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贝娄（1915〜2005）

（文 / 贝小戎）

十二部小说组成一部社会史

贝娄信守个人化的写作道路，从不加入任何小圈子、学派，不追随任何潮流。他经常跟菲利普·罗斯和伯纳德·马拉默德一道被并举为犹太—美国作家，但是他拒绝被贴上这一标签。他最令人钦佩的是他的小说的包容性，19世纪之后只有他能够呈现整个社会，他能不着痕迹地往返于穷人居住的简陋的街巷和大学里政府中掌权的精英。他的作品体现了美国人多元化的视角。英国作家感叹说:“我们在写作上已经无力把握巨大而精微的阶层跨度。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写得很得体，不能让人不觉得勉强或者夸张。”

“做人意味着什么。在一个城市。在一个世纪。在变迁中。在人群中。被科学改变。被权力安排。服从于大规模的控制。机械化造成的境况。激进的希望刚刚破灭。一个没有共同体、贬低人的社会。为对付外敌耗费巨资却不会为国内秩序花上一分一毫。听任残暴和野蛮在它的大城市里横行。同时，上百万明白了共同的努力和思考能做到什么的人顶着压力。就像浩瀚的海洋决定着海床上的生物的进程。就像海浪冲刷着岩石。海风洞穿了岩壁⋯⋯”贝娄写的是芝加哥，写的是20世纪可怕的变化，它的凶猛，它的新机器，思想体系的交战，专制主义的彻底落败。他不是抽象地处理这些要素，而是用奇特的人物来体现。

他所有的小说的主题都是追寻，像尼加拉瓜瀑布一样倾泻出字词，混杂着皮条客、骗子、黑帮、丢脸的妻子，会陷入爱默生和尼采等人的神秘哲学的前妻和情人。他笔下的一个角色，近乎疯狂的知识分子赫索格甚至给《悲剧的诞生》的作者写了一封信（以及艾森豪威尔等人）。就是这个人，在看到他前妻充满怜爱地给自己的小女儿洗澡之前，还计划杀死她。赫索格是哈姆莱特跟奥赛罗的混合:像奥赛罗一样无法扣动扳机杀死跟自己不和的妻子;像哈姆莱特一样报不了仇。这就是索尔·贝娄:枪、复仇、形而上学、哲学和下流坯。贝娄从来不觉得他们之间互相冲突。他小说中的人物总是不伦不类的，既信奉着高深的思想又神志恍惚:一个上小提琴课的养猪专业户;一个大款跑到非洲寻找终极答案，结果发现终极答案就是，你得接受没有终极答案这个现实。

用写作升华苦痛

贝娄曾经说:“小说是更高超的自传。”他的小说经常以他和他认识的人为底本。《洪堡的礼物》以诗人德尔莫·施瓦茨为原型;亨德森是一位作家的儿子;《赫索格》中给别人戴绿帽子的，是一位教授，他确实引诱过贝娄的妻子。贝娄的众多女朋友也被改头换面一一登场。

《洪堡的礼物》中的查理说:“我的生活中有这么多女人。”这句话也可以用在作者身上。贝娄结过五次婚，他在小说中升华自己的痛苦，描绘自己的妻子。跟他离婚前她们是女神，跟他离婚后就被他写成了婊子。他的前三个妻子都来自中东，是漂亮的犹太姑娘。但就像格特鲁德·斯坦说海明威，“任何一个娶了三个圣路易斯姑娘的人都是不通世事的人”。他的第四个妻子亚历山德拉在《往返耶路撒冷》中被描写为“练达、性感”，在《迪安的十二月》中说她优雅、漂亮，婚姻破裂后她就变成了《拉维斯坦》中的维拉:冷酷、专注于自我、压制自己的感情。

在他漫长而多产的一生中，贝娄躲过了很多俘获了不少美国作家的陷阱。他很少喝酒;虽然做过四次心理分析，但他的精神像他的身体一样健康、活跃。他既非少年得志，亦非大器晚成，一直稳步前进。贝娄是阿瑟·米勒的同时代人:都出生于1915年，在今年去世。1956年春，他们在内华达的“离婚城市”里诺还是邻居，米勒偷偷摸摸地接他未婚妻玛丽莲·梦露打来的电话。

在《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中有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场景:一个黑人小偷尾随一个欧洲知识分子，走进他家的客厅，不是用暴力威胁他，而是拉开裤子拉链，秀出他的那话儿——身体对精神的胜利。《洪堡的礼物》以诗人德尔莫·施瓦茨为原型，延续了贝娄的小说背叛和嫉妒的主题。他最典型的男主人公，像《更多的人死于心碎》那样的，有缺陷的知识分子，“是一个优秀的人，当然也有着人类的弱点，管不住自己的性欲，或者更准确地说，他对爱的渴求”。

芝加哥和大萧条

贝娄1915年6月出生于加拿大。贝娄的母亲笃信宗教，希望自己的儿子长大之后做拉比或者小提琴家。但据他自己说，8岁时因呼吸道感染他在医院中住了6个月，其间他读了《汤姆叔叔的小屋》，他在阅读过程中感觉到了自己的命运，他确定自己要在文学上干一番大事业。

1924年全家移居芝加哥，他得以目睹了大萧条中的芝加哥城:银行家和屠夫都在阅读莎士比亚，谈论高深思想，因为他们对物质上的成功已经不抱多大的希望了。他坦陈，作为小说家的他就是在城市生活的熔炉中修炼而成的，他从来没有像海明威那样在西班牙跟斗牛一起狂奔过，也没有像诺曼·梅勒那样跟监狱释放犯打成一片。他只是在芝加哥的街头闲逛。“芝加哥的面包师、裁缝、小贩、保险经纪人和书商们的儿子都在读从公立图书馆借来的书，从中发现停泊在了一个真正属于他们的新海岸，发现了他们生来就有的权利，相互之间谈论心灵、社会、艺术、宗教、认识论。”芝加哥成了他的生活和作品的核心，城市不仅是一个背景，甚至有了人格意味。亚里士多德说:“没有城市的人要么是野兽，要么是神。”芝加哥就是贝娄的城市，虽然像福克纳和他虚构的约克纳帕塔法县一样，芝加哥被赋予了普遍意义。

1933年他进入芝加哥大学，但是两年后转到了西北大学，因为那儿的学费便宜。他本来想研究文学的，但是英语系甚嚣尘上的反犹气氛让他生厌。1937年大学毕业的时候，他拿到了人类学和社会学学位。但他还是对小说很着迷。在写人类学论文的时候，他发现“每次写论文的时候，结果都写成了一个故事。”他还说，“有时候我觉得大萧条对我帮助很大。而它对其他学科的研究却不会有任何用处。”

贝娄是读旧约、莎士比亚和19世纪俄罗斯文学长大的，虽然他努力要用美语创作出自己的作品，但是对大师们一直充满敬意。他是老师，也是学者，深入阅读名著并广泛引用亨利·詹姆士、普鲁斯特和福楼拜。弗吉尼亚·沃尔芙宣称，“在现代小说中人物已死”，但贝娄说:“我不知疲倦地阅读大师们的作品，有什么能像他们小说中的人物一样生动吗？”他仍然认为小说是重要的文学样式，不为现代主义形式上的花招所动。

他所有的作品，不论长短，风格都很突出，很容易分辨，混合了高雅和低俗、俏皮话和格言警句，语言既随意又讲究，就像《洪堡的礼物》一开始对诗人洪堡的介绍:“他是个令人愉悦的健谈者，一个兴奋地说个不停的独白者，一位即兴诗人，他要是拿你开涮，那是你的荣幸，好比成了毕加索给她画两个鼻子的肖像的那个人，或者苏丁画的掏空了内脏的鸡。”■

索尔·贝娄作品中译本目录

《勿失良辰》，王誉公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洪堡的礼物》，蒲隆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

《赫索格》，宋兆霖译，漓江出版社，1985

《雨王汉德森》，诸曼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挂起来的人》，袁华清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更多的人死于心碎》，李耀宗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

《莫斯比的回忆》，董乐山等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

《今天过得怎么样》，郭建中等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

《拉维尔斯坦》，胡晓苏译，译林出版社，2005

《索尔·贝娄全集》（十四卷），宋兆霖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读书文学小说洪堡的礼物索尔·贝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