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凯南

（文 / 苗炜）

1999年，95岁的乔治·凯南接受普林斯顿大学国际事务讲座教授理查·厄尔曼的访问时说，美国最好把对领导世界的可能性的梦想和愿望缩小一点，“我们实在并不那么伟大”。

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选民大会上发表演讲，他说，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和平是不会有的。苏联人民必须对战争有所准备。美国媒体评价说，这是“对日作战胜利以来一个高级政治家所发出的最为好战的声明”。斯大林在演说中提到，苏联有750万人在二战中牺牲或失踪，他没有采纳一个更高的估计数字:1500万。

在《联共（布）中央就1946年2月10日举行的苏联最高苏维埃选举告全体选民书》中，没有一个字谈到人民的权力，而是说“苏联人能够根据多年的经验相信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它带有威胁口吻说,“不应该有哪怕一个选民不行使自己的崇高权利”。

2月22日，美国驻苏代办乔治·凯南向美国务院发回了一封6000字的电文，他说:“苏联领导人迫于历史和现状的实际需要，就提出一种教条，把外部世界描绘成一个罪恶的、敌视的、威胁着苏联的世界，并认为这个世界内部孕育着蔓延疾病的细菌，注定要被越来越多的内部骚动所破坏，最后受到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力量的致命一击，从而让位给一个新的、更美好的世界。这个理论为他们扩大军事和警察力量找到了合法的依据，把俄国人民和外部世界隔绝起来，为扩大俄国警察的权限而施加经常不断的压力。所有这些都是俄国统治者天然的和本能的要求。”他说，“同整个西方世界相比，苏联还是一个软弱得多的力量。因此，它的成功与否实际将取决于西方世界所能达到的团结、坚定和强盛程度。”

乔治·凯南1904年出生，1925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1929年至1931年在柏林大学攻读过俄罗斯思想、语言。此后在苏联和欧洲国家长期从事外交工作。他在他的这封电报中提出了对苏联的“遏制政策”，1947年7月，这封电报的“修订版本”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署名“X”，题目为《苏联行动的根源》，他预言苏联将在几十年后瓦解，“美国对苏联的政策必须是长期、耐心且坚定的。”按照凯南的分析，“共产主义是世界上重要的信仰之一，具有教条、仪式、历史使命，人们一旦加以信奉，它就永远不可能被彻底取消。但是，西方可以把它遏制--把它局限在已经着了迷的国家的国界之内”。

其时，苏联人以军队为后盾，将东欧国家控制在秘密警察手中，眷恋着伊朗的石油而迟迟不肯从那里撤军，在希腊，共产党的游击队活动频繁。1947年3月，英国停止对希腊和土耳其政府的援助，美国国会则批准了对这两个国家进行军事和经济援助。

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向国会发表演说，他说几乎每一个国家都面临两种生活方式的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建立在多数人的意志的基础之上，其特点是自由体制，代议制民主，第二种生活方式以少数人把意志强加于多数人为基础，依靠恐怖和压迫、受控制的新闻和广播、指定选举和取消个人自由。杜鲁门说，“美国必须奉行这样的政策，那就是支持自由的人民，抵抗少数武装者的征服或是外来压力企图加于他们的奴役”。

这个演讲标志着“杜鲁门主义”的诞生，当时的共和党议员范登堡问副国务卿艾奇逊:“我以为你的意思是说，无论哪个地区的自由人民在维护自由制度以及抵抗旨在向他们强加极权统治的侵略行动中遇到困难，我们都要有所表示，虽然所采取的方式不尽相同。”艾奇逊回答说:“我认为你所言极是。”

乔治·凯南对“杜鲁门主义”表示反对，他反对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援助的计划，1947年他开始担任美国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在他后来的文章与回忆录中，他说自己在阐述“遏制”的概念时有一些不足:没有言明遏制主要是政治和经济上面的，没有说明“遏制”并不是一个在任何地方都能成功或有必要推行的政策。

历史学家将“杜鲁门主义”视为“遏制政策”中阴暗的一面，而“马歇尔计划”则是其光明的一面。英国学者理查德·克罗卡特在《50年战争》一书中说:“凯南自己也感到其中不无嘲讽，他的名字竟然与自己持重大保留意见且很少参与的杜鲁门主义，而不是和马歇尔计划联系在一起。在马歇尔计划中，他才是核心人物。”

2005年3月17日晚，乔治·凯南在普林斯顿的家中去世，享年101岁。他的亲人对外界表示:“很多人都把他称作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最重要的外交官员。他是一位有着优雅文风的思想家，一生撰写了20部著作，其中最近的一部在2002年发表，当时他已经98岁高龄。”■ 狂暴之心乔治·凯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