不知道多年来购买藏品花了多少钱，但每一件文物都是他辛苦追逐的结果。

日本侵华老兵东史郎的《阵中日记》里曾记录了原分队长桥本光治把一个中国人装入邮袋，浇上汽油点火燃烧，最后系上手榴弹，投入池塘将其炸死的史实，却引来官司。东京地方和最高法院以原南京最高法院门口没有水塘等理由，判决东史郎败诉。2000年1月，樊建川收藏的《最近实测新南京市详图》轰动了全世界，为水塘的存在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2003年7月，北京一拍卖公司准备拍卖一批抗日史料，樊建川赴北京、天津各地寻访，并发动大量线人查访，终于在拍卖前一天找到卖主说:“它是日军侵华的铁证。我们一定要让它留在中国人手里。”樊建川的真情打动了卖主，卖主当即撤拍，樊建川也用较高价钱获得了这批史料。

而得到《荻岛静夫日记》则让樊建川深感侥幸，该日记一经披露立即引起轰动。人民文学出版社将该日记原文翻译出版，第一版3万册已被预订一空。而其收藏的《支那经济调查所藏书目录》显示，日军对中国的测绘已经细致到了村庄，甚至村子外的每个坟头。

“日本右翼势力不是一直否认侵华战争吗？这些都是证据。”为此，他写了一本《一个人的抗战》揭示这些藏品的意义:让抗战收藏有力地证明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累累罪行！书法大师启功逝世前为其题词:“旁证！”

樊建川在全国建立了400多人的寻宝情报网。为了抢救在日本的证据，他在日本也建立了10多人的“寻宝”点。建川公司高层的话是:“一有线索就闻风而动。”

在这一系列的抢救行动背后，最让他高兴是自己能让一个杀害了不下10个中国人的“日本鬼子”来成都向自己投降。

已经93岁的盐谷保芳是原日本陆军59师团士兵。当他在机场看到了《一个人的抗战》后，一路追到成都。2003年9月23日，盐谷保芳一见到樊建川，就要立即前往万年场川军抗战无名军人纪念碑和赵一曼烈士雕塑前谢罪。

盐谷保芳将保存近60年的侵华罪证赠予樊建川:一把军刀、一个小号、一个钢盔、三件军服。他说:“我是在以自己的行动为21世纪家庭留面镜子。”

樊建川坚信这些收藏品是有灵性的。因为每一件藏品背后都有一个被湮没的故事。

“每天研究这些照片和日记，似乎就能与他们沟通和交流了。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些文物就从博物架上走下来，在梦里向我讲述它们的遭遇。”樊建川习惯性地点起烟，湮没在一大堆资料和瓷器的背后。

樊建川把这一切看成是父亲的影响。樊建川的父亲曾经是一位被八路军俘虏的伪军士兵，并被改造成八路军的战斗英雄。

“为了未来，收藏教训。为了和平，收藏战争。”樊建川如此给博物馆界定了方向。■ 抗日战争博物馆樊建川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