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征:居住商业化下的公共与个人

（文 / 蔡崇达）

现代真正意义上中国居住追求的开始，应该说是地产商业化，人们开始追求舒适，从高密度到低密度，从塔楼到板楼，从低层到联栋别墅，再到独立住宅，现在则是追求能享有郊外空间的别墅，从需求上来讲，这个脉络可以看到人对居住舒适的本能需求。然而这其中有个误解，以为硬环境就能保证舒适生活。

我觉得中国目前做低密度住宅，就是说做独立住宅或者别墅，规划设计其实还是在初级阶段。因为中国的别墅设计还是相当表面化的，只关心我这个房子的外观怎么样，而没有进入到房子的真正居住功能。

事实上，我们现代的居住方式可能引进了西方模式，但是配套的东西却没有引进，西方在近代之前一直是独立式住宅，他们往往表现出自己的习性，但他们的历史是迁居的历史，外来的房子不与本地房子冲突的原因是，整个欧美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宗教。他们居住都先建设教堂，再建学校，文化的相似性和认同感，使他们能包容不同风格的建筑，文化的凝聚力成了他们居住的核心，所以他们相互亲近得很和谐。但是真正进入到商业社会后期的消费社会，城市规模扩大，居住不再通过文化纽带而聚集，而是商业力量在塑造新的聚居方式，房地产的商业化形成了现代的居落——在这个居落里，有中国人有美国人有信基督教的有信天主教的，有暴发户还有文人教授。

事实上，房地产在西方一开始政府也是放开的，只是卖土地，也不去规划，不同的人盖不同的房子。到上世纪70年代以后，因为土地稀缺才开发有围墙的别墅区，不过仍旧没有限制你要建什么样的房子。这在西方不构成问题，但在中国却成了问题。我之前住过的别墅区这个问题就很明显——比如有一户通过经营饭店暴富就喜欢养狗，作为邻居的另一家洗浴中心老板就忍受不了，干脆把自己的房子改成工人宿舍区，结果搞得整个小区都没有办法住。

我曾经总结过别墅区最重要的是两个问题:人和自然、人和人的关系。人和自然就是你的房子怎么达到好的采光，我想只要请好的设计单位，这不是问题。中国的问题在于人和人的关系，事实上，中国过去的传统居落没有人和人的关系，因为什么都是被规定好的。比如四合院，祖先牌位要怎么放，不能建高楼俯视旁边的房子，这些在传统社会里已约定俗成。然而现在的问题是，新型居落方式的人群结构和生活方式决定了这是失效的。这就构成了中国别墅的矛盾——一方面住别墅是不想把自我封闭，而是要打开窗户吸纳自然与外人交流，但是又深怕一打开就被无法认同的文化打扰，甚至搞到住不下去。毕竟在这个商业社会，所有东西的门槛就是金钱，除此之外没有其他限制。如果说别墅区仅有的门槛是金钱，拥有金钱的人又是大相径庭，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我觉得这个问题才是中国居住最重要的问题，而它背后有一个深层的文化原因:事实上，中国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平等的市民社会，没有公德，只有私德，比如我们中国讲义气，讲孝顺，但是不讲这些区域的集体维护。

所以我们建“一千栋”就是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借鉴了美国的方式，你想想在美国这个多元的社会，他们却能把这个问题处理得很好，应该说这个经验异常重要。他们的经验就在于在一个区域里有共同的文化规定，由于中国的传统社会没有形成这种文化规定，我们就从基础工作做起。比如我们规定私家花园前面归公有，种什么树要经业主委员会同意，你可以修但是要知道尊重公共。我们改变了以前别墅区只强调个性的做法，我们强调一个小区首先是一个公共产品，所以我们设立一整套共同的文化认同，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才给予个性选择。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在每个私人空间前都划出公共空间，这是我们除了经济门槛外的文化门槛。■

（徐征：原创住业房地产公司总经理。记者蔡崇达根据采访录音整理） 商业化个人公共徐征商业别墅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