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奶业投资：膨胀后的回归

( 有着成熟生产线的三鹿牛奶掌握着河北市场的大部分份额 )

玉米地上的投资梦想

6月底，河北石家庄栾城，一片新绿正从刚收割后的金黄色麦地上长出来。这绿色是玉米，每年5月底在成熟的麦田里播种下去，一周后麦子收割了，玉米就开始生长，9月底，收获玉米，正好再种下来年的小麦。就这样，一茬玉米，一茬小麦，随季节更替的青黄交接在广袤的冀中平原上演了几千年。小麦是人的主要粮食，而玉米，供给药厂、化工厂、淀粉厂等工业，剩下的玉米秸秆，原来都焚烧掉了，这几年，一到秋天，不烧反抢。这些秸秆，正是牛的主要饲料。在日益鼓胀的养牛热潮中，这片平原在人们眼中充满了希望。

“养牛，目前只利用了玉米地的20%，还有很大潜力。”河北省奶业协会秘书长贾树刚说，“四五亩地就可以养一头牛，河北有4000万亩玉米，可以养1000万头奶牛，而现在的奶牛数只是161万头。”

“20世纪80年代，整个河北才只有3000头奶牛，4个牛场，分布在城市近郊，现在的石家庄二环路内。厂区里没有办公楼，就是牛场。”三鹿集团奶源部副部长敦新海说，到了1985年，为了解决奶源紧缺问题，开始实施“奶牛下乡，牛奶进城”，一户带一村，一村带一乡，一乡带一县，逐步将养牛辐射到全省100多个县。

有了政府贷款、批地支持，有了稳定的市场，90年代开始，全省出现了养牛热，养牛成了农民眼中发家致富的捷径，养一头牛每年可赚2000元，特别是2001年、2002年，养牛户激增，到2004年底，全省奶牛饲养户28.1万户，奶牛存栏161万头，奶类总产量277万吨。至此，在农业部确定的“冀中奶牛带”上，河北的奶牛存栏数居全国第二位，奶类产量居全国第三位，成为名副其实的奶业大省。

奶牛的高速增长，又引发了上乳品加工项目热。通过“零地价引资”等优惠政策，各地形成争上奶制品加工厂的投资热潮。比如，唐山市现有8.5万头奶牛，过去这些奶牛所产的原奶80%由石家庄三鹿乳业集团收购，但从去年开始，唐山市为了打造“乳业大市”，引进了16家乳品企业。

“目前奶牛的投资收益率居畜禽养殖第一位。”河北省畜牧局畜牧处顾传学处长介绍说，“‘稳定猪鸡，发展牛羊，突出奶业’，是近几年畜牧部门的指导方针。”而且，由于乳品消费可以极大地带动饲料、养殖、添加剂、包装、设备企业等相关行业发展，形成了一个以养殖为龙头，以乳品加工为龙尾，以牧草、饲料、添加剂、包装、设备、印刷等为龙身的乳业产业链。在奶业每年30%增长的刺激下，政府之手介入市场交易，省、市、县各级把发展奶业作为“主导产业、新兴产业、朝阳产业”和“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县域经济增长和县级财力增强”的产业来抓。2004年6月，河北省政府开始制定“千万吨奶业实施规划”:2007年，将奶牛存栏从132万头增加到200万头，奶类总产量从目前的208万吨提高到500万吨。2012年，奶牛存栏增加到280万头，奶类总产量力争实现1000万吨，最晚在2015年实现。这意味着，在大约10年的时间里，河北省要将牛奶产量提高到目前的4倍。

“目前全省有161万头牛，平均单产3吨多奶。到2015年，1头牛下1个牛犊，牛数会翻番，假设单产提高到6吨，牛奶总产量就会达到1000万吨了。”顾传学解释说，“今年发改委拿出3000万元，财政部拿出2000万元，建立了胚胎移植中心，以提高单产水平。”

但这样的推算只考虑了供给一方，究竟市场有没有这么大的接纳量呢？顾传学说：“这只是发展规划，而规划只是规划，代表政府对产业的认可程度，不一定都能实现。”

在经济利益和政绩考核的双重推动下，河北省各市也争相制定各自的奶业发展规划。唐山提出“尽快把唐山建成全国第一奶业大市”，到2007年，实现产奶百万吨，奶牛存栏40万头，建成全国第一奶业大市，各县(区)分别制定了从占用土地、提供厂房、流动资金、减免税费，到奖励有功单位和个人等一系列优惠政策。邯郸抢先在全省成立了奶业发展指挥部，由主管农业的副市长任总指挥，下设奶业办公室，“纳入目标管理”。廊坊为落实市政府出台的《加快畜牧业发展的意见》，在政策上给予了大力支持，规定畜牧业用地一律视为农业用地，不征收任何费用⋯⋯

2001年，栾城楼底镇西许营村刘军平的蘑菇生意已做到了第8个年头，眼看种蘑菇越来越无利可图了，他揣着几年来攒下的几万块钱四处观望。村里的大喇叭整日宣传养牛的利益，而且几户有钱人家买的牛每头一年能赚上三四千块钱，刘军平心动了。他每头花了8000块钱从山西牛贩手里买了7头怀孕牛，一年就赚了3万多元，2003年又买了3头牛，这时的牛价已涨到每头1.5万元，直到2004年5月，刘军平已经有12头牛了，奶价也从养牛之初的每公斤9毛涨到了1块4。村子里，像他一样的“奶农”也增加到了十几户，有了100多头牛。看着节节上涨的奶价和牛价，刘军平憧憬着，过段时间把两头低产牛卖了，再多换回几头高产牛，兴许过几年还能开个养牛场呢。

奶多了还是少了

让雄心勃勃要做“养牛大户”的刘军平没有想到的是，2004年6月，市场开始一落千丈。因为他所在的养牛小区与企业签了收购合同，收购价格并没受影响，但原来合同数量之上5%〜10%的浮动被严格限制了。而在小区外面，养牛的散户和奶站更糟了殃:最严重的几天，在一些牛奶收购点每天都有几吨鲜奶因检测不合格而被倒掉。“关键是奶多了！企业用不完，检测标准就严了。企业不收购，只好倒掉⋯⋯”

刘军平说，与2003年相比，养牛成本大幅上升了:以饲料为例，玉米每公斤从0.85元涨到了1.32元，棉籽饼每公斤由1.18元涨到了1.52元，豆饼从2.2元涨到了3.5元，麸皮从0.6元涨到了1元。可是，牛奶收购价却一直是1.62元／公斤，甚至会因质量标准的严格，降低等级而变相降价。“那时牛价也跌得厉害，卖3头牛换不回过去的1头牛。过去，养头奶牛，一年可挣2000元，而2004年，很多散户的惟一希望就是让母牛下仔，运气好的话，下个母牛仔，能卖5000元，下个公牛仔就只能卖300元。养牛几乎不怎么挣钱了，我们村里，壮实劳力都出去做零工了，留下养牛的大多是女的。”

在奶业链条即牛奶生产、加工和销售中，三者的利益比通常为1∶3.5∶5.5。在整个产业链上，奶农是其中最基础也最弱小的单元，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受冲击最大。随之而来的，是众多小型加工厂的纷纷倒闭和销售利润的大幅度降低。据河北奶业协会的调查，企业的销售利润率由上世纪末的5%以上，近年来下降到2%到3%。

一下子从峰顶跌入谷底，各利益方的最直接反应就是归罪于阜阳“毒奶粉”事件，受此影响，奶粉市场需求大规模萎缩，企业产品积压，鲜奶消化量迅速下降。一次假冒伪劣的偶发事件给了整个行业如此沉重的冲击，暴露出奶业的脆弱，这种脆弱的背后，是投资的高烧不退与企业间的无序竞争。

在石家庄市裕华区最大的保龙仓超市的牛奶区里，记者注意到，“三鹿”占据了近80%的货架，还有5个促销展柜，其余两个分别被伊利和蒙牛占据。像任何本地龙头企业一样，三鹿牢牢掌握着河北市场的大部分份额，而在其生产链的前端，对奶源的争夺却异常激烈。通常，一个乡建三四个奶站，分别向不同的乳品企业供奶，鲜奶收购价是决定奶农向谁交奶的标杆，有时只是每公斤几分钱的差价。对高价的追逐带来短期的获利，但市场一变动，收奶的就会不收或少收，“奶贱伤农”便时有发生。

“在我们投资建设的奶源小区内高价收奶，游击队代替了正规军。这公平吗？”三鹿集团某副总经理对记者说，在三鹿圈得的奶源地盘上，出现了越来越多其他品牌的涉足，而且，还在奶源地周围大建加工厂。例如，伊利在行唐，蒙牛在唐山，新希望在四川，三元在保定。据河北省畜牧局的最新奶业生产情况的报告统计，目前河北省共有乳品加工企业104家，其中日处理能力50吨以上的44家，20〜50吨的18家，20吨以下的42家。

“全省日处理鲜奶能力达9000余吨，而鲜奶日产量只有7000吨，乳品企业加工能力大于鲜奶产量，再加上部分鲜奶流失到北京、天津、德州、内蒙古等地，更显得奶源不足。在这种加工能力过剩的情况下，仍有许多市、县谋划乳品加工项目，这必将造成加工企业密集，布局不合理，设备闲置。”贾树刚说。

另外，尽管有“我国人均消费牛奶量只占世界平均水平的7%”作为投资信心的佐证，但潜力并不等于市场，事实是，鲜奶产量以每年30%左右的速度递增，而国内人均消费牛奶的增速仅为20%左右。

“加工能力远大于产奶能力，而产奶能力又远大于需求能力，这就是投资热潮下的乳业现状。”贾树刚说。市场稳定时，加速循环还可以继续下去，而一旦需求不升反降，奶户和加工厂必然受到强烈冲击。

市场中的“计划”出路

“去年阜阳事件后，想要进来的奶农越来越多，我们的养牛小区已经没空地了。”国富胜邦乳业公司副总经理徐肖民说。

2002年3月，国富胜邦乳业公司成立，这是栾城县第一个养殖小区，也是第一个“托牛所”。当时，县里承诺建一个养牛小区补5万元，优惠占地，免交一半地税，一直给三鹿做包装的徐肖民相信三鹿的品牌，与其他3人共投资130万元，建起养牛小区，推出“新型奶工”、“奶牛淋浴”、“奶牛自助餐”等，吸引了周围村庄甚至内蒙古、东北的800头牛进来，一天可以产奶3到4吨。2003年2月，又扩建了二区，牛数扩大到1200多头，产奶量达20吨。

在国富胜邦小区附近散养的，还有1500头牛。“进驻养殖小区，要交租金、买铡草机等，至少得投资1万元，如果只养三五头奶牛，太不划算。”散养户郭艳峰对记者说起他一天的生活，“每天5点钟起来喂牛，喷雾、降温、舒适牛体，6点挤奶，中午12点，晚上8点，又要重复上述劳动，挤奶两次。再将奶冷冻到凌晨1点多，早上去村里的奶厅交奶。万一牛生病了，奶质量不合格了，一下子就可能赔进去几千块钱。”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所长彭建强认为，这种分散饲养下“公司＋农户”的模式看起来是一种合作组织，实际上双方只是一种买卖关系，而没形成真正的利益共同体。由于农户天然的小而散，他们根本无法成为市场角力的主体，而我国尚没有建立奶牛饲养的风险基金，市场波动时，奶农的利益很难得到有效的保护。

“小区养牛，质量更有保障，比如微生物水平，散户一般在1000万以上，进厅的在50万以下，差了好几十倍。”徐肖民说，“最重要的，养殖小区有收购合同，详细规定了收购数量、质量、价格、服务等等，虽然恒定的收购价会低于旺季市场价，但奶农不会因行业波动而蒙受损失。而且，到2007年，蒙牛、伊利、三鹿等大品牌都不会再收散奶，散奶户会逐渐消失的。”

在栾城县，像这样的养牛小区还有13个，有“全托”的，有“半托”的，还有连人带牛住进去的。而在整个河北省，到2004年底，共有548个奶牛小区，存栏奶牛36.05万头，占全省奶牛总存栏的22.35%，牛奶产量64.87万吨，占全省牛奶总产量的24.35%。

1998年前，奶农大多手工挤奶，然后到村里交奶，1998年后开始推行机械化挤奶，家庭购买小型挤奶机，村里建挤奶厅，到连人带牛住进养牛小区，村里的奶农们也渐渐从分散走向聚合。而正在全国各地铺开的“公司＋基地＋农户”的整合方式，将奶农更牢固地绑在了利益链上，公司也同时控制了奶源和奶价。而且，在各品牌对奶源的争夺下，这种捆绑也不总是那么稳固的，“基地”和“奶农”也在尽可能寻找更多的获利空间。

“2004年6月阜阳事件后，光明销售减慢，严格控制收购数量，小区开始同时给几个品牌供奶，60%供给三鹿，剩下的给光明上海厂，蒙牛在北京的厂，伊利在廊坊的厂。毕竟，三鹿的价格不如别人，每吨大概差100块钱。”徐肖民说，“今年光明出事前，可以收10吨奶，4月开始就越来越少了，从5吨，减到2吨半，直到6月份不收奶。我们就将这部分奶转给蒙牛和伊利。”

贾树刚说，国外政府对奶业的调控有两种模式，计划和市场。在美国，收购价格随市场自由调节，当低于一定水平时，实行政府采购，保护奶农利益。而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因其生鲜易腐的特殊性，则实行了生奶收购的配额制度，在配额范围内，奶农交售的生奶就有较好的利益保证，超过配额的部分就实行随行就市的价格政策。而在中国，政府的角色有点“四不像”，养牛成了一种政府行为，与市场脱节，而当奶农利益受损，需要“计划”的时候，政府的“有形之手”却没跟上。

“而且，乳品业的一体化程度是最高的。很多国家的奶农在自愿基础上组成各种形式的合作社，统一经营、统一核算、利润分成，并可获得财政信贷、畜牧配种、饲养管理、物资供应等服务和产品质量、市场销售等信息。而我国各政府部门条块分割，农业部管养牛，发改委管加工，商务部管流通，使产业链的各环节互相脱节，不能协调发展。”贾树刚说。■ 奶业投资回归河北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