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配汪辜和“九二共识”

（文 / 蔡崇达）

( 汪道涵与辜振甫握手面对历史的发展 )

事隔12年，当时台湾方面的筹备人、时任海基会秘书长的邱进益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仍然觉得自己当时真是焦头烂额，“当时我要到新加坡前，时任桃园县长的吕秀莲带了五六十个人到桃园把我截住，团团包围。某某人你要是签了什么协议，你就是卖台，你回来我们就不饶你。回来就审判你。”

随团参加汪辜会谈的《望》记者李大宏在他的日记里记叙这么一个片段， 1993年4月26日下午，也就是原定的汪辜会谈的前一天，时任海协会常务副会长的唐树备满面春风地对在大厦4楼等候很久的记者们说:“首先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汪辜会谈’决定在本月27日上午10点在这座大厦正式举行。”这时，他们才放下心。因为直到那天凌晨，台湾《中国时报》一位同行的电话把他们从睡梦中吵醒，紧张地说“汪辜会谈”可能出现波折，随即传了一份该报当天一篇报道的复印件，报道说:民进党“立委”在得知其派人以学者身份赴新参加会谈的要求遭台湾当局否决后，大闹台湾“立法院”。“汪辜会谈”主角之一辜振甫被指为“台奸”，辜振甫不堪受辱，已决定辞去海基会董事长职务。所以那天“一整天，记者群里一直弥漫着一种担心:会谈能够如期举行吗?”

“汪辜会谈作为两岸第一次高层次的正式会谈因为各方面阻力以及第一次接触因为陌生需要的磨合使得这个会谈的过程一波三折。”邱进益先生说。李大宏的日记这么描述:邱进益自抵达肋口坡那天起，就似乎希望给人以轻松洒脱之感，甚至抵新次日带着台湾记者陪他每天晨路……可是，今晚21点半他每天例行的记者会上当着众多记者的面，却显得神情沮丧，他甚至形容自己“根本就是当炮灰”，嘴里唠叨着“要跳楼了”。

让邱想要跳楼的原因是由于台湾“陆委会”这个“政策”摇摆不定，他受到的压力很大，“血压一度高达136。”他说，“比如两岸召开经济交流会议的时刻，本来经过磋商，已原则同意以今年为目标。这个共识也通报给了汪辜二老，可是‘陆委会’在此之后临时通知海基会，要求延到明年再说。我就只有叫苦连天的份儿。”

“当时太难了，要知道当时两岸此前还处于所谓敌对的状态，不仅没有接触，连基本的互信都不是太多。”邱进益说。“不过双方都有真诚交往的意向，因为我们看到历史的主流，所以就会做一些增进感情的小动作。”负责主持筹备工作的原海协会常务副会长唐树备告诉记者。李大宏曾记录这么一个片段:作为两个先锋，唐和邱先抵达，邱进益笑着对坐在他对面的唐树备说，新加坡几乎每天都下场雨，使到处都显得干净、清新，这为我们的会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环境。唐树备回答，“本来你安排昨晚请我吃晚饭，我也很高兴。没想到班机晚点到晚上23点才飞到这里，你请的晚饭没吃上不说，一些记者还以为我们在沟通上出了什么问题呢。”一席话说得大家都笑起来。

( 1971年，辜振甫及夫人 )

而汪道涵会长夫妇在新加坡董宫酒楼宴请辜振甫夫妇及台湾海基会一行时，每一道菜都有别具心裁的“菜名”:情同手足、琵琶琴瑟、喜庆团圆、万寿无疆、兄弟之谊、夜语华堂、龙族一脉、前程似锦。当时汪、辜两位夫人都很真诚地交流，第一天认识后，汪、辜二夫人就相约到新加坡旅游胜地陶沙岛，手挽着手。当时辜夫人还邀汪夫人一起坐游乐场里的“碰碰车”。“不过期许是共同的，但争执也很激烈，因为双方的分歧太大了，好几次都谈不下去，而此时两位老人扮演了稳定的基石的作用。”

“世界上再也找不到第二对，品德、涵养、修为如此契合的一对，他们是绝配。”台湾前“大陆委员会”主委苏起先生对记者说的是他“一直非常尊重和爱戴的辜振甫先生和汪道涵先生”，曾亲身参与汪辜会谈的他评价说，“如果没有他们各自的地位以及他们的修养，‘九二会谈’绝对谈不下来。”

( 1993年，汪道涵与辜振甫在新加坡交换四项协议签署后的文本 )

“为什么是他们，或许那时候并没有第二个选项。汪辜会谈是两岸从民间接触过渡到半官方协商的重要里程，在这么一个历史时刻，需要的角色特别苛刻。首先他必须非常有威望，让所有人都能信任，让两岸都相信，他们去谈不会‘出卖谁的利益’，他必须既不是官方又能充分代表官方，必须有非常良好的形象让对岸的人也信任他。这样的标准一选，恐怕台湾就只有辜振甫先生，大陆也只有汪道涵先生了。”邱进益说。

唐树备先生对本刊记者说:“从资历上讲，汪先生是个老党员，而且是有突出贡献和良好声誉的高层领导人。他当时又刚好退休，具有一定的民间身份，他个人学养丰富，文质彬彬，形象深受两岸人民喜欢。”而台湾那边，“辜振甫先生当时和李登辉私人关系很好，又是台湾前几名的富豪，他的致富故事当时成为台湾人一时的精神标杆。如果没有这种身份，在当时台湾的政局里，谁都担当不了这样的角色。”

( 20世纪80年代，邓丽君在金门用望远镜眺望对岸的厦门 )

“从香港会谈到汪辜会谈，我想之所以能最终达成协议就在于两位先生表达出来的精神——包容和谅解。”苏起先生说。辜先生说过这么一段话:“如果说九二有重要的共识，我想那就是尽可能地尊重、谅解对方，九二共识更可以说是九二谅解——也正是相互谅解，开启了当年两岸的关系。”■

唐树备:“九二共识”

与汪辜会谈的前因后果

1991年，那时候台湾的海基会刚刚成立不久，海基会的副董事长陈长文先生访问北京的时候，拜访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先生。吴副总理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内分管台湾工作的。大陆主张国共两党谈判，台湾不同意，台湾先成立海基会，作为一个授权的社会团体，陈长文建议大陆这边也设立一个可以与海基会对等的民间机构，好接头两岸的事务性商谈工作。吴副总理说，我们的主张仍是国共两党谈，既然你们有困难，主张成立一个受权的民间团体先谈事务性议题，我们也尊重你们的意见。时任中台办、国台办主任的王兆国先生，便开始筹划一个类似组织。后来，陈长文先生正式率海基会代表团来大陆访问。用陈长文先生的话，当时他是来大陆“拜码头”。

我当时担任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王兆国主任叫我代表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陈长文先生。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把这次会晤看成是两岸重新接触的一个起点。因此，首先要把大陆方面与台湾授权团体接触的原则讲清楚。我记得，我一共向陈长文讲了五条意见，这五条意见都是经过吴副总理、王主任批准的。台湾报纸当时把它称为“唐五条”。五条意见中的第一条、也是核心的一条，就是大陆方面与台湾受权的民间团体接触，双方应本着一个中国原则。后来听说，当时陈先生听我讲时当时一楞，一下子没反应过来。海协会在1991年年底成立，指派当时担任中台办、国台办副主任的我参与到这个工作中来，汪道涵先生担任会长，我担任常务副会长。

两会要谈事务性议题，陈长文先生那时候带过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文书问题。所谓文书问题，在台湾当时可以说是一个迫在眉睫、不得不解决的问题。当时台湾有许多从大陆撤退到台湾的老兵，年纪都已经很大了。这些老兵在大陆有他的亲人，有的有妻子，有的有儿女，人老了，最大的愿望一个就是回家探探亲，看看养育自己的土地，一个就是希望自己的遗产能留一份给自己在大陆的亲人。老兵们觉得自己离开了在大陆的妻子、儿女，已经对不住他们，如果连在台湾遗产都没能分一部分给他们，就更不应该了。如果要让老兵在大陆的儿女、亲戚能继承到他的财产，台湾当局就需要大陆方面提供亲属关系证明，因此为文书的问题涉及两岸老百姓切身利益的重要问题。

按照大陆的做法，两岸之间，台湾方面以“中华民国”出现的文件，我们在法律上是不承认的，但是，我们参考它、承认它的事实效力。我以前在大使馆工作，当时台湾的老百姓要在中国驻外使领馆申请来大陆，我们怎么判断他是否是中国人呢？凭什么发给大陆方面的中国人旅行证件呢？还是要参考他有没有台湾发的所谓“护照”。尽管我们不承认台湾的“护照”，但我们承认它所表达的事实信息。

但是90年代初的时候，李登辉的台湾当局提出要对大陆公证机关发的身份证明进行认证。认证是什么概念？认证就是国与国之间的事务，比如中国公证机关办一个要在美国使用的公证文件，这个文件就首先需要经过中国外交部领事司认证，随后再由外交部领事司把经过认证的公证文件送到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由他们再认证，这样，这个公证文件在美国才有效。所以，台湾当局要对大陆公证书进行认证，我们坚决反对，因为这个问题，牵涉到两岸究竟是一个国家还是两个国家的问题。这样，两会事务性商谈必须首先要确立一个中国原则的问题就提出来了。因此，海协会要海基会明确承诺，两会的事务性议题商谈是在一个中国原则下进行的。这个问题不解决，文书等问题就无法谈。当时台湾方面不愿意谈这个问题，他们认为“一个中国”是政治问题，不应当放到事务性的会谈中。我们认为，事务性商谈是讨论事务性问题，不讨论政治问题，但两会建立关系应当有一个前提，这就是一个中国原则，一定要首先明确这个前提，才能谈事务性议题。

几经交涉，最后台湾方面妥协了，妥协的原因大概有几点，首先是老兵给台湾当局施加很大的压力，他们年纪大了，没有什么顾忌，有的就是这么个愿望，而且他们担心来日无多，很着急，可以说是豁出去了，他们到“立法院”去大闹，甚至把“立法院”的牌子掀掉了;第二个方面，当时国民党中央内说有两派，一派就是李登辉和他的势力，一派就是国民党的传统势力，这股势力当时还相当大。国民党传统势力，是主张“一个中国”的，是反对台独、两个中国的。虽然国民党传统势力的“一个中国”是指“中华民国”，他们还主张“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在这类问题上，我们和他们有重大分歧，但在保持国家统一，保证祖国领土不被分割上，我们与他们有共同的坚持。李登辉当时的羽翼还没有丰满，还不得不与这些传统势力有些妥协。正是在这两方面压力下，李登辉也只好同意就“一个中国”问题进行表态，作为海基会与海协会协商时的依据。在1992年香港会谈前的8月1日，李登辉在老兵和国民党大陆省籍元老的压力下召开了国家统一委员会，通过了一个中国涵义的《结论》，并正式公布。《结论》开宗名义的第一句话，是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但对一个中国的含义，认知不同。我们在北京看到了这个《结论》。我感到有了台湾当局明确用书面文件正式公布的“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这句话，事情好办了。

于是，我与海协会的邹哲开秘书长以及其他同事商量，起草一个海协会负责人的谈话作为回应。《谈话》的大意是:我们注意到台湾当局关于一个中国涵义的文件，该文件明确了“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我们认为，确认了“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事务性商谈中一个中国原则的问题己经解决。当然，我们反对“一国两府”、两个对等政治实体、“两个中国”、台湾独立的立场是一贯的。《谈话》起草好后，由我批请王兆国主任审批。王兆国主任同意这个《谈话》，由他报请吴学谦副总理审批。吴副总理批示同意，拍板定案。文件从中南海退回来以后，我就叫海协会的同志，联系新华社正式向国内外公布。这样，台湾海基会有了国统会的《结论》、海协会有了经中央、国务院负责同志批准的《谈话》，两会就决定在香港就两会事务性商谈中一个中国原则如何表述交换意见。

我们这边是海协会综合部主任周宁为首，海基会方面是法律处长许惠佑为首。三天中，海协会方面先后提出5种表述内容，海基会方面先后提出8种表述内容。双方约定在香港谈三天。双方已充分交换了对一个中国表述内容的意见，海基会还提出希望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香港会谈就在双方交流了各自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各种表述内容后结束了。海基会方面提出要再延长一二天，讨论文书问题，而海协会方面根据原来双方会期三天的约定，认为己经完成了原定的议程，因此未同意延长。

周宁回来后，海协会经过研究，同意海基会口头表述的建议。我先叫海协会孙亚夫副秘书长打电话给海基会陈荣杰秘书长，正式答复对方:表示同意海基会用口头方式表述一个中国内容的建议。接着，海协会又发函给海基会，函中列出了海协会在香港会谈时提出过的口头表述的文字内容，即:“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努力谋求国家统一，但在海峡两岸事务性商谈中，不涉及一个中国的政治含义。”函中同时附上海基会在香港会谈时提出过的口头表述文字内容:“在海峡两岸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双方虽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对于一个中国的涵义，认知各有不同。”海基会后来也正式回了信，并未对海协会函中列出的各自的表述内容提出异议。这样双方就正式达成了“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共识。这就是后来所说的“九二共识”。也这就是这次胡锦涛主席和宋楚瑜主席会谈公报中全文列入的。需要提到的一个事情是，大陆海协会1991年年底一成立，第一封信就是邀请辜先生来访。接着，在1992年8月，汪会长又具函邀请辜振甫董事长来访。两会达成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后，汪辜会谈进一步提上议事日程。1993年4月，接替陈长文先生在海基会位置的邱进益先生，应邀来到北京，与我进行汪辜会谈的第一次预备性磋商，发表了关于汪辜会谈事宜的八项公识，并草签了有关公证书查询、开通两岸挂号函件的两个协议，准备提请汪、辜两位正式签署。接着，我、邹哲开秘书长等与邱进益又在新加坡举行汪辜会谈的第二次预备性磋商，起草和讨论准备提请汪、辜两位签署的另外两个协议，即:《汪辜会谈共同协议》和《两会联系与会谈制度协议》。

上面提到的汪会长去信辜振甫，是建议两岸谈加强经济交流。因此，我和邱进益先生的两次预备性磋商，在讨论经济问题上化的时间最多。汪会长在汪辜会谈时有一个讲话，系统、全面地提出了两岸加强经济交流和合作的原则和建议。但李登辉和他通过黄昆辉控制的“陆委会”，阻挠汪辜会谈在这方面取得进展。

当时，海基会提出要与海协会签台商投资保护协定。我告诉邱进益，大陆方面已经由国务院公布了鼓励台商投资的22条，我们也愿意就两会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签订更好地保护台商正当权益的文件;但台湾当局一定要开放和鼓励台商到大陆直接投资。你不开放直接投资，台商都是以香港同胞、美国人、新加坡人的身份来大陆投资，从法律意义上说，那些在大陆投资的不是台湾同胞，而是香港同胞、美国人、新加坡人等。既然在法律上他们不是台湾同胞，那么，两会又如何能签保护这些投资人正当台商权益的文件？不仅如此，台湾当局还定下政策，阻碍台商到大陆投资。如果签台商投资方面的文件，台湾当局也要取消对台商投资大陆的限制，鼓励台商到大陆投资。邱先生说，台湾当局目前不可能开放和鼓励台商对大陆的投资。因此，双方在这个问题上谈不下去。汪辜会谈接着正式开始。

会谈是在新加坡的海皇大厦。汪、辜两老正式谈了两次，底下小范围见了三次。4月27日开始的第一次正式会谈，当时汪先生和辜先生还互相不认识，所以在正式见面以前，我和邱进益就先介绍辜、汪两位先生先在一间小会客室相见，双方寒暄几句。汪先生是个知识渊博、温文尔雅的人，他知道辜先生喜欢京剧，寒暄的时候他就先谈到京剧了，这个小会虽然没有谈什么事情，但一下子把两个人的关系拉得很近，接着举行正式的会谈。汪、辜两位笫二天的活动是喝茶。他们两位老先生由他们的夫人陪同，到新加坡一个旅游地，自由地、无拘束地交换意见。由于我与邱进益在台商投资问题上意见不一，后来，汪、辜两老和邱进益、邹哲开、我又开了一个小会。两位老先生认为，这个问题一下子不能完全取得共识，可以下次再慢慢谈。两位老先生就这样拍了板。

接着，我与邱先生及两会的同事继续谈，达成了如下共识:“双方均认为应加强两岸经济交流，互补互利。双方同意就台商在大陆权益及相关问题、两岸工商界人士互访等问题，择时择地继续进行商谈。”这一段话列入了《汪辜会谈共同协议》，由两位老先生签了字。但是，由于李登辉和黄昆辉的“陆委会”的阻挠，两会未能落实这条协议。

当时民进党派人到新加坡演了个闹剧。会谈的海皇大厦入口处前面有一个广场，当时民进党大概去了十来个人，一个个穿着T恤，外面套着西装，汪会长的车队到达大厦入口处时，他们突然一字排开，脱掉外套，露出了T恤背上写的字:“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新加坡警方很快把他们驱离了。这里有这么一个插曲。我们知道辜先生很欢喜京剧的，我们在帮汪先生打理送给辜先生的礼物时，选来选去就决定送中国文化部那时候出的10套京剧录像带，它是挑选中国历来最好的京剧唱段，用当时原来人的声音，然后现在人演，这其中还包括梅兰芳先生的作品，非常精彩，极有收藏价值。不过后来发现，其中有一个片段是“智取威虎山”，但是又删不了。我们研究来研究去，还是决定照原样把这一整套录像带都原封不动地送给辜先生。因为我们想:这是一种艺术作品，而并不是一种政治性的礼品。我们相信辜先生会理解我们，我们无意在他面前冒犯国民党，而只是希望他完整地欣赏中国大陆的京剧艺术。 共识绝配汪辜九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