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光,被质疑的首善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

(文 / 程义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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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是与非

以“永继经营”为理念的亚洲浆纸业公司(简称APP)是金光集团于1994年成立的一家公司,目前总资产已经超过100亿美元。和众多造纸企业一样,从一开始,APP就陷入商业开发与环境保护的怪圈。绿色和平组织钟峪说:“跟踪APP多年,我们发现这个公司在柬埔寨、泰国、菲律宾等多个国家非法伐木,现在他们的重点转移到了中国。”

事实上,APP在中国的开发已经多年,其官方介绍资料上说,从1992年起,APP就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建设多家大型浆纸企业,以及大规模的速生林区。“我对金光集团比较熟悉,”中国林科院科技情报所教授侯元照说,“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们在广东韶关开始种桉树,面积达几十万亩,最后因为韶关太靠北,桉树苗全冻死了,损失很大。APP随即选择广西、海南和云南三省进行项目开发,在海南,他们雇用当地农民,仅用6个月时间就种了几千万株桉树。”

APP进入中国,带来了巨额投资,也带来了种种非议。APP之所以成为众所指责的对象,某中央媒体驻滇记者表示,有三个原因。首当其冲的是生态破坏,“桉树就像抽水机一样,毁坏了地下水资源,而大量的桉树种植,破坏了生态环境的多样性。二是利益分割问题。作为世界上浆纸化科技水平最高的地区,瑞士类似企业的分配链条可作比较,在他们的合同书里,砍多少林,造多少林,用多少地,环保投入是多少,给当地多少补偿,地方政府和国家得利多少,都很清楚,最后企业剩下的可能不到30%。而在APP的开发项目中,农民获利很少,政府获得也不多,因为在我国,外企投资的前几年是免税的。第三,尤其要提一下在企业开发过程中对农民的补偿问题。金光集团在云南等省租了很多农民的地,按现行标准,农民是很划不来的。农民在自己的地上种松树,每年每亩刮松脂的收入可达650元左右,每方木材也能卖450元。但按照金光集团的要求种桉树,收购价只是每亩170元,所以APP的开发是建立在牺牲农民利益基础上的。”记者了解到,现在除海南省外,每立方米桉树价格为600〜800元,而在海南价格只有180元左右,因此,很多林农偷偷从海南运桉树出省卖钱。受益的仍然是金光集团和某些利益集团。

西南林学院副院长杨宇明也有同样的忧虑,“APP租地的时间长达50年,给农民的补偿又低,农民生活无着啊,要知道像思茅这样的地区,94%是山区,农民在这里世代靠山吃山,现在地被外企圈走了,谁来负责这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的生存?谁来保证当地的社会稳定?”

​金光,被质疑的首善1( 世界最先进的白纸板生产线落户宁波 )

曾任金光集团云南销售总代理的罗孟龙现在已跳槽至一家高科技民营企业。“我在金光集团前前后后服务了4年多,”罗孟龙说,“刚加入APP的时候,我的梦想是为APP、也为云南做一点事,追求双赢的结果。但从目前看,APP的开发有点失控。”

钟峪说,她与同事刚从海南调查回来,有充分证据表明,金光集团在海南毁林是证据确凿的。别的不说,按海南省金海纸浆厂的设计,他们的生产能力是年产60万吨,这需要200万亩纸浆林地的支撑。而另一方面,他们在海南种的桉树林只有90万亩,其中可采的只有10万亩,原料供给远远不足,这样,他们只能砍生态林来满足生产需要。

“我知道金光集团给中国教育的捐赠很多,”杨宇明教授说,“但在这个世界上,不能因为你做了100件好事,就尝试着做二三件坏事吧。APP的开发,到底是促进了我们几个省的发展,还是毁坏了生态,剥削了农民,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判断。”

APP圈地运动

“目前,金光集团在中国的主要任务不是造林,而是圈地。”中国林科院教授侯元照说,“我去海南多次,考察多个地区,发现APP在疯狂圈地,比如在中部的五指山山区,这儿是海南核心地带,许多山头都只种了稀稀拉拉的几棵桉树。”

杨宇明教授说:“过去云南为了发展经济,用50年的时间发展了300万亩橡胶,对西双版纳等地的气候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果APP在云南的2750万亩规划林地全部实施,真的不敢想象会是什么后果。”

圈地运动中的生态问题也很明显。侯元照说,金光集团的技术条件有限。在云南思茅地区,很多山头很陡,开发商雇农民将大片山地烧完,然后种上桉树。“这些山地,虽然乱七八糟,没什么经济价值,但生态价值很高,能有效地保持水土,但种上桉树后,对小范围内的生态改变不容忽视。而且在种桉树时,本应平行挖沟种植,但APP雇的人是从上往下挖,下雨的时候,就会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去年海南百年未遇的大旱,八大水库全降到历史最低水位,很多人都说与这种不重视环保的开发方式有关。”

与环保密切相关的是技术及技术投入。侯元照说:“在生产方面,APP目前能做到的是一年一亩地出2立方米木材,但国际水平是这个数字的两倍,达到4立方米。我跟金光集团APP的科技人员有过交流,发现他们的专业素质值得怀疑,有些人根本就不懂桉树种植。”“另外,在海南等地可以发展桉树林,但面积不能太大,要向高度集约型的方向努力,同样可以满足工业需求,这对技术也提出了高要求,金光集团不能满足这个高要求。”

分析金光集团APP在中国各省的扩张方式,也带有明显的圈地色彩。钟峪描述说:“APP开发商们携一定数额的资金到A省表示要投资,地方政府肯定动心,然后可以获批一块地,金光集团再拿这块地的审批证到B省找某银行,说要开发,又可以贷出一笔钱,然后拿着这笔钱到C地,再买一块地。”

“目前看,APP圈地速度惊人,主要集中在云南、海南和广西三地,”钟峪说,“大家从媒体上看到的情况有限,以为广西的情况很好,其实并不是这样。在广西的钦州、北海,金光集团APP规划了500万亩桉树林。从我们掌握的情况看,在沈阳、南阳、赣州,金光集团都有大量的开发地,不同的是,在北方他们种植的是杨树。”

云南省林业厅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告诉记者:“金光集团在云南开发的总面积是2750万亩,其中思茅地区就占了90%。奇怪的是,金光集团在云南开发,专门选择向阳坡多、水源条件好、土层厚过40厘米以上的地段,只有20%是荒山,等于把思茅最好的山地都给占了。整个思茅地区的森林覆盖率是65%,其实我想APP图的就是这个,没有生态林的支持,他们的项目根本就发展不下去。”“从目前的情况看,他们在云南造成的危害小于海南,但从长远看,云南森林开发潜伏着巨大危险。”

毁林已是个不争的事实,杨宇明教授说,经过媒体和国家有关部门的调查,现在真相摆在那里,而且曝光的只是一小部分,实际上的量更大,更令人吃惊。而“完全调查清楚几乎不可能”。在国家林业局两次调查后出的一份报告书中称,“APP毁林确实存在,面积达9580亩”,而记者了解到,真实的数字可能超出十倍以上。绿色和平组织森林部主任钟峪说,有关部门提供的澜沧县的毁林数字为2800亩,但根据他们的现场调查,“仅澜沧县的糯扎渡乡就被毁坏7500亩,更何况这个县有30个乡?”■

一个外企的权力

“海南、广西和云南是中国绿色资源最丰富的省份,”西南林学院杨宇明教授说,“在APP进行开发之前,还有很多外企以及国内企业也想分一杯羹,竞争一度很激烈,但惟有金光集团笑到最后。他们目前占有海南等省浆纸林项目的90%以上,金光集团用巨额投资和各种手段来影响政府决策,达到自己的赢利目的,可以说是在这个时代典型的官商合作的故事。”

侯元照说,“别的企业哪能够用8毛钱拿到一亩地,金光集团就可以。这样挤得其他企业只能去跟县政府谈判,拿很少的地,做很小的项目,自然也赚不到多少钱”。

金光集团会拉关系的另一个例子是,他们提出每年给中国林科院50万元赞助,用来奖励科学家,但只给了一年。媒体对这种举动进行宣传和赞美后,他们就再也没有给过。他们的目的只是为了获得林科院的一纸认定书以及社会知名度。

上述种种对于APP的公关手段来说,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很多接受记者采访的人对于金光集团与政府间的关系评价都是“水太深,很复杂”。据称,最初进入中国,金光集团首选的目标是同为森林资源大省的广东和福建,但由于这两省的外来投资很多,对金光集团的投资并不感冒,因此最后以金光集团一厢情愿收场。但随着进入中国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增加,金光集团开始左右逢源,到处获得实权派人物的支持。

侯元照教授说,跟福建和广东比,广西、云南和海南的经济水平差了一大截,因此外资对这些省来说更重要。“像海南是长期没有工业的省份,它的项目投资额占到2004年海南全省项目投资额的80%,对于这样的项目,省里当然十分重视,动员全省上下来帮助金光集团,每个市县都有任务。”这也是金光集团在上述三省势如破竹的重要原因之一。金光集团头顶上的光环也令人心动,这个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单一铜版纸生产企业”,有中国最大的工业用纸、无碳复写纸和生活用纸企业,对于这种请都请不来的大型企业的投资,地方政府怎能拒绝?

另一个被数次提及的事实是,金光集团APP在海南等地投资办厂时,并没通过国家有关部门组织的环境评价,而当时工程已经开始两年。能做到这一点的,在大型外企里也不会太多,金光集团APP就是其中一家。武汉大学环境法博士李广彬说,国内很多企业,在项目上马前能够认真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但对外企就不是这样了,地方官员怕拿不到大笔外资,会让项目先上马,后补做环境影响评价,其实项目上马了,因为所涉资金多,环评就很自然地从“硬指标”变成“软指标”。

金光集团APP在南方诸省开发过程中,也曾遇到很大阻力。一位知情人对记者说,云南林业厅某负责人曾说,金光集团的开发超出了国家政策的允许范围,但他的声音很快被淹没。

在上级政府的强力干预下,下级进退两难。云南思茅地区澜沧县一位县委副书记对记者说,澜沧县根本没有计划中的大量荒山来开发,不砍生态林根本不能满足项目发展,2004年开发的42万亩已是勉为其难,按APP的计划,“2005年需落实50万亩”,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另外,在劳务费和租地费上,县里几次想跟金光集团谈,但是要求一经提出,省里的指令马上就会下来。

基层政府的反抗固然无力,专家们的反对声消失得更快。杨宇明说:“学界一致认为,那么大的地、又处于云南热带和亚热带过渡区域,涉及生态学、环保学和执法的很多问题。在这样的地段开发,规模一定要适当,动则上千万亩,我们搞林业的都前所未闻。”而云南省林业调查规划院负责金光计划的八位工程师,曾经联名给省政府写过信,要求停止金光集团APP在云南的项目,因为项目实施情况和当初想象的很不一样,但省里没有任何回复。

杨宇明教授说:“金光集团APP的开发,自始至终都是以一种政府行为的方式,或者说作为一种强制性、指令性的计划在进行着。如果不听基层声音,不听学术界的劝告,与外企走得太近,最后吃亏的还是我们自己。”

李广彬分析说,像金光集团这种大规模开发方式,肯定是得到了强力部门和强权人物的支持。从这一点看,根本问题还在于我们的政府,在于腐败,而不在外商的扩张。对于外企来说,因为他们所在国家的环境要求高,不得已将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来,而这些国家的法律还有很多漏洞可钻,特别是权力的寻租空间很大,金光集团的开发,往往只需与政府谈判,不需要面对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