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最炽热的火焰

（文 / 马戎戎）

“安徒生现在其实已经变成了主流作家。但是斯特林堡永远不可能，因为他太有争议性。”对于出生于19世纪末的瑞典文学大师约翰·奥古斯特·斯特林堡——《红房间》、《鬼魂奏鸣曲》、《克里斯蒂娜女王》的作者，瑞典驻华大使雍博瑞试图用这样的比较来表现出他的特殊之处，“斯特林堡总是在激怒和他同时代的人，他总是引起批评”。

对于关注斯特林堡的中国人来说，2005年5〜10月，由瑞典大使馆举办的“2005斯特林堡在中国”是自20世纪20年代斯特林堡的作品第一次被翻译成中文以来，在中国进行的斯特林堡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介绍。5月，5卷《斯特林堡文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国内第一次直接由瑞典文翻译而成的中文版;瑞典皇家剧院在北兵马司剧场演出了《斯特林堡的独白》。9月9日至10月中旬，林兆华、孟京辉、李六乙以及赵立新4位导演将分别导演《梦的戏剧》、《朱丽小姐》、《疯人辩护词》和《父亲》，这4部斯特林堡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也将在北京各剧场轮流上演。雍博瑞说:“中国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经开始翻译斯特林堡的作品了，但是却一直对斯特林堡没有全面地了解。这次《斯特林堡文集》的出版以及随后的‘斯特林堡在中国’活动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白羊座下出生的人

“我是在白羊座下出生的人。”在1896年7月20日他写给一位信奉神秘主义的朋友的信中，斯特林堡说，“这个星座代表的是祭祀。像我这样劳累一生的人，得到的报酬却是:被人杀掉。”

事实上，斯特林堡的生日是1849年1月22日，即使不是按照他出生的日期算，而是按照他喜欢说的那样——母亲怀孕的时间计算，他也应该是金牛座。修改自己的星座，这显然是他为自己编造的神话的一部分——斯特林堡乐于突出自己性格中反抗和牺牲的一面，他称呼自己为“瑞典最炽热的火焰”和“鹰”。

( 2005年5月23日，瑞典话剧《斯特林堡的独白》在北京北兵马司小剧场上演。瑞典皇家剧院演员瑞内·布莱诺夫森扮演瑞典话剧鼻祖斯特林堡 )

瑞典读者第一次领略到这道火焰的炽热和这只鹰的犀利是1879年写成并出版的《红房间》。《红房间》描述一个理想主义者阿维德·法尔克放弃国家官员的职业去做记者，最后被迫向激进和革命的方向发展。那一年瑞典爆发了历史上第一次大罢工，斯特林堡让法尔克到《工人旗帜报》去工作，以表示对工人的支援。但是整部小说的重点并不在于法尔克，而是借法尔克的眼睛看到的瑞典社会:和官僚勾结在一起的卑鄙的批发商、装腔作势的从事慈善事业的上流社会女人、“心地纯真”的艺术家在巴黎最好的餐厅里品尝美味佳肴、妓女玛丽接客时的色情场面、冬天夜里高声朗诵食谱充饥的穷食客。几乎所有批评家都把这部小说说成是一部沉闷悲观的书，他们说他:“恶毒，有时候简直使人厌恶。”还有人说:“作者整个人生观中只有辛酸和痛苦，只有黑暗和恶毒挖苦。”

《红房间》的确融入了很多斯特林堡当时的生活现状，在《红房间》引起轰动之前，作为图书馆的普通职员，斯特林堡已经被生活逼成了借钱和玩弄票据的专家，《红房间》也完全可以看成是一部关于借钱和维持生存的指南。这使得他被瑞典工人阶级看成是为自己说话的作家。3年后的《新国家》更令瑞典工人坚信这一点，因为斯特林堡这一次站的位置更低，在“缺德的遗传性”这一章里，他让在贵族家庭里生存了100年的臭虫来讽刺瑞典的贵族世家，其中臭虫讲的一个故事叫做“不要脸的狗东西”，直接讽刺了他的敌人:《费加罗报》的主编。在这时期，他不怕冒犯任何人，在剧作《奥洛夫老师》中，他宣称:“我生来就是为了冒犯。”他甚至冒犯了宗教，在1884年的《结婚集》里，他大大讽刺了教堂的“圣餐式”只不过是牧师和小商贩的交易，被教会告上法庭。

( 约翰·奥古斯特·斯特林堡 )

在斯特林堡晚年，瑞典工人把他看作精神偶像，他们抬着他的画像在街上游行，并捐款为他治病。但实际上，这个把自己的自传取名为《女仆的儿子》的人，并不是他们想象中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在他的后半生，一直面临着严重的精神危机。

尽管在作品中对上流社会进行了无情嘲讽，斯特林堡却一直向往着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红房间》给斯特林堡带来了作家的声誉和财富，第一版在两个月内一抢而光。随后，钱源源而来，他和妻子过起了上流社会的生活:喝好酒、摆宴席、买新衣服，到欧洲海岛上度假。这个奢侈习惯一直保留到死，让他穷困潦倒。从40岁开始，斯特林堡把“财富”的梦想寄托给了炼金术，相信从硫和铁里可以炼出黄金。他用极简单的火炉进行实验，把硫放在火上烤。1894年，实验彻底失败，他的手裂开。这给他的打击巨大。之后，他的言行开始明显分裂，一会儿把自己手上的裂痕和圣徒手上的伤痕联系在一起;一会又向友人抱怨自己是个“乞丐”、“没有防卫能力的绵羊”。正是从1894年开始，他的创作转向了表现主义，作品里出现了大量的幻想，他幻想自己生活在地狱中，幻想自己周围有鬼魂存在，并写出了《地狱》和《鬼魂奏鸣曲》，在《地狱》中，他说:“不存在天上的天堂和地下的地狱，一切都会在现世兑现。当我们快乐的时候，我们就生活在天堂里，我们痛苦的时候，我们就生活在地狱里。”

一个女性批判主义者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斯特林堡经常被拿来和易卜生相比较，二者同是北欧作家，却有对女性截然不同的立场。1877年，易卜生发表了作品《玩偶之家》，剧中娜拉的作为引起了斯特林堡的痛斥，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他质问易卜生:既然那男人是个混蛋，那把孩子交给混蛋去教育的女人不也是个混蛋吗？在长篇小说《疯人辩护词》中，他对女性进行了恶毒的嘲讽，说女人是“残酷、反复无常和狡猾的”，甚至说女人是“半开化的猴子⋯⋯恬不知耻的可恶动物”。

“两性战争”一直是斯特林堡作品中的主要题材。1887年的《父亲》和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形成了有趣的映照:上尉阿道尔夫和妻子罗拉20年的婚姻生活始终在互相折磨、相互“较量”——谁更有权利来决定家庭中的事务。最终，上尉被一步步逼向发疯的深渊。

这和结婚之前写《奥洛夫老师》时的情景完全不同。在《奥》剧中，与奥洛夫老师唱对台戏的女性是他的母亲。在这里，母亲代表的是一种腐朽的旧势力。另一位女性形象就很正面——克里斯蒂娜，这位红颜知己般的女性一直坚定地站在奥洛夫老师的身旁，给他以支持。同时，她的智力水平似乎也没法和奥洛夫老师相提并论，有一段写到奥洛夫给她读哲学著作，结果克里斯蒂娜只好甘拜下风，当为明证。这种男性的自豪感在《父亲》之后荡然无存。甚至在最著名的剧作之一《朱丽小姐》中，对女性的敌视也隐约存在:作为贵族小姐的朱丽轻浮放荡，被男仆勾引，最终自我毁灭。

很多研究者都确信，《朱丽小姐》的原型是他的第一任妻子西莉·冯·埃森男爵夫人。斯特林堡作品的翻译者和研究者李之义确信，西莉和斯特林堡之间存在着一种“性的征服”。作为“女仆的儿子”，斯特林堡希望能用与贵族小姐结婚的办法来获得成就感，而西莉嫁给他，却是为了能摆脱贵族小姐的身份以实现做演员的梦想。结婚之后，西莉成了斯特林堡作品中“永恒的坏女人”灵感的不尽源泉。瑞典作家拉格尔克朗斯在《斯特林堡传记》中披露，那时，斯特林堡每天给西莉写两封信，前一封信咒骂她，后一封信则苦苦哀求她回心转意。《一出梦的戏剧》中，斯特林堡设置了一个每天捧着玫瑰花在剧院门口苦苦等待自己所爱的女演员，但一直等到花枯萎了，头发白了，也没能等到爱人的角色，据说，那是他自己在新婚期间每天到剧院等候妻子的真实写照。

斯特林堡与女性的恩恩怨怨在他第二次婚姻危机后达到了高潮。他的第二任妻子弗丽达·乌尔并不能挽救他的婚姻，相反，他们的关系时好时坏，最终仍不可收拾。1895年，他开始精神错乱，怀疑他的邻居要用瓦斯和电来杀他，只好处处躲藏。这次精神错乱一定使他产生了种种奇异的幻觉，才使他后期的戏剧创作呈现出某种反理性特征。每一次婚姻的失败都使他有了创作冲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悲剧性的婚姻塑造了斯特林堡的戏剧品格，使他呈现出一种近乎神经质的偏执和疯狂，毫不顾忌现实与道德的成见。直到今天，阅读他的《疯人辩护词》时，读者还能感受到那种痛苦和扭曲。用5年时间翻译《斯特林堡全集》的翻译家李之义讲起自己的翻译历程时说:“在瑞典留学期间，刚开始接触斯特林堡的时候，我的导师让我每天读500页斯特林堡的作品，当时读得真有去死的心。”

但即便如此，斯特林堡依然是瑞典最伟大的作家。他对两性问题的关注，对灵魂的探究在今天引起了越来越多的现代人的共鸣，正如李之义所说:“它不像易卜生的作品更有典型性和社会性，斯特林堡更关注人性深处的本质问题，这些问题时时敲击着你的灵魂。”■

斯特林堡对两性问题的关注，对灵魂的探究在今天引起了越来越多的现代人的共鸣 作家父亲瑞典斯特林红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