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敏:我没有失去本性

（文 / 苗炜）

( 2005年6月25日，高敏和陈宝国出席首届“北京国际体育电影周”开幕式 )

1992年，22岁的高敏夺得巴塞罗那奥运会金牌，随后宣布退役，1995年赴美国留学，2005年推出自传《追梦》。在自传中，她记述了自己的故事，但只讲到1992年为止。回顾10年的海外生活，她说，“这给了我很大的自由度，没有让我失去本性”。

在少年队训练期间，高敏就有个“小疯子”的绰号，爱说爱笑，如今她依旧快人快语。7月3日，高敏从北京赴新加坡参加国际奥委会会议，出席纽约申奥代表团的陈述，她是纽约在亚洲的“形象大使”。启程之前，她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

记者:你的书名叫《追梦》，你能说说你的梦想是什么吗？

高敏:这本书只写到1992年，那时候我的梦想就是拿冠军。1992年前，我的生活是有任务有目标的，那就是为国争光。当时进国家队，第一次训练课，教练就对我们讲，30个农民养你一个，拿冠军是应该的。后来的梦想就是平静的生活，没什么压力，没什么事情，不承担什么责任。我已经得到了很多，如果老天爷再给我更好的东西，我也不会拒绝。

记者:你22岁就退役，当时还是很让人吃惊，现在你能说说，当时的压力都来自哪里？

高敏:我本身就好强，这就给自己很大的压力，而且我没输过，越没输过就越害怕失败的感觉。国家队内部的环境也很残酷，一部分人盼着你跳砸，一部分人盼着你胜利，大家都会议论你。我知道许多前辈运动员在失利之后承受的痛苦。当然现在的环境不同了，如果那时候有心理医生开导一下，我可能没有那么大压力，能延长一点儿运动寿命。

记者:你在书中说，第一次出国比赛，你就知道外国裁判喜欢你，他们喜欢你什么呢？

高敏:因为我性格好，外向，和外国人在一起用手比划着交流，他们能看出来我比较有天分。1986年第一次在东德参加比赛，规定动作一般都是比较沉闷的，但我跳完之后观众都给我鼓掌，我也第一次感受到观众的喜爱。我很小就去上海参加比赛，就有观众找我签字，说我将来能成为世界冠军。

记者:那时候你意识到自己漂亮吗？

高敏:别人都说我疯，没人说我漂亮，我觉得游泳队的杨文意漂亮，她像王祖贤，她也说我漂亮，我小时候人家总说长得像洋娃娃，可后来越长越丑。当时队里管得很严，我心气也比较高，从来没想过要和运动员谈恋爱，所以也没怎么打扮自己。那时候不太注重自己的形象，别人让我讲话我都会尴尬，我可能做不了明星。

记者:那时候你很欣赏洛加尼斯？

高敏:他很成熟，成绩很好，我从他身上学到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比赛过程不能被别人打扰。我看他比赛，他总是不说话，干什么都比较慢。他是个gay，性情温和。他还学过芭蕾，姿态比较优雅。

当时，我们在跳水队里评过三大美男子三大丑男，谭良德、童辉就都是丑男，为这事他们记恨我好几年呢。美男子都是眼睛大大的，一看就是帅哥那种，可惜美男一个也没练出来。后来的田亮很漂亮，他也是我们四川的老乡呀。

记者:你还关心中国的跳水吗？

高敏:我关心他们在国际比赛上的成绩，我觉得外国选手根本不可能和中国队抗衡，他们偶尔能跳出一点成绩，但中国有举国体制，有钱往上堆，除非这体制改变，否则外国队很难战胜中国跳水队。

记者:其实我们的体制也有一些变化，比如于芬教练搞的清华跳水队。

高敏:我觉得清华跳水队这样的模式肯定是会出现的，而且会增多。中国体育为国争光的使命是永远不会完结的，但他们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以后会把运动员培养得更全面，更重视对他们的教育。让他们能进入学校，如果培养不出来，也能比较快地接受一份工作。现在练不出来的运动员一生还是比较悲惨的，跳水的淘汰率太高了，几千上万人能出一个就不错了。现在教练不可能照顾好每一个运动员，队员的新陈代谢那么快，运动员交到教练手里就像将一生托付给他一样，可废了也就废了，这是很残酷的。

记者:如果清华跳水队的模式可以复制，国家更加支持，你是否回来当教练呢？

高敏:如果半专业的体制，我不担心他们的前程，也许还可能。我现在在加拿大的俱乐部里当教练，每天只教2小时45分钟，15分钟的准备活动我是不管的，力量训练我是不管的，他们是付钱给我来练跳水，这体现了中国的那句话——革命靠自觉，我跟他们说，你们不可能拿世界冠军，我也没精力陪你们拿世界冠军，但我能保证你们跟我练到18岁，在美国的大学里拿到全额的奖学金。现在已经有十多个学生拿到了奖学金，这样的满足感和成就感，在我心里和我拿奥运会冠军是一样的。

我也不愿意带国家队，这是很大的压力，把一个运动员的潜力挖掘出来和把他带到国家水平是两个概念。中国人的身体很适合跳水项目，而且有时间往上堆，就像杂技踢碗一样，你每天都练，自然能练成。国家跳水队的训练是每天至少8小时，而在我们的俱乐部，一个人一周要是练15个小时就相当了不得了。

记者:这次你参加纽约申办奥运的活动，你估计纽约有戏吗？

高敏:我当然希望纽约能赢，但希望不大。1993年我是中国奥申委的成员，那次我们没有成功，何振梁先生在回来的飞机上和我们每个人握手，说对不起，对我感触很深，失败了又怎么样？一个国家都要接受失败，何况个人。那一次我也和李宁聊了很久，他说如果没有1988年汉城他个人的失败，他可能也不会那样发愤图强地读书、做商业。其实我很佩服邓亚萍、郎平，在运动生涯的巅峰之后还能持续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但我却特别怕做事情，怕那种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