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事者，一经济问题耳

（文 / 沈宏非）

图◎陈曦

尼采说:“在最高哲学类型的事情中，一切已婚者都是可疑的。”强制婚前医学检查的倡导者说:“比一切已婚者还要可疑的，是一切企图办理结婚登记者。”

自2003年新《婚姻登记条例》将婚前医学检查由强制变为自愿之后，重新恢复强制婚检的呼吁一浪高过一浪。部分人大代表还把恢复强制婚检的议案带到了全国和地方的“两会”。现在，他们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黑龙江省上月颁布《母婴保健条例》，规定重新实行强制婚检制度，即“没有婚前医学检查证明的不予办理结婚登记”。

恢复强制婚检的理由，就像强制婚检那么刚性─—新生儿缺陷率因取消强制婚检而不断攀升。黑龙江省颁布的统计数字显示，婚前医学检查率由强制时期的75.79%下降到目前的0.43%，该省每年约出生1.8万名缺陷儿。另外，近两年传染性疾病出现蔓延趋势，特别是乙型肝炎、梅毒等母婴传播性疾病显著增加，严重影响了孕产妇和胎儿、婴儿的健康。

各地恢复强制婚检的依据都差不多。固然，这8万名缺陷儿跟强制婚检的废存之间是否果真存在必然的关联，婚前医学检查是否真能把婚后的缺陷儿扼杀在萌芽状态，强制婚检的复辟又是否意味着公权力对私权力的挤压——一切就像《新京报》社论所质疑的那样:“在没有严密的逻辑论证的前提下，一个已经被取消的权力为何被轻而易举地恢复了？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生孩子、医学、遗传学、统计学以及政治伦理学等专业问题，我知之甚少，也就没有什么好深思的，倒是想起《言言斋性学札记》里的一段话来:“希腊地少人多，势难主张生育，所以宥恕自身妄用同性恋爱诸事，且不罪杀害婴孩者。犹(太)民尊崇上帝，《圣经》中令其繁殖，是以男子不娶为大耻也，多妻为常有之事;手淫者与同性爱者，为社会所不齿。此古时先知未临世以前事也。先知临世以后，始禁多妻之制，然仍赞成重婚重嫁，因国大民稀，非人口增加不可之故。合众(美国)性事，介于希犹之间，国法罚犯奸者。然纽约州1923〜1933年10年内，男女通奸之案共5万件，此外未告发者不知凡几，可见国人未能全守单夫独妻之主义。又重娶重嫁，不作奸淫论，故每岁离婚之案约50万件，而国中男女离婚者之全额，其数已达800万矣。余曰:国大粮多，律不注重贞操;人众粮少，律必严禁奸淫。性事者，一经济问题耳。”

强制婚检之废存，一如性之伦理，莫非亦“一经济问题耳”？怀疑他人身上有病，实为自家囊中羞涩。强制婚检和中国的诸多弊端一样，都是因为穷。也就是说，强制婚检的全部意义都是经济学的，在于减少耗费在缺陷儿身上的社会成本。关于生孩子这件事，右派认为此乃事关宗教、伦理的天赋权力和神圣职责;左派则相信这是人类所做的一桩蠢事，是资本家为了不断拥有可供剥削人口而设下的一个圈套。自由主义者觉得，婚姻和民主一样，都算一种“最不坏的制度”;生孩子就像一人一票的选举，可赞成，可反对，更可弃权。显而易见，恢复强制婚检无法得到上述任何一种主流价值观的认同，按照我个人的习惯，凡是左中右三方都不能认同之事，通常都可归类为单纯的经济问题。即便强制婚检对预防缺陷儿出生确实有用。本来，生物学上不可避免的一定比例的缺陷儿人口，应由家庭和社会共同负担;生孩子，不论是为了延续种族还是扩大再生产而制造“工具”，只接受合格品而拒绝一定比例之“次品”，并无任何专业精神和职业道德可言。

如果我们的社会和家庭一时都负担不了“等外”缺陷儿的“额外”开支，强制婚检认了也就认了。若坚信以强制婚检把一部分“可疑男女”挡在婚姻门外的做法一定可以减少社会成本，也许就会出现哈耶克所谓“当政府试图通过替人民做主实施社会控制（如人口政策）时”的那种“出人意料的后果”。我设身处地地为那些婚检不合格者想过，其面临的“不太出人意料”的个人前途，无非以下两种:

一、我国性别比例原本就严重失衡，据黑龙江省计生委统计，该省平均每年男婴出生数量要比女婴多1万人左右，恢复强制婚检，有可能在1万名理论上的男光棍之外为该省新增若干数量的强制性新光棍，男光棍之外，再添女光棍。自《光棍》一书问世以来，光棍多，麻烦大，已成一时之显学:“历史上，当大批男性无法结婚时，他们就会聚到一起，要么成为和尚，要么结为匪，有可能成为恐怖分子的来源。”

二、因强制婚检而终身不能嫁娶者，即便一辈子克己守法，保证不做恐怖分子，更没有任何非法性行为或性行为错乱，却不能保证自己绝不会因缺乏正常性生活而患病，主要包括前列腺及各种妇科疾病。届时，前来为这一部分社会成本(包括这一部分孤寡人口的养老开支)买单的，与当初拒绝付账的，会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么? ■ 经济生孩子性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