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诗丹顿:一部瑞士工匠发家史

（文 / 郭娜）

日内瓦钟表拍卖协会（Antiquorum）主席奥斯瓦尔多总结:“天才机械师、精明商人、体面店主，再加上艺术感觉和中庸之道，就是江诗丹顿。”有人说，江诗丹顿250年传奇，始自一个五代有子的家族遇到一个伟大的走江湖推销员，外加一个爱迪生似的机械师。

18世纪初，世界的制表业中心还在英国，保守的瑞士为了本国人利益不允许移民后代从事制表，直到1745年才解禁。按照当时通行的职业路线，让-马克·瓦赛隆完成了五年学徒和三年制表匠实习后，经考核认证晋级为制表师，1755年开了自己的工作室，成了阁楼工匠，那年刚满24岁。工作室设在日内瓦市中心的Saint-Gervais区，1906年原址开了全球第一家江诗丹顿精品店，至今仍是日内瓦旅游热点。

除了在1755年制作了第一块传世的银质怀表，江诗丹顿这位创始人还有两大过人之处:其一，未经证实消息说让-马克还是哲学家，卢梭和伏尔泰都是他朋友。据江诗丹顿现任首席执行官证实，至少卢梭这个钟表匠的儿子是让的朋友。其二，瓦赛隆家有神奇的生男孩保证基因，他父亲有五个儿子，让-马克是最小的一个。从他开始，瓦赛隆家族连续五代都有儿子，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浪潮席卷欧洲那个翻天覆地的历史大背景下，这五代男人据说保证了这个品牌从初创到成熟一脉相承。

学者喜欢把瑞士钟表业的真正兴起归功于法国大革命。当时那些专门服务王室的宫廷匠人遭到革命党人和群众的排挤，纷纷流向有工匠传统的瑞士桃花源，带来了先进技术和时髦设计。革命党人和群众打倒了贵族，却对贵族生活方式心驰神往，对高级订制表的需求便如潮涌，师傅们应接不暇，经年累月从工匠变成了大佬。西北大学的Sarah Maza称大革命后到19世纪中为“奢侈品的黄金年代”，皮具、手表、箱包、高级订制服、美酒，那一个个高傲的名字都诞生在这个时代，Sarah说:“奢侈业兴盛和中产阶级的形成互为依托。”

像许多由合伙人命名的品牌一样，江诗丹顿（Vacheron Constantin）是两个人名组合。据说上世纪初这表在上海滩走红的时候，不知谁用上海话Constantin“康斯坦丁”的发音给它命名，江诗丹顿从此在华语圈叫开。康斯坦丁是真正把江诗丹顿卖出大价钱的人，历史地位相当于首席市场总监。1816年创始人29岁的孙子去意大利都灵向王室兜售钟表，结果被王室的制表匠欺负，把他的路易十六玛丽女王款拆得一塌糊涂。三年后31岁的康斯坦丁加入进来，这位日内瓦生的天才推销员，把种子和手表卖到了欧洲的每个角落。他给江诗丹顿留下两条箴言。第一，“产品说话，销售闭嘴”。第二，“Do better if possible,which always is possible”，就像今天Adidas说“Nothing is impossible”，李宁说“一切皆有可能”。

( 江诗丹顿18K金镶钻手镯式腕表 )

写过《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的戴维·兰德是工业革命史研究专家。他认为时间被钟表精确计量是西方现代意识兴起的重要因素，也是西方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显著特点，钟表业的作用与火药和印刷术相当。他说，中国人发明了钟表，但为何没有对西方文明产生更深影响？在于中国没有更早形成钟表市场，钟表没有普及于民。而西方工业革命后，乘火车要看时间，算工时要看时间，钟表业完成了工业化大量生产，江诗丹顿是决定性力量。瑞士钟表业从此可以提供更经济的产品，制表业中心在19世纪初不再是英国，1800年，全世界生产了2500万只手表，瑞士占2/3。

素以手工制造带来高价闻名的江诗丹顿，实际上在制表业发展史上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生产，得益于天才机械师乔治（Georges-Auguste Leschot），像爱迪生一样，这位先生难得地有商业头脑。此前，手表零件是不可替换的，一套件一只表，这便是今天许多古董表天价的原因。乔治研发了各类型规格化的机芯、零部件机械、模具和制造机器，手工生产的手表成了名副其实的机械生产“机械表”。尽管那个时代最有名的工匠是Breguet，发明了60小时不用上弦的表、万年历，还有陀飞轮，这个装置可以补偿表在不同水平位置所产生的误差，让表更准，现今只在顶级价格手表中出现，但江诗丹顿把手表做成了大买卖。

( 制于19世纪40年代末期的怀表据说由道光帝订制，上弦机芯内有双层骑马齿轮，18K黄金表盖上有搪瓷鸽子花卉雕饰，手工精巧;表边及表柄上分别镶有天然珍珠。白色搪瓷表面上有罗马数字刻度，表现精湛完美的制表工艺。据称每块彩瓷绘画的表面制作时间长达400小时，包括最少20次的烘干过程 )

此后，江诗丹顿开始在造型方面花样翻新，著名的款型有梯形、蛋形、三角形，还在1967年推出了最薄的表。总裁赫尔曼说:“如今我们做一切丁东作响的东西”，除了手表，它们还包括:音乐盒、鼻烟壶、袖链、戒指、胸针、手镯、腰带、歌剧眼镜、温度计……

如今有一个数据又开始改写江诗丹顿历史，江诗丹顿CEO告诉记者:“2004年，我们在亚洲的销量占到50%。”2003年，香港地区销售业绩排第一，台湾地区排第二，卖了8750万人民币，据说400万元的玫瑰金镂空三问表还有买家等了三年没买到。江诗丹顿的总销量也从1989年最低谷的一年3500只翻倍到2004年的15000只。如今掌舵的首席执行官据说上任第一天就跳上桌子对着所有不苟言笑的管理层大喊:“好好享受你的人生！美好生活就在眼前！”他认为，江诗丹顿在亚洲成功是因为人们看重品牌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全球化浪潮下，人们充满不确定感，因此开始追求更真实、更可靠、更高品质的品牌。”如果你买得起售价在6900美元到900万美元的江诗丹顿表，或许你果真能生活得更有确定感？■

( 1820年，江诗丹顿为中国市场制作的第一枚珐琅怀表 )

专访:江诗丹顿亚太区董事总经理柏尚文 (Jean-Michel Paray)

三联生活周刊:我听说那款价值900万美元的Kallista主人是石油富商Yamani，消息准确吗？

柏尚文:多年来，我们的策略一直是避免提及钟表的主人。尽管有些主顾是广为人知的，比如:埃尔顿·约翰、妮可·基德曼、戴安娜，但我们还是更愿意维护他们的隐私。

三联生活周刊:江诗丹顿在中国的客户是怎样的人？江诗丹顿那条著名的销售哲学，“产品说话，销售闭嘴”，今天在中国还适用吗？

柏尚文:正像你提到的，江诗丹顿没有代言人，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有。我们认为产品就是明星，而不是戴手表的人。客户买我们的表是为了满足自己，不是为了炫耀。1821年，康斯坦丁写的那句名言到今天还是真理，适用于全球的任何国家。

三联生活周刊:任何价位的江诗丹顿都以手工锻造著名，但事实上正是这个品牌在历史上率先实现了工业化生产，今天的江诗丹顿还能被称作手工制造吗？

柏尚文:今天，江诗丹顿一年的产量不超过16000只，按照工业标准来看，这是非常节制的产量。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手工完成最后工序的。现在的制造流程中，人工因素超过以往任何时代。

三联生活周刊:业内有评价说:“上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是江诗丹顿的黄金时代，那时的设计就像当时的卡地亚珠宝一样有创意。”今天江诗丹顿迎来了250周年纪念，“创新”对于这个品牌是一个好词，还是坏词？

柏尚文:不妨看一下我们的“1972”款，推出的时候超前于时代，得了很多设计奖，几年前重新发行同样大获成功。“创新”仍然是江诗丹顿的关键词，但我们从没有忘记或者忽视自己丰厚的历史。我们的250周年纪念表是一个印证。

三联生活周刊:对于江诗丹顿，中国市场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柏尚文:江诗丹顿很看重长期以来与中国的关系。我们的档案显示，1820年我们便与中国建立了生意关系。今天，可以说只有极少的品牌，享有我们200年前在中国得到的理解、赞赏和敬意，包括我们的品质、价值，特别是设计和技术。惟一的不同就是，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潜在客户正在变成江诗丹顿的真正买家。我想这刚刚开始。 一部发家史瑞士江诗丹工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