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自乐园

（文 / 困困）

宋代一人说山水:“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放到现在，就是说一个好的旅游景点，除了能爬爬山，戏戏水，还要有个住的地方。这个住的地方不是有扇窗户能透气，而是拉开窗帘，是个看得见风景的房间。虽然用劳体肤的方式游历山水也一种旅行态度，但若住处窗明几净，枕头松软，能上网能看HBO，还具有纯粹的艺术气质……这并非梦想，建在桂林山水间的愚自乐园就是这样一处。英文名号是Hotel of modern art。桌上放着台湾雕塑家范姜明道的陶艺烟灰缸，墙上是叶红杏的版画，窗外，则是散在各处的近200件雕塑作品。

1959年澳大利亚人Karl Prantel在Sankt Margareten这个地方邀请了各国雕塑家前往当地现场创作，并将创作的作品留存，成为公共艺术和当地环境的一部分，这便是创作营（Symposium）模式的创立。愚自乐园的雕塑就来自于这种创作营。从1997年起，愚自乐园开始策办创作营，今年已经是第11届。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游走至此，创作既是作品的完成也组成了他们的旅行片段与异国经验。艺术影像无法用文字显现，听听名字却也能体会其中意味。《你是尽头，我是石头，他是骨头》像是一首爱情的古诗寓言，又像是自然进化的隐喻;《风的图腾——稻草人》则有旷野绵延深邃的情感;《公案——南泉斩猫》又是中国古典精神和神话的意境。至今愚自乐园的副总经理陈惠慈仍津津乐道一位意大利艺术家的故事:希尔瓦诺·卡塔伊（Silvano Cattai），因屡屡参加各国雕塑创作营而将在罗马的房子退租，只租了个信箱和行动电话作为联络工具。当他结束桂林的雕塑营之后，即转往由法国出资在非洲坦桑尼亚举行的雕塑营，这一站结束，他又跑到了埃及。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却因为“一切以创作为最高原则”而不觉得有何难处。艺术家不断的“离”与“返”，为愚自乐园积累了众多的艺术作品。

这些雕塑零散分布的区域大约800亩，却只是整个园区的1/10。愚自乐园1998年开始兴建，实际上是园林未成，艺术家先行。总占地1968亩，已投资超过3亿元人民币。创始人是台湾商人曹日章先生，他的家族产业是台湾金宝山集团。那是台北县境内的一处墓园，邓丽君葬在那里。由于歌星的这块墓地，曹先生被评说为精明:邓丽君70平方米的墓地，他只收取了新台币一元钱，之后增长的显然不仅是钱。但愚自乐园的大手笔却遭遇耻笑:这样烧钱，别说收不回成本，简直是愚痴。曹先生为园子写下《愚人志》:“愚自乐园的创造，便是要让桂林如画的自然山水呈现出中国人的造园特色，当然这样的创造是空前艰巨的结合，我们试图以中国的美学传统涵融西方视觉造景技巧，开展出当代景观艺术的造园工程，在这样的创造理念之下，只为理想的实现，不为利益的代价，自然是让大家评为愚痴，讥为笑柄，愚自乐园的名称自是其来有因。”这也解释了乐园名称的来源。

据说这园子原本是曹家自己买了地自己盖上房子玩，但后来在当地政府要求下对外开放。这说法让人想起美国的一个故事，说有个家伙，年轻时爱去游乐园，但受不了排队之苦，后来发财了，就自己买下个游乐园，除聘用的工人之外，只他一人可以出入园子。以后总有人到游乐园来要求进去玩，他就变通了一下，每天只许50人入园，报纸报道之后，更多人趋之若鹜，他不得不逐渐放宽准许入园的人数，结果这被当作一个非常好的营销手段。

瓦莱里在《回忆奈瓦尔》里写过一段感慨:“我深知，在我们这个时代谈论趣味是不被容忍的。这在过去曾是至高无上的颂扬，今天却被视为某种冒犯。但时代又有什么要紧，因为我们终究要从一个时代中走出来，因为有一天只有当艺术的行为是为了防抗现存的东西和献给无限遥远的未来时，这样的行为才具有意义和深刻的价值……”愚自乐园要颠覆的正是现代人对艺术的漠然。家族产业的第二代，愚自乐园的董事长曹光“这本是我们自家的花园，充满了个人趣味”，“我们早走了30年”。这种无奈来自与市场的格格不入。但这个在美国学过艺术的商人仍旧说:“对现代人来说，来这里却是真正的escape。”

虽然不明白，在瓷勺子里种上葱是如何变成了艺术，但在愚自乐园里漫步却能轻轻抹掉对这些不解的敌意。沙砾在凉鞋底下咯吱咯吱地响，在寂静里有种清凉的意味。收到短信:橙色警报，明天北京气温将高达39摄氏度。此时红蜻蜓在水边低低地飞，雨就要来了。 乐园雕塑愚自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