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交大考题泄密:谁能控制教授的权力？

（文 / 贾冬婷）

6月9日，北京交通大学人文学院2003级进修生阿芳（化名）对媒体宣称，该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负责人欧阳林在考试前泄漏给她两科专业课试题，并以此诱惑她发生了性关系。她拿出了那两份写满答案的试卷，并声称自己还有“莱温斯基式”内裤为证。

与外界的议论纷纷相比，事发地北京交通大学内部却显得格外平静。记者来到学校和系里了解情况，只见到新闻发言人王想平6月9日发出的一份声明，“学校正详查事件真伪，披露举报人阿芳（化名）2004年英语考试有作弊前科”。对被举报的人文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负责人、教授欧阳林未做评述。在校内BBS红果园的时事、快讯版，有关于此事的零星议论，大多集中于“出了这种事，让我感到耻辱，让我们学校很没面子”，而人文学院版，却是一片死寂。

在调查结果没出来之前，谁都无法判断这起“性交易”事件的真假，但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试题确实泄漏出去了，这点欧阳林也承认。若干起研究生招生丑闻事件，引发了人们对教授权力的追问:是教授的招生权太大了？谁来监管这种权力？

权力太大了？

2005年初，陈丹青选择辞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教职，以此表达对现有研究生招生体制的失望。“人的才气，性情，素质，统统变成了报考表格上的数字，我们常说‘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可表格发下来，一格一格，全是格啊！”

留在体制内的教授们还要继续面对这种“格式化”的客观考核模式:以2005年硕士研究生理科考试为例，笔试共5门，公共课3门，政治、外语、数学，共400分，专业课2门，共150分，专业课由各学校各专业自己命题，自己评分，教授的意志也就全看这150分了。但即便专业分再高，也跨越不过国家划定的总分数线、各公共课分数线，考生也会被挡在门外。

乍看起来，在研究生招生中，复试应该是招收研究生的导师们最有控制力的环节，更主观，问题设置也更灵活，分值一般占总分的20%左右，但千辛万苦跨过笔试门槛的考生们似乎对此并不太担心。“复试的差额很小甚至等额。”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杨东平对记者说，“一般就是走走形式”。

“想招的招不进来，不想招的被迫招了。”这成了教授们的普遍苦恼，很多人反映“导师招收研究生的权力太小了！”

相比之下，美国研究生导师的权力就大得多了。在美国申请研究生，要提供推荐信、自述、以前的成绩单、GRE、TOEFL等等。GRE、TOEFL只供参考，导师更看重推荐信、自述，以及面试表现。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管理系教授顾海兵对记者说，这种将平时各种成绩和表现综合起来考核的方式，分散了风险，不是一次应试的“一锤子买卖”，看似“主观”的评判反而很客观。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江晓原教授没有招生权限方面的困扰，他说他“运气好”，而给他带来好运气的是，作为系主任的他在科学史系研究生招生复试阶段推行的新尝试。

江晓原介绍说，复试时并不知道考生的笔试成绩，由系里5个老师组成一个类似“教授委员会”的考核组，集体提问，但独立打分，得出的平均分即是考生的复试成绩，也将作为分值100的最后一门课的成绩，加入总分中。江晓原认为，这种做法增大了面试的权重，也加大了教授的招生权力，而若干考官独自打分，更加强了公证性。科学史系成立6年来持续的实践也验证了这一点。

2000年，因为复试需要淘汰的学生比较多，为增加公平性，江晓原在传统的面试中增加了笔试，又专门出了一份很难的考卷，成绩出来，最高者只有41分，最差者20分。这份考卷后来也成为流传很广的一份“著名考卷”，考卷分三部分，科学常识、综合常识、语言基础，不同以往的试题设置吸引了很多人，最令人感兴趣的，也是争议最大的，就是“综合常识”，并非专业试题，而是涉及到中外历史、哲学、文学。“一个博览群书的学生，就能得到高分。”江晓原对记者说，突破僵化思维的做法让科学史系找到了好些有研究潜力的学生。

监管太弱了?

招生腐败和争议事件的背后，并不是教授的招生自主权太大了，而是对教授权力进行监管的社会大环境的缺失，这又进一步限制了招生权的扩大在大范围内实现。

“在美国，教师一入校，就会有一本厚厚的教师手册，记载着学校对教师的各项规定，学术腐败，论文抄袭，师生恋……事无巨细。而中国传统上对教师的约束是相对抽象和道德化的，对各项行为的边界没有清晰的规则。”杨东平说。

这不仅是一份形式化的手册，如果真的违规，等待的是严厉的惩治。“曾有一个获诺贝尔奖的著名学者，因为与学生联合署名的一篇论文的一处引用没有标注出处，马上辞职。而2003年，东南大学也有一起类似事件发生，主角是该校校长和他的一个学生，学生退学，而校长并未受到任何影响。”上海教育研究者，《大学有问题》作者熊丙奇给记者举了这么个例子。

看上去，美国教授的招生权和否决权比中国大很多，但其实有两只无形的手在约束着他们:信用机制和市场机制。

不同于中国的教授终身制，在美国，私立大学的教授都是聘用制，能当上终身教授的凤毛麟角，教授们对自己的名誉总是看得很重。而在个人名誉之上，是学校的声誉。美国的绝大多数大学包括名牌大学都是私立的，像公司一样，大学里有董事会、监事会等类似的机构，校长由董事会任命，向董事会负责。校长失职，董事会会罢免他，董事会失职，私立大学的股东或者公立大学所在州会罢免董事。因此，如果发生招生丑闻，监管者肯定会认真调查、处理，任何徇私舞弊就等于自毁前途。这就建立起了学校层面的信用机制。■

考研女生阿芳:“性交易”中的“受害者”？

阿芳在与记者约定的一个小时之后才匆匆赶来。“绕了好大圈子才过来的。怕有人跟踪，好多记者都在找我呢！”

这一天是6月14日，阿芳在媒体曝光后的第6天。她这天上午去了检察院，下午又去了教育部，晚上赶过来接受记者采访，赶场一样，“连续好多天这样了，很累”。她说，整个计划都是她来“全盘操作”，“先走哪一步，后走哪一步，一开始就计划好了”。

似乎这一天的成果还不错，阿芳向记者出示了下午去检察院的一份证明，她说，检察院已介入调查，她对控告欧阳林“泄漏国家机密罪”有绝对把握。

在中苑宾馆附近的一家茶室包间，阿芳小心翼翼将房间的屏风拉得再严密些，不放心地问记者，“你说实话，现在知道我的真名了吗？”得到否定答复后，她有些不相信地看了记者一眼，开始了对2004年12月23日中午发生在欧阳林学校宿舍事件的又一遍讲述:

“你可以高出其他人七八十分的，就看你找没找对人。我可以为你帮一个大忙。不过，任何事都要付出代价。”说着，欧阳林把抽屉拉开，拿出两套题，开始动手动脚，“即便初试你不靠我，复试呢？可是导师说了算啊！考上研究生之后，选拔学生干部、入党、就业……你可以得罪我，但今后就不靠我了吗？”

一遍遍地，阿芳将自己描述成受胁迫的一方。对阿芳来说，2003年9月交了12000元以进修生的身份来到交大，目的就是为了能在两年内通过研究生考试，成为名正言顺的研究生。“否则，一切全白费，只给几门课的成绩单。”而今年初的这次考研，已是阿芳的最后一次机会。

她说自己一贯做事是“不成功，则成仁”，“不惜一切代价，包括我2004年冒着风险找人替考，2005年牺牲自己的身体。”她曾对欧阳林说，“我必须录取为研究生，因为我想要被录取。当然，如果我不被录取，我也会不惜一切代价把你送进监狱。”

阿芳说，一进校就注意跟老师们搞好关系，“平时见了多说几句话，过春节给老师打个电话，拜个年，请客送礼，该做的都做了。”特别是对欧阳林，“他是思想政治硕士点的负责人，别的老师都说你好，他说一个‘不’字也就完了。2003年11月，凭一个女人对男人的直觉，他开始注意到我了。”之后的阿芳跟欧阳林走得很近，常在一起吃饭，辅导功课什么的。事发的当天离考研还剩不到一个月，“我给他打电话说我要送点东西过去，这天他有课，中午在单身宿舍休息。这个机会也来之不易，本想让他给我画画重点，提了几百块钱的礼品就去了。没想到……”

事情发生后，阿芳说，她下午继续去了第二教学楼学习，“还是要平静下来准备考试”，晚上回到宿舍后就把内裤脱下来，保存下来。“作为一个知识女性，将来无论怎么对付他，我一定要保留证据。”

3月10日，成绩出来，阿芳的专业课拿到140分（满分150），而最担心的英语只考了36分，离分数线十几分，她给校长写信，给研究生院院长写信，争取破格录取。“说了些打动领导、恭维领导的话，德高望重，美名远扬什么的。”而据学校的声明，阿芳信中说“第一次考研即2004年，我大病住院未能进考场”，而真正的原因是她当年英语找人替考被查出，取消了考试资格。同时，她也在寻求欧阳林的帮助，但“他非常不配合”，直到她说出“我没有好日子过，大家都没有好日子过。我要去检察院举报你”，他才有些害怕了。

但最终，4月10日复试名单上并没有她的名字。“去找校长，校长说是因为我2004年英语考试作弊。我说，我要召开听证会，凭什么把以前的错误加到今年？我不服！”

至此，阿芳说她觉得这次输得很惨，什么都没了。“我并不是演员，在台上演戏，我必须为自己的利益着想。不检举，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与其忍气吞声活后半辈子，我宁愿名誉、面子、前途全都没了。”她说，“我的事刚见报后，大众开始对我还同情，现在是不是都在骂我呢？有必要说一下，我这不是报复，是想以自己的经历给大家以警示。”■ 权力大学考研泄密控制考题北交大教授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