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马俑：想象的危险

“如果任其发展，100年内，兵马俑坑将变成煤田！”6月底，出现在《南华早报》的一则消息令世人震惊。据报道，发出这种担忧的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的副研究员曹军骥说，埋藏在地下2200多年的兵马俑开始地面生活后，出现“水土不服”症状，一直在抵御氧化、水侵等的威胁，尤其是来自游客们的呼吸和衣物所附化学物质的污染。

就在几个月前，曹军骥所在的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连同兵马俑博物馆、香港理工大学、美国沙漠研究所，刚刚开始一项“兵马俑室内大气污染特征”的联合研究。曹军骥说，这是“拯救行动”的一部分。

度过滚滚历史洪流的兵马俑，真的正在面临严重的环境威胁吗？记者找到了曹军骥，他对“俑坑变煤田”的说法矢口否认，说那是编辑、翻译的错误和曲解。而曹军骥也承认，自己之前并没有做过文物保护的相关研究，更难以作出空气污染对兵马俑的影响结果。

“所谓的推测都没有科学根据，纯属个人炒作，以达到衬托自己相关项目的目的，而对秦俑的保护根本就不了解。”说起此事，兵马俑博物馆馆长吴永琪很气愤。据博物馆方面所说，在3月的签约仪式上，中科院地球环境研究所负责人就坦言，该所之前的室内大气污染主要研究环境对人的影响，从研究对象来看，兵马俑博物馆里的文物并不是最好的，但却是最具社会效应的。

“对秦俑博物馆来说，这个为期2年、投入200万元的项目很小。”吴永琪馆长说，“博物馆此次合作研究的本意是想借此建立室内微气候、腐蚀性气体、大气气溶胶，以及降尘等综合数据库，获得室内大气污染的综合特征及其变化规律，以及在秦俑博物馆培养一支专门从事文物环境研究的专业队伍、建立起能独立运行的文物环境实验室。”

“别说项目期限的2年，就是七八年的连续观测，也很难得出环境影响的结论。环境方面的研究是博物馆常年在进行的‘预防性保护’的一部分。”负责文物保护的兵马俑博物馆保管处主任赵昆说。

保护从一堆破碎陶片开始

“现在看到的兵马俑都是考古工作人员一片一片粘好的，这比拼图可难多了。”兵马俑博物馆保管处副主任张志军对记者说。由于秦兵马俑曾经遭到过人为破坏以及火焚，再经过2200多年的覆土重压，在刚刚发掘面世之时，均已残破不堪，身首异处，每件陶俑、陶马都是由几十片和百余片破碎陶片粘接起来的。

“幸好这些碎片的排列非常有规则。”张志军介绍说，在修复前，首先要记录每个陶片的出土地点、出土现状、出土坐标，与周围文物的相互关系。修复时，先仔细地除去粘在陶片及茬口上的泥土，接着用清水清洗。然后晾晒或者烘干，修复时，要根据陶片出土时的编号进行拼对。残片拼对结束，就开始把陶片顺其茬口由下向上逐步粘接。每件秦兵马俑都必须经过若干道这样的严格工序才算修复完成。事实上，这样细致入微的“拼图游戏”只是整个保护过程中最轻而易举的一步。

“兵马俑哪些方面是最急于保护的？”吴永琪馆长说，需要保护的方面太多了，从一开始，文保人员就对兵马俑的保护进行了“排序”:兵马俑是陶制的，化学性质相对稳定，俑体所依托的土遗址、手持金属兵刃等也相对稳定，这些都可以慢慢来。而最不容易保护的，是彩绘。

秦代兵马俑浑身都有彩绘，由于曾被火烧水淹，以及地下湿度的影响，出土时，只有部分陶俑还有颜色残迹。“在最初一号坑的发掘中，眼睁睁看着陶俑身上残留的颜色层像张纸，一抖落就噼噼啪啪往下掉，几分钟就脱落了。”博物馆老馆长袁仲一回忆说。经后来的肌理分析，俑体上彩前用了生漆层做底，干燥过程中，生漆底层因失水而出现收缩、破裂、起翘或弯曲，进而引起整个彩绘层或其上的颜料剥落。根据环境变化模拟实验，将生漆层从100%湿度中放入60%湿度中，很快就发生严重卷曲变形，整个过程只需4分钟。

80年代末就开始了彩绘保护研究，直到1998年，基于抗皱缩剂（PEG200）和加固剂（聚氨酯乳液）联合处理的方法终于成功，马上应用到二号坑十八过洞刚发现的几件跪射俑上。如今，记者看到的这些彩色跪射俑头发为黑色，面部为粉红色，铠甲赭石色，甲带朱红色，袍衣为粉绿色，腿部为粉绿色或深红色，脚面为粉白色，方口履为赭石色，在威严中透出生机。

位列第二的是土遗址保护。土遗址是兵马俑的载体，与兵马俑一起构成庞大的秦代建筑遗址。考古发掘结束之后，土遗址就暴露在空气中，坑壁或隔墙产生许多裂隙，随时有坍塌的危险，大面积坍塌还有可能产生多米诺骨牌式的兵马俑坍塌。另外，一号坑经过20多年的陈列，局部表面出现了风化。吴永琪馆长介绍说，对土遗址，80年代开始，采取“先救命，后治病”的办法，首先用隐蔽性的支柱做了物理加固。目前，整体不会倒掉了，但表面的风化没有止住，正在重点做化学加固。之前的化学加固在表面形成了硬壳，割断了土壤本身的呼吸，水分就在硬壳和土壤间发生作用而产生裂缝，现在找到了可以让毛细作用仍存在的方法，处理过的土块放入水里，像砖一样坚固，解剖开里面仍是湿的。

1994年秦俑二号坑大厅建成时，出现了大量霉菌，一时间，兵马俑“长毛了”甚至“癌变”的说法甚嚣尘上。保管处研究员周铁说，由于二号坑保护大厅是封闭式的，突变的光照、湿度等条件导致室内霉菌迅速生长，但霉菌不可能对陶俑造成实质侵害。通过改进通风设施，喷洒防霉药剂，1997年基本控制住了。之后，又成立了针对性的微生物实验室，防霉菌也成为长期保护项目。

这一次，“环境”之所以能成为兵马俑“危机”的理由，也是因为博物馆的环境监测及影响评价研究一直没有结论，吴永琪说，这也是下一步研究的重点。从80年代开始，博物馆就开始对俑坑温湿度进行不间断监测，1993年进行了“秦俑小气候研究”，短期监测发现，坑内环境达不到文物保护要求，温湿度随外界环境变动大，改进通风后有所好转。吴永琪说，下一步希望能建立兵马俑的“文物保护标准”，进行光照、温度、湿度、风速、空气、水等环境的监测与评价。

“有害气体主要是SO2、CO2，建立馆前广场使车辆退后，SO2减少，而CO2主要受参观人数的影响，人流量大了温湿度会增加，我们正试图找到控制流量的方法。”赵昆说，“第一个五一黄金周时，每天的流量能达到5万人以上，走廊里都挤满了人，那真是‘大人看脑袋，小孩看屁股’。但凭肉眼看不出人流量对陶俑有什么直接影响。”

先发掘，还是先保护？

袁仲一清楚记得，那是1974年7月15日，还挨着批斗的他接到命令去开挖西杨村那口发现“娃神”的井，上级说，一星期就挖完了，回来写个报告就行。没想到，这一挖，就是几十年。

“考古考古，天天挖土”，已经70多岁的老馆长袁仲一回忆起当年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情景，那土里“天天都有新发现”。先掘开井口大小的土方，找不到边，很着急，“还没见到过没边的东西呢！”扩大开方再钻探，发现这是个14000平方米的陪葬坑，很吃惊，这就是后来的一号坑——右军。袁仲一想，中国人讲对称，东边有了，西边会不会有？北边有了，南边呢？直到1976年4月23日，在一号坑基建时，发现了陶俑残片，继而发现了6000平方米的二号坑——左军。再扩大范围，1976年5月11日，发现三号坑——指挥部，接着又发现了四号坑，但试掘发现是空的，也就没有挖开，估计是没来得及修建的中军。就这样一直挖下去。为了赶在1979年10月1日建国30周年之前开放，文物局不断催促兵马俑“块挖”。袁仲一说，现在看，开始挖掘时进度是太快了。

在最初一号坑挖开的时候，只能冬天用草梁、夏天用塑料布遮蔽，后来修建了保护大厅，风吹、日晒、雨淋、霜雪解决了，但随之而来无穷无尽的新问题。因为一号大厅是开放式的，陶俑和土遗址开始干裂，风化，采取了机械加固来防止坍塌。到了二号坑建造的时候，又采取了密封式大厅，连窗子都封死了。结果，二号坑出现严重霉变，安装了八台通风机，将窗子改成可推拉的，才有所好转。这样，随着挖掘的深入，考古队员们意识到要“慢慢来”。

在一号坑发掘时，袁仲一提出“三三制”:挖掘并修复1/3，挖掘但不修复1/3，保留1/3，可以看到三个历史阶段的不同状况的信息。目前的一号坑前三排修复原状，中间保留刚开掘时的坍塌景象，后部没有开挖。据推测，前面三排前锋面东，两边侧翼各两排面南北，这样，后卫应有一排面西，事实是否如此呢？看来，这个谜只有后排开挖才能解开，在视觉上也能完成前后实线、中间虚线的连接。

而对二号坑的发掘就更是缓慢。因为二号坑还有很多保留彩绘的陶俑，需要小心对待。“做彩绘保护的人员就像牙医一样，一手拿着喷壶，一手拿着签子，一点一点剥离涂层，加固颜色，修一件彩绘俑要四个人花上一年时间，二号坑预计出土1300尊俑，你算算。”赵昆说。

“意识转变了。以前是揭示历史，修起来，东西在那就行了。现在，兵马俑发掘基本停了，已经挖出的东西，就是张内存很大的光盘，拍X光片，做CT，全息提取信息。”吴永琪说，发掘速度由保护速度而定。陶俑在地下2000多年已达平衡状态，只要开挖就是一种破坏，不能单纯为满足游客好奇心，为了开发旅游而一味发掘。

朝夕相处几十年，在袁仲一眼里，这些陶俑早已变得有生命了。“我曾在一号坑给陶俑相面，一遍一遍看，看了三个多月，边看边做记录。就像一个带兵打仗的连长熟悉士兵一样，每个俑在哪儿，多高，多长，多宽，什么模样，谁做的，我闭着眼都能想起。”在暗下去的暮色中，袁仲一的声音渐渐低下去，“兵马俑非常脆弱，一点一滴的损害都可能从量变到质变，无可挽救。在我们手里，保护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兵马俑之上的 现实利益

紧贴着兵马俑博物馆的后门，就是下和村，与发现兵马俑的西杨村同属一个生产大队，1998年克林顿来过之后，这里就成了“天下第一村”。记者沿着平整的柏油路往前走，家家都是两层楼房，几乎见不到什么农田了。跟一位坐在家门口抽烟的老大爷闲聊，他说，我当年也是坐在院里这棵葡萄架下乘凉，克林顿还走过来跟我握手呢。

老大爷叫和志义，今年71了，他说，以前住的屋背后就是兵马俑一号坑，后来建博物馆，沿途14家都搬了。十来岁时，对门老汉挖井就挖出了“蛙人”，吓得丢下铁锨就跑，“打到神头上去了！”这样打井挖出陶俑的故事老汉还有一箩筐，只是那时候还不知道是什么。而他小时候在坑边捡的箭头，后来也被小孙子卖给了拾破烂的，几毛钱换糖吃了。

和老汉隔上三五年就去看一次兵马俑，眼看着票价从最早的两三块钱直涨到现在的65块钱，而兵马俑给他的生活带来的变化也是巨大的，比如门口的水泥路，比如他家刚刚加盖了一层的房子。村里种地的人不多了，平均一人才合七分地，村里有几十户烧陶俑的，家家户户都有姑娘媳妇缝制“五毒马甲”、“12生肖串串”出售。

依托在兵马俑之上的还有临潼。到西安，怎么能不去临潼看兵马俑？博物馆没建的时候，从西安到临潼要花一天的时间，现在修了高速，只要一小时。今年3月，有专家提议要将临潼改名为“兵马俑市”。

兵马俑是个金字招牌，不同于其他的文物部门，钱的问题对兵马俑博物馆保护来说，不是个问题。两任博物馆馆长都说，文物保护是个奢侈行为，时间和金钱的投入是个无底洞，但“在兵马俑要舍得花血本”。

吴永琪说，兵马俑的收入来源于三部分:最主要的是门票收入。据他介绍，现在每年约有200万人次来兵马俑参观，淡季票价65元，旺季90元，今年的门票收入预计会达到1.5亿。另外，是国家文物局的文物保护资金。同时，兵马俑的招牌也吸引来很多科研单位，提供资金、设备、人员来合作，有时也不免带来对声名的宣扬和争夺。目前，每年投入文物保护的资金大约有几百万。

兵马俑每年过亿收益的诱惑难以抗拒。1998年，陕西省实行文物旅游管理体制改革，将秦兵马俑、乾陵、法门寺、华清池、华山、秦始皇陵和汉阳陵等最优质的旅游资源收走，纳入新成立的陕西旅游集团公司。“博物馆公司化”所带来的体制问题也成了兵马俑最头疼的问题。

赵昆说，法门寺、秦始皇陵、华清池已经公司化，而其中效益最好、品牌最佳的兵马俑却一直拒绝把门票收入上交。“集团公司没有为兵马俑投入一分，怎么可以拿走一分？”吴永琪说，“兵马俑坚决抵制博物馆公司化，迫于压力，我要求做子公司的总经理，不管分成几摊，也要当负责人，首先从人上保证。无论博物馆以任何形式存在，都要保持它文化事业的本质，保证它的资金首先用于文物保护。”

几年的角力下来，公司化的形式并未能动摇兵马俑博物馆的实质，尤其是从2001年12月开始，这场改制的“插曲”慢慢弱下来。当时，李岚清副总理来到秦始皇陵视察，提出要建立秦皇陵遗址公园，秦始皇兵马俑被确定为秦皇陵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改委2003年立项，2004年批准征地，计划总投资5.53亿元人民币，占地2.26平方公里，具体规划是由秦始皇陵外城延伸200米，设立保护区，建设遗址公园。

“这一遗址公园不是普通的公园，而被定性为文物保护管理机构。因此，我的理解是要建立以兵马俑博物馆为基础，以遗址公园为依托的秦始皇陵博物院，估计三四年后能建成。”吴永琪说，“这一工程发改委计划为5.53亿元，实际需要七八个亿，发改委补助1亿，省政府补助1.5亿，剩余5个多亿的缺口要自己填，来自兵马俑门票和银行贷款。” ■ 兵马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