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语与胡同

（文 / 凌霜华）

贺岁片《手机》里有一段台词:字正腔圆的“北京人”徐帆给“河南籍主持人”葛优讲河南人的段子，葛优保卫家乡的自尊心上来了，反驳说:“宋朝的时候，河南话才是真正的普通话，北京话那叫胡语，没开化的少数民族。”领导人宋徽宗和著名艺术家李师师同志都操着一口标准的汴梁话。四川教授张国立嘲笑他的无知:“李师师是杭州人，讲的那叫吴侬软语。”

这一段明显是压抑许久的刘震云和胡同串子冯小刚激情碰撞的结果，刘的本意是想替河南人撑腰，因此强烈要求这么一部以北京观众为观赏主体的大制作里，让一半的演员都讲河南话——在北京地位最低的方言——大约等于安徽话在上海的位置。

不过，葛优有句话是不错，北京话就是打胡语来的。胡同的来历，来自于蒙语“忽洞格”，就是水井的意思。以水井为名的胡同最多，有些名字很好听，比如菊儿胡同、灵境胡同;有浪漫主义的，百花深处、杏花天，绝对是骚人墨客起的，也有听着别扭的，像屎壳郎胡同，其实它本来的意思绝对不是胡同居民不讲卫生，导致屎壳郎横行霸道;也不是这个胡同有个泼皮，狗揽八泡屎，泡泡舔不净，所以人送外号屎壳郎。民族间的文化差异就是这么大，屎壳郎按蒙古语的音译美好得不得了，就是“甜”的意思，一口甜水井翻译成汉语就变馊了，是有点撮火。

野史学家老冤枉顺治强抢民女的根据就是他的爱妃叫董鄂氏，其实他们是装傻充愣，这姑娘根本就不姓董，她妈也不姓董，她也不姓鄂，虽然她爸爸叫鄂硕，历史学家没研究出她的名字，可以想到的是，如果按照上述的翻译办法，她的名字就算不叫屎壳郎，也必定是叽里咕噜一长串，好听不到哪去。就像她婆婆孝庄，如果叫“大玉儿”又俏皮又温婉，如果叫她的本名布木布泰，不免有些木头木脑，虽然不比沐剑屏是一根“泡在水里的木头”，干木头更有失美女风情。

屎壳郎胡同在“文革”时曾改名叫“时刻亮胡同”，一听就透着一股振奋人心的豪情，好像大辫子姑娘李铁梅高举指路明灯的劲头儿。这种改名方法在“文革”时曾盛行，像把戴家胡同改名为红哨兵胡同、北豆芽胡同改名为红小兵胡同、豆角胡同改名为红到底胡同、珠市口西大街改名为红卫东路等等。“文革”后大多改回了原名。 胡语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