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尔曼·福斯特:公共空间改变城市品质
作者：马戎戎（文 / 马戎戎）
( 2004年10月19日，诺尔曼·福斯特向公众展示他为米兰东南部一个新居民区所作的整体设计规划方案
)
和他设计的那些大楼一样，70岁的诺尔曼·福斯特看上去像是绅士和顽童的混合体:穿着乔治·阿玛尼缝制的深灰色西装，却蹬着一双白底黄花的花俏球鞋。在9月5日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带来的访华代表团中，最引人注目的英国文化界代表或许就是他了。作为现代主义建筑HI-TECH流派的代表人物，他在20世纪90年代的很多建筑都成为建筑史上的传奇。人们津津乐道于他如何在希特勒建造的德国国会大厦主建筑上盖起了巨大的玻璃穹顶;他设计了欧洲最高的建筑——德国商业银行大楼，设计了世界上最大的机场——香港赤腊角国际机场。他是将于2007年建成、2008年投入使用的北京国际新机场的设计师，诺尔曼·福斯特说，北京国际新机场将是地球上面积最大的机场。
三联生活周刊:众所周知，和贝聿铭一样，您喜欢通透的玻璃和钢材，您是否同意，像美国人汤姆·伍尔夫1981年在《从包豪斯到现在》中所说的那样，您是一个“改良的现代主义者”？
诺尔曼·福斯特:我想这或许是指我在建筑上表现出来的兴趣。我的确很注重建筑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因为我喜欢建造公共建筑。城市居住者需要公共建筑物，好的公共建筑会让他们觉得环境是一种享受。我设计了大不列颠博物馆，这个博物馆有上百万的参观者，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可能很穷。还有飞机场，我一直觉得飞机场应该是让人觉得旅途美好的地方。
我相信公共空间会改变一个城市的生活品质，所以我们在设计一个城市广场的时候，会追踪步行者，分析游客和当地居民的行为模式，从各个角度寻找城市的深层结构。城市给我们指示，比一个独立的建筑物更为重要。我费了很多劲找到北京那些未被侵犯的狭窄的街道和小房子，还有那些费了很多功夫的塔。如果不深入观察，我脑子里将满是商业街、咖啡、现代化的机场、被切割的地平线。
关于现代主义，很多人或许有很多误解。对我来说，高科技是节省能源的帮手。比如关于德国议会大厦是封闭式的，要耗费大量能源来照明和取暖，大玻璃穹顶可以采用自然光照明，光能还可以储存起来，转化成为热能。设计就是融合和统一许多独立学科领域的过程。
( 出自设计师诺尔曼·福斯特之手的德国国会大厦玻璃穹顶 )
三联生活周刊:您的这个观点是受了法国现代建筑大师柯布西耶的影响么？
诺尔曼·福斯特:每个建筑师都会被其他建筑师所影响，无论是学习他们的技巧或者是其他。柯布西耶让我知道了对待传统的态度。那就是，要创新和创造。他总是在说，建筑是一种革命，也是创造力。他让我们明白，每个人都是个体，每幢大楼都应该有差异。对待传统正确的态度是:更多的精力应该是放在质疑上。
三联生活周刊:您的这句话让我想起了您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成名之作:英国斯坦斯特德机场，以及您那备受争议的作品——瑞士再保险银行，很多人说它是一根“腌黄瓜”。
诺尔曼·福斯特:其实这两个建筑的想法都是“颠倒过来”。在二战之后，所有机场都像是一个方盒子，管道和照明都在头上，带来不友好的黑暗和拥挤的环境。在斯坦斯特德机场的设计中，我们对此种“传统知识”的正确性提出质疑，把机场改成了一个有舒服的玻璃大天窗的建筑。至于你说的“腌黄瓜”，传统的办公楼都是方形，被分割成一个一个小格子。我们认为，圆柱体会更适合让周边的车辆通行，视线不被阻挡，风对楼房的压力也小。另外，我们把洗手间放在楼房内层，让办公室处于楼房外层。这样在里面工作的人就会看到外面的景色。后来所有的机场和办公楼都开始抄袭我的想法。
三联生活周刊:您的这些想法在正在建设中的北京国际新机场中将怎样体现？
诺尔曼·福斯特:北京的国际新机场将是地球上最大的机场，这是出自我对北京的观察:相比于别的城市，北京的一切都更大、更快速。我知道在中国，大的建筑项目几乎成了政府成绩的标本，所以你能看到，古老东方风格的建筑和西方风格的建筑拥挤在一起。但是我认为，在这里象征意义是最重要的，每幢建筑物都在表达不同的语言。
在我的设计中，北京的新国际机场将有一个环形大通道，这使人们的登机、取行李都更为快捷。我将把登机口设置成像商场一样舒适的地方，另外，我请大家注意新机场的穹顶，那将是红色的，与众不同的穹顶，它的灵感来自于北京的故宫和寺庙。当我看到它们，我就知道，这里是北京，而不是别的地方。
三联生活周刊:这两年来，因为北京国际新机场的建设，您一直来往于北京和伦敦之间。您怎样看待北京目前的城市发展？
诺尔曼·福斯特:在我的工作中，我发现，直线式的、高度依赖汽车的交通模式和高能耗是美国模式，而欧洲模式更多依赖公共交通、高密度的人口聚集。但是现在人们已经开始反思美国的城市发展模式了，近年来美国、欧洲都开始强调公共交通的重要性。但在中国，我发现北京、上海等中国城市里市民对私家车的依赖在加强，这可能会造成新的城市问题。■ 诺尔曼·福斯特城市品质公共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