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荣耀为佳

（文 / 小贝）

法国人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让所有外国人不堪重负，在这里你既找不到在其他国际都市随处可见的印度餐馆，也没有一座新教教堂，习惯了穿着随便、举止粗鲁的美国人在法国人，尤其是那些穿时装喷香水精致高挑的法国女人面前简直无地自容。马克·吐温就曾这样无奈地调侃道:“在巴黎，只有在你用法语跟他们说话的时候，法国人才会睁开眼睛看向你。而我们从来都无法让那些傻瓜听懂他们自己的语言。”

托马斯·杰弗逊说，为了适应法国，他要停止抱怨法国的天气（难以忍受）、法国政府（可恶极了）、不再争论法国人的道德问题（伤风败俗）、接受法国的贫穷（无法用语言形容）⋯⋯由此才能在堕落与清醒之间似是而非地继续爱巴黎。

两位加拿大记者，让-伯努瓦·纳多和朱莉·巴洛是一对夫妇，一位是说法语的魁北克人，一位是说英语的美国安大略人，他们在法国住了两年，遭受了不少磨难。然后写了一本书，《六千万法国人不可能错》，旨在从历史、地理和语言上找出法国人的行为的深层原因。本书并没有详细地介绍法国人最出名的咖啡馆、美食，而是深入到法国人的精神结构和法国人为自己创造的社会结构之间的和谐。“我们曾抓头挠腮达数月之久，不知道本书中精神和结构何者为先。是法国人的思想决定了他们的统治方式还是相反？我们决定以精神为先，因为法国思想的根源可以追溯至几百甚至几千年前，远远早于法兰西国家的存在。法国人的传统、他们对隐私的特殊理解、他们对辉煌与雄辩的热爱，以及他们政治宽容的特殊标志是他们的社会的基石。”

以隐私为例，“在北美百叶窗不过是挂在房子外面的装饰性木板而已，法国人对百叶窗的使用几乎到了虔诚的地步。在法国的每一个地方，无论冬夏，每一家房主每天早晚都要开关百叶窗”。原来法国开始征税的时候，是根据“看得见的财产”来计算的，用眼睛透过人家的窗户所见来加以判断。所以百叶窗是一种避税的手段。对于这个推断法国人自己可能也会感到惊奇。法国人将收入看作隐私的一部分并不特殊，但法国人认为钱是可鄙之物，当法国抗议者游行示威时，他们从不公开要钱:他们总是将它包装在其他要求里，比如要求改善工作条件等。

法国在外人看来，有着不少谜团和悖论:尽管这里税额很高、市政服务庞大臃肿、国债很高、失业率达十位数，对企业家少有激励，但是法国的出口世界第三，是世界第四大经济强国。法国人抽烟、喝酒，比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更喜欢高胆固醇食物，却远远没有美国人胖，心脏病的发病率也低。法国人常被蔑视为反犹主义者，但是法国早在1794年就给予了犹太人以公民权，有过三任犹太人总统和两任犹太人总理。所谓“六千万法国人不可能错”，意思就是，在法国有着很多貌似不合理的现象，可它们的结果都是有效的:法国政府对经济管制过度，公务员队伍极其庞大，是一个严厉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但这没有妨碍企业的创造性和经济的活力。它的精英制度看起来有点反民主，但它正是法国民主运作的方式。法国农民砸坏麦当劳，好像法国人是在强烈地反对全球化，但是法国又有很多在国外拓展业务很成功的跨国企业，像世界第二大连锁零售企业家乐福，“法国人并不反对全球化，只是他们有着自己的全球化方式”。

一位叫罗伯特·阿贝尔的法国人在纽约开着一家餐馆，他说他高中毕业之后去法国的海外领土塔希提岛服兵役，在那里观看和参与了几次地下核试验。在那儿他学到的一个技巧是，如何在户外的炉子上做用香蕉树叶子包着的鲜鱼。由此也许可以说，普通法国人对美食有着出奇的关心，却不太关心权力的运作。但是普通法国人愿意看到有权者展示权力并使用它。法国有着精英阶层，家长希望把孩子送到为数不多的精英学校去，是因为在法国Granderu（显赫、伟大、卓越）是社会公认的价值，整个社会共同合作挑选出各领域的伟大人物，法国的新闻记者有一种特殊的本能，给每个生活领域的明星披上优良品质，以帮助满足全国对Grandeur的渴望。法国人保留了古希腊的余韵:人本身的优秀是一种荣光，优秀者的傲慢是可以接受的。■ 荣耀为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