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者蛇头”郑家栋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龙灿)
郑家栋其人
“我不相信一个优秀的学者会做这样的事。但现在不得不面对这个事实。”郑的朋友、中国社科院儒教研究中心学术委员黄玉顺教授对记者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研究室主任郑家栋,在做访问学者时,都申请妻子同行,先后以‘妻子’的名义带了5个女子出境都滞留美国不归。据传,郑收取每名涉嫌偷渡的女子20万元的费用。6月10日下午,郑再次带一女子前往出入境管理部门办理出国手续时被扣留,并立即被拘留,北京市公安局已就该案进行调查。”到目前为止,这是北京市公安局透露的全部信息。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李景源所长证实了郑家栋涉案被拘。郑掌管着数十万元的课题专项经费,郑出事以后,他们正对其经费使用情况进行调查。因来访的记者过多,所办公室张主任专门负责处理此事。但这个皮球踢了一圈之后,所有人都不愿意公开对这个污点同事做任何评价。
即使是熟悉的人,解读郑家栋也很困难。
(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肩负着防止偷渡、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的责任,但对于高智商犯罪却也防不胜防 )
据社科院哲学所的资料显示:郑家栋生于1956年2月,山东日照人。1982年7月毕业于黑龙江大学哲学系,1985年7月在吉林大学获硕士学位,1989年8月至1991年7月在南开大学哲学系师从方克立教授攻读获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93年12月到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工作,后任中国现代哲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国际中国哲学中国大陆秘书处副秘书长。主要学术专长是中国现代哲学,现从事中国哲学研究。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所长蔡方鹿说,郑的成名仰仗了方克立的培养。当时,方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院长、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评议组成员、中国哲学史学会常务副会长。郑是方老的门生,郑的“现代新儒学”研究承袭了方的衣钵。
郑的朋友介绍,郑家栋在社科院并没有受到方老的特别关照,1997和83名同事一起被晋升为研究员,2004年6月被聘为博士生导师,前后历时11年。他1998年应美国哈佛大学之邀,做一年的访问学者,随后才有更多的机会到国外进行学术交流。
“郑家栋干瘦,背有些驼,这是20年伏案工作的结果。1997年以前,郑做学问很勤奋。”郑的同事如此评价。在师从方克立教授时,郑通过努力提前获得博士学位。1997年出版了学术专著《当代新儒学史论》,引起了业内关注。
黄玉顺教授对记者说,郑本人在几年前就已经取得美国绿卡,其妻儿都在美国,孩子有心脏病,在国内某医院就职的妻子赴美后就业困难,郑每年的收入只有几万元,妻儿在美国的生活、治疗费用每年至少20万元以上。经济上入不敷出,但他不愿意让妻儿回国。由于社科院系统内收入一直不高,郑一直在运作到高校教书,但也因为与人相处困难,此事没有结果。
蔡方鹿对记者说:“郑家栋的学问不错,但人品很一般。我专门写信给他讨论一些学术问题,但郑不理会。国内顶尖的大师也不会有他这样的架子。”由此,蔡坚信,“郑眼光势利,不是一个纯粹的学者。”
郑的一个同行认为他特别会“来事”。比如频繁接受媒体的邀请,充当与自己学问不相干的嘉宾。郑的同行说,郑频频上镜和讲座让自己成为学术明星,其做学问开始投机取巧。理由是早在两年前就有同行以一篇《警惕泡沫学术泛滥》的文章揭露:郑的专著《断裂中的传统》(2001年4月第1版)一书从第251页一小标题以下14页,就是几乎一字不差地全抄了自己《当代新儒学史论》。但这并不妨碍郑在几年前就申请到20万元专项资金主持“二十世纪的中国哲学”的专著。这个项目至今无果。
郑家栋事件的尴尬和土壤
据中国社科院外事局规定,出访人要提供所要出访国家本土发出的邀请函,详细填写因公出访人员呈报表、填写因公出国人员审查表,并由主管部门盖章后出具政审批件,掌握外事纪律及安全问题等,回国后要有出访报告并总结经验。但事实证明,该监管效果有限。
“谁都知道出去是镀金,谁也不愿意在这上面与人交恶。”社科院内部人士承认这些规定基本是走过场。直到郑案之后,大家才感觉压力巨大。
需要面对“斯文扫地”尴尬的不止一个单位和郑家栋本人。
郑案以后,郑家栋的好友、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宗教所教授陈明等立即发表文章称,“郑案是纯粹的私人事件,与体制、学科无关”。反对将“一人之行为与一文化事业相勾连而恶意炒作”,并认为郑不是真儒。
但黄玉顺注意到,因郑本人就是目前研究儒学业内的标志性人物,网络上下学者之间的檄文乱飞,从6月中的声明到7月1日,《儒学大师郑家栋失足与儒教无关?》系列文章已出了第三集。此前,围绕人大成立国学院,社科院设立儒教研究中心是非论战口水未干。身为儒家学者代表的黄玉顺很无奈:“郑家栋不是一个有儒家立场的学者,现在学术中为学为人分离是不争的事实。这样对骂,甚至演变成对其他儒学人士的人身攻击很不好。”
四川省社科院文学所前所长陈子谦不愿意纠缠所谓的门派之争,他只想用现实的学术环境来解释郑家栋的尴尬:“我当了9年的所长,痛苦不堪。与高校的一片繁荣相比,社科院长期处境尴尬,我最多的时候一年经费5000元。中国社科院相关处室处境大同小异,科研人员一半在兼职、走穴。”陈子谦说,内部曾有人建议,干脆借鉴高校办公司创收。4年前,他试图在职称评定上严格把关,扭转本所学术空气,但立即遭遇围攻,连领导后来都无奈:“没法认真。”
“社科院系统正研究员全年的岗位津贴大约在1万元以上,但分成了5个等级,全院分成了12档。行政领导无需考核而拿第一级,依次是中层,一般研究员只能排到第5级。每年必须在核心期刊发4篇论文,3年任期内出版一本学术专著,但行政领导的意见足可以左右对学术成果的评判。去年该制度一宣布,社科院内部一片哗然。”所有人都知道,在刊物僧多粥少的现实下,在核心刊物发文章要钱是公开的秘密,现在的价格是3000字的文章版面费用在600元以上,还经常被人高价插队。普通研究员和担任领导职务的研究员在竞争上就极其不平等。
“出书本身也是困难重重,除非你有钱买书号、包发行,或者自费出书。研究人员没有三五年的苦工,根本出不了成果。而以历史学者罗二虎剽窃丑闻显示,取巧和剽窃是方便的做法,几个月就能抄出一本‘专著’。事实上,罗二虎只要稍微变一下叙述方式,就无法找到剽窃的证据。但他当初都懒得去变化一下,而是整章抄下来。这样的‘著作’只要不穿帮,在评定职称、考核上就是绝对的成果和依据。”“而一旦有了职务和炒作出了名声,发行的问题也可以迎刃而解。由此也不难理解郑为什么会如此热衷与专业无关的作秀活动。”
陈子谦说,“这样混乱的价值标准下,加上利益唆使,往往逼良为娼”。他惟一震惊的是郑家栋对法律的无知程度,“6个人因他而出境不归,时间一长,不可能瞒得住,更不用说中美两国的出入境管理部门。从贩卖学术发展到了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