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伏了 You

（文 / 沈宏非）

下跪乃直立行走之进化后果。若站不起来，就无所谓跪将下去。对于非直立行走的动物来说，跪下大概只意味着累了歇歇脚，相当于人之跷二郎腿，非但毫无尊重臣服之意，反而有些轻浮。

若非返祖现象，下跪就是人类从鸟兽那里有样学样而来的。“乌以反哺，托体太阳;羔以跪乳，为贽国卿。禽鸟之微，犹以孝宠”(蔡邕《为陈留太守奏上孝子程末事表》)。“上跪天地，下跪父母”由一种象征性的孝行成为中华礼制的一个程序化主流姿势，并非毫无争议。有异议者相信，下跪以及连带而来的磕头实际是北方少数民族原创，经北方汉人而流入南方。玄武门兵变之后，“上乃召世民，抚之曰:‘近日以来，几有投杼之惑’。世民跪而吮上乳，号恸久之”(《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一)。为了安抚父亲并表示自己的孝心，李世民把李渊当成“超级奶爸”，据信是对“牛羊跪乳”直接模仿的古鲜卑遗风，元代之后才由中原传入南方。《文山先生全集》卷十七说文天祥被解至元大都，丞相博罗召见，文天祥“长揖”而不跪，通事（翻译）命他跪，文天祥答曰:“南之揖，即北之跪，吾南人，行南礼毕，可赘跪乎？”

所谓“北跪南揖”，义正辞严也，不妨视之为一种以身体的政治正确来保持政治正确的策略。然而许多年以后，跪拜一事终究还是从南北分裂演变为东西对抗，成为另一版本“夷夏之别”的一个重要指针。1793年，为了免向乾隆行三跪九叩这种“野蛮人或异教徒的礼仪”，英使马戛尔尼在清朝官员及乾隆面前以“单膝下跪”还是“双膝下跪”为技术性掩护，重复了一场文天祥式的诡辩。

今之视昔，“单膝下跪”(get down on one knee)和“双膝下跪”(get down on one’s knees)，更像文字游戏。其实，在一个客体面前采取跪姿，不论礼仪的象征性还是道德之内涵，仅以人体工学观之，最基本最直观的功能，无非就是使主体在物理高度上显得比客体要低。不管“北跪南揖”、“单膝下跪”还是“双膝下跪”，功能上都是要让自己显得比对方矮半截。据《事林广记》:“凡揖人时，则稍阔其足，其立则稳。揖时须是曲其身，以眼看自己鞋头，威仪方美观。揖时亦须直其膝，不得曲了，当低其头，使手至膝畔，又不得入膝内。”可见“曲身直膝”也好，“曲一膝，曲双膝”抑或“身膝俱曲”也罢，皆是以身体高度上的差异来体现等级、尊卑和权力的秩序，对于施礼者而言，共同的潜台词就是—─I服(伏)了You！

揖和跪最本质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丰富的互动性及其给主客双方带来的高度快感。被跪方的快感，来自于对下跪姿势予以还原或是保持的决定权。以近来备受争议的麦当劳“下跪”广告为例，卖方的快感得自于以“365天的优惠”之承诺向那个“因错失良机而心痛的下跪猥琐男”下达“平身”命令之权力;下跪方则以运用这一体位而达到某种诉求为乐。“跪求”者，可求助，求命，求财(请求延长打折期)、求爱(阿Q在向吴妈提出“我和你困觉，我和你困觉！”的要求时，不也“忽然抢上去，对伊跪下了”么?)当然，也可以是要挟—─“你若不允，打死我也不站起来”。

反之，上述互动若一旦失去默契，下跪本身就随之而丧失了全部的意义。《官场现形记》里的清军舰长萧长贵与英军舰长会面之前，因“那位外国来的带兵官是位提督大人”而认为“依着规矩，他是军门大人，咱是标下，就应该跪接才是”。熟悉洋务的六合县知县梅仁经反复劝阻无效，遂出言恐吓道:“就算你行你的礼，但是外国人既不懂得中国礼信，又不会说中国话，你跪在那里，他不喊‘起去’，你还是起来不起来？”

想当年，马戛尔尼为“协议关税、自由贸易”而来，为“单膝下跪”还是“双膝下跪”而辩，最后铩羽而归;两百年后，麦当劳以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受惠者身份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却反过来虚拟了消费者向它下跪的一幕，广大中国消费者心中，难怪会大有乾隆爷当年“朕心实为不惬”以及“此等无知外夷，不值加以优礼”之同感。我相信，麦当劳并无刻意矮化消费者之意之胆(事实上讨好都来不及，嬉皮笑脸的麦当劳叔叔看起来更是不介意随时向顾客下跪)，M记和李奥贝纳只是因愚蠢而不经意地在兽道和人道、“夷夏”及南北之别、消费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我国广告法有关规定)以及全球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进行了一场“过于夸张，生硬搞笑”(麦当劳道歉语)的解构。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开头便讲:“历史总是重复自己，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则是笑剧。”我们若相信历史真的因全球化而已终结并不再重复，那么也就不会再有悲剧，也没有笑剧，历史很可能终结于一支拉康意义上无比“淫荡”的A片，我指的正是麦当劳名为“追债篇”的电视广告。■ You文天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