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时健之后的云南烟草

（文 / 蔡崇达）

( 过于依赖烟草税收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云南，希望中医药工业也能推进当地经济 )

种烟还是种粮？

湿冷的2月已经是烟草的秧苗期，从化村委和烟站如同往年一样已经开始在培育烟苗准备提供给村里的烟农种植，在这个云南最好的产烟地，这几天连续细雨稠密，比雨更稠的还有烟农柳如实的心绪——他至今还在犹豫今年种不种烟草。

去年他过了1990年以来最糟糕的一年，他种植的大量烟草被烟站拒收，只收入了4000多元，卖不掉的烟草被他用一把火烧了，烟草除了做烟，甚至连烧水都不行，他烧掉的是他一年来的含辛茹苦——“种烟比照顾孩子还辛苦，不能太冷不能太热不能太湿不能太干，还需要各种营养，化肥都不知道花了多少钱。”

他蹲在自己的小别墅前面，望着开满黄花的油麦菜抱怨说，“在以前的褚时健时代什么烟他都要，种烟一年至少能赚个两万元。”以至于他们村里家家户户都盖了新楼房，买了空调、洗衣机、电脑，而现在烟草公司变得越来越挑剔，价格也越压越低。

种烟草的季节恰好和粮食差不多，这一两年的2、3月，他每年就要抉择得很辛苦。“种粮食可能连3000元都挣不到吧，可是轻松。但是种烟还能挣钱吗？”这样的疑问，云南省政府已经考虑很久了，这些年来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如何多产业发展，减少对烟草的依赖”，因为至今在云南的财政收入还有80%依靠着烟业，而云南的烟已经连续6年滑落了。

( 晾晒香料烟烟叶 )

在云南可以清晰地看到烟草的巨大能量。褚时健现在隐居的新平县由于山地气候而不适合种烟，“昆明的人下来都找不到吃饭的地方——太落后了”，而褚时健的“大徒弟”邱健康掌管的红河卷烟厂扎根的弥勒县曾经比新平还穷，现在却快成了“云南最漂亮的县城了”。在记者从红河厂区所在的弥勒县驱车前往拜访褚时健的哀牢山这6小时车途里，看到有些村还是茅草房屋黄土墙壁，有的村却家家户户小别墅，区别在于“因为那个地方适合种烟，这个地方不适合种烟，在云南只要种烟的村就是小康村，没有种烟的大部分还是贫困县，云南人真是望天吃饭，硬生生就这样被烟叶分了等级”。红河的司机卢师傅说——好客的邱健康厂长知道记者是要去拜访褚时健，特别叫他送记者一程。“告诉他，我很想念他，”邱健康交代说。

制度特许下曾经的“褚时健传奇”

( 云南红塔烟草集团玉溪烟草种植园 )

正是在云南烟业日益滑落的今天，想念褚时健的云南人似乎更多了。昆明下来70公里是红塔集团所在地玉溪，玉溪往南走90公里是新平，新平从西边过去80公里是花腰傣所在的嘎洒，嘎洒过去就是哀牢山。从牢狱保外就医，褚时健就和他弟弟一家住到了哀牢山的山头上——这是座传说中困着一个天神的山。这里是“山沟沟里的山沟沟”，从新平到山上至少要走400个弯，一条破烂的两车道坑坑洼洼，不时看到转弯口上写着——“此处曾发生车祸死伤20人”等字样。然而从褚的留言本上看，此前几乎每天都有5个以上的厂长和地方高官前来探望。“甚至还有国家部委的人，”褚时健的弟弟褚时佐告诉记者:“他们为了看大爹（褚时健一家对他的称呼）可真不怕危险，多晚都敢来。”事实上，从2000年保外就医开始，云南不断流传褚要重出江湖——虽然如此，褚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不可能了，力不从心了，局势已经不一样了，即使我出来也没用。”

“局势”怎么不同了，云南的烟农并不太懂，这位“烟草大王”的传奇在云南被那些日益艰难的烟农们反复的念叨，“但是传奇总是很容易剔除那些现实的东西”——在哀牢山上，褚时佐给记者边泡杯茶边聊他的哥哥褚时健:“褚时健的成功公允地说是拜了机遇。”

“哥哥很敢”，在这个弟弟看来，这是一手缔造红塔集团，被称为中国烟草之王的褚时健最大的特点，他记得很清楚。“十几岁的时候，他和同一家族的两个哥哥一起参加革命队伍，和国民党打，结果两个哥哥都死了，只有他活着回来。第二个哥哥被国民党打死在战场的时候，他还迎着枪弹往里冲，硬是找了两个小时哥哥的尸体。”活着回来的褚时健，很快进了干部队伍，当起了组长、片长，二十出头就当了一个区的区长，这在当时算是年少成名——“要不是后来因为被打为右派，褚时健或许会成为高官”，在短暂的劳改后分别当起了厂长。1979年，褚时健入主玉溪卷烟厂。

“当时组织部给大爹两个选择，一个是到塔甸煤矿当厂长，一个就是玉溪卷烟厂。”而褚时健选择玉溪卷烟厂的理由只是因为:“我嫂子想去城市住，她闹着大爹去玉溪。”“当时的烟厂是谁也不去的地方，工艺水平特别差，整个厂子都是灰蒙蒙的，在烟厂的人气管总是出问题，工资又只有其他厂的一半左右，当时所有人最想进的是化肥厂。”在褚时健入主玉溪卷烟厂的1979年，整个玉溪卷烟厂的产量不足30万箱。

从1979年到1982年，褚时健并没能做出传奇性的改变，他的第一次机会是在1983年，那一年烟厂由原来的轻工部下放到各省管理后，企业融资体制由拨款改为贷款，并且在还贷后可以退税，不过当时的政策规定，如果不能偿还贷款的话，负责人就要抓去坐牢，所以其他厂子的人全都不敢动了，“只有褚时健敢”。玉溪卷烟厂当时几乎揽下云南全部的外汇总额2300万美元购买设备，1985年买了英国的设备，1987年又买了美国的设备，到90年代，红塔的设备已经是世界最先进的了。不过改善技术并不能直接给烟厂带来实质性的变化。“当时烟草是计划的，能买多少烟叶，卖多少烟都是国家直接给批的。”“我记得大哥那时候还跑来找我，说要是出问题，叫我帮忙照顾嫂子。”

1988年l1月6日，那一年冬天的云南特别冷，褚时健干脆住在烟厂里“呆呆地想怎么办”，也就在这一天晚上，澜沧县境内和耿马县与沧源县交界处，分别发生7.6级和7.2级地震。澜沧、耿马和沧源三县的十几个乡镇受灾最重，共死亡738人，重伤3491人，轻伤977人，房屋倒塌41.2万间，严重损坏70.4万间。这一场地震造成地裂缝、山体滑坡、滑塌和土液化。地裂缝宽度达4〜5米，最长的达几公里。滑坡体堵塞河道形成堰塞湖多处。公路路面产生鼓包、涨裂或路基失效。长达10公里的国防公路路面被滚石掩埋，并覆盖了路过的汽车和行人。

恰恰是这一震改变了褚时健和云南的命运，这一震让这个当时拮据的省越发艰难，而“此时中央财政没有钱支援”，“中间怎么商讨我不清楚，不过后来就批准云南发展烟草的规模，以此作为补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部长丁宁宁说:“改革开放初期就这样，哪里穷就批准哪里发展烟草，不太看这个地方是否适合。”在这个前提下，国家对云南的烟草放得非常宽，“从收集原料到销售，什么都可以尝试”。

“什么都可以尝试”的底线在哪里？一切都很模糊。“很敢”的褚时健开始大胆地先行——他跳过烟草公司直接和烟农联系，指导培育他要的良好烟叶，他绕过供销局、地方烟草专卖局自己铺设专卖店，从1994年开始，红塔利用自身的影响在全国开设了12000个专卖店，实际上是变相取得直销权。

“此前他已经改良了机器，再加上有好的原料，红塔烟一举成名，当时红塔烟被炒到很高的价位，一直保持在脱销的状态。”近10年玉溪卷烟厂卷烟开始从年27.5万箱增长到218.3万箱，共实现利税991亿元，平均每年递增43.93%，最高的年份达221.95%。仅"红塔山"一个品牌，在90年代为国家创利税800多亿元。“那时候国家领导来视察都说，老褚你开的不是卷烟厂而是印钞厂。”褚时佐说。

突然暴利下的烟草名利场

开在前头是褚时健的车，后面接着的是镇政府、市政府、省政府20多辆以“O”开头的政府车，褚时健停下来了，挽起裤管赤着脚走进田里，这些干部们站在路旁，远远地眺望。这是褚时佐描述的1992年褚时健出行的盛况。“我记得那时候，天天有人从四面八方包车要来见褚时健，但是他谁也不见。有一次我爱人车祸住院了，刚一住进去，就引来了各地商人守在旁边，因为他们知道，哥哥一定会来看望的。我赶他们走，他们急了就和我说，大哥帮帮忙，我都找了他三年也等了他三年了。不过褚时健见到他们还是二话不说，就一直反复强调不卖，不能卖。”

“要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下，谁批到红塔烟谁就发财。批给国家烟草专卖局是120元，批给私人即使是150元，一转手，马上就能挣到很多钱，我曾计算过，批到一件（1件50条）红塔烟至少可以挣1万元。”褚时佐说。

在那个普通人还拿着一两百块，甚至几十块月工资的时候，褚时健的经济权力无疑是众多人垂涎的“商机”。“当时大爹一刻钟都脱不出身，时不时有人想和他说悄悄话”，从村里、镇里、市里到国家，不同的领导都会突然造访。“不过哥哥都拒绝了，他曾告诉我，如果你答应了一个就再也出不来了。”

在一轮博弈后，褚时健在1992年当了烟草专卖局局长、烟草公司总经理、卷烟厂厂长，红塔的销售网络也纳入了国家专卖的网络当中。

“后红塔”时代的烟草和云南

坐在红河宾馆里，被喻为褚时健接班人的红河卷烟厂厂长邱健康回忆起往事不胜唏嘘，他还记得在1987年玉溪那个只有两三百平方米的制造车间，他和褚时健、姚庆艳、魏剑坐在满是烟屑的木桌前兴奋地讨论卷烟厂的未来。那时候邱健康、姚庆艳、魏剑的工资都只有40多块，当时一块上海表要160块，一斤猪肉要3块，“谁想到就是这几个平时不大敢进馆子的人，后来彻底地改变了云南呢?这是烟草的力量”。

1988年以后，邱健康和姚庆艳、魏剑分别被派到红河卷烟厂、昆明卷烟厂、曲靖卷烟厂，这三人后来成为这三家卷烟厂崛起的关键人物。“当时红塔的成功给了云南省政府极大的启迪，他们突然看到烟草的巨大利润，于是便急忙从褚老身旁抽调合适的人，到各个地方去当厂长。”邱健康说，“当时我是以借调的名义调到红河的，我在玉溪卷烟厂时是负责工艺的，在1987年的时候连升两级，从技术骨干变成管理骨干，跟随褚老学习管理。”

云南省的这个策略在当时显然是成功的，不仅拉动了云南的经济发展，本身也推进了云南烟业的扩张，云南烟草税利一度占据全国的半壁江山。“还记得我来的时候，弥勒县只有一条街，走路恐怕不超过10分钟，当时的县长对弥勒有一个很好玩的比喻，他说弥勒的电线杆最黑的时候，是因为这里的人买不起纸，有了鼻涕就往电线杆上搽，尘土一飞沾上了，一干，又有人把鼻涕往电线杆上搽，一层加一层。我到红河第二年便帮弥勒修了第一条公路，直到现在，弥勒80%的公路都是红河修的。”红河公关部温主任告诉记者，以前弥勒根本没有湖，因为邱厂长觉得人住的地方不能没有水，所以就花钱挖了三个人工湖。事实上，弥勒县城可以说2/3的厂区都是红河建设的，“因为整个弥勒县城基本上是围绕着这个烟厂运转的，弥勒县的别墅区，基本上要么是厂里的员工，要么是给厂里包工程的。”类似的情况，玉溪市最大的区红塔区，其实原名是“红塔宿舍区”，最近玉溪市要做城市规划，还特意到红塔厂和厂长协调——红塔厂区的设计是玉溪市区设计的一大块。

褚时健和烟草就这样完全改变了云南。然而，1997年褚时健出事后，云南的烟业就不断滑坡，萎缩的香烟产业让云南很多地方都觉得难受。红塔集团总经济师李剑波曾经分析原因，他认为由于地方和中央的财政分配实行“递增返还制”，当地的烟草税利递增越多，返还地方就越多，这鼓励了地方发展本地卷烟抵制外地卷烟进入。红塔专卖店被取缔。褚时健入狱的当年，国家烟草专卖局出台了“双控”政策，红塔专卖店被取消，地方抵制红塔的运动也开始了。“红塔山”的销量于是从高峰时的90万箱锐减至30万箱，而最核心的问题是因为:“褚时健三合一的模式从本质上来讲和整个国家的烟草专卖制度是相互抵触的，可能高层领导认为，正是三合一造就的绝对权力导致烟业监督失控，所以褚时健出事不久，国家就开始探讨烟草管理的新制度，后来全国统一推行工商分开，就是把三合一重新拆开，至此云南的烟草政策又回到了和全国一样的标准上了。云南的烟厂发展模式大都向红塔学习的，结果整个云南的烟业一下子受到了打击。”

“烟草依赖症”:云南的窘迫现实

从哀牢山刚下来，就可以看到一座光秃秃的红土山拉下一条像一个巨大舌头的泥土堆，直直探到对面的河上。送记者上车的司机告诉记者:“这就是‘8·14’的事故现场。”2002年的8月14日晚上，从这里突然倾泻下来泥石流一下子吞没了整个寨子，“确认死亡40人，23人失踪”。原因就是因为种甘蔗，每年甘蔗一砍完，云南的山就光秃秃的，走这些山路都要特别小心，随时都会有土石落下。云南是高原地带，由于地理和交通条件，以前除了糖厂和矿厂几乎没有其他什么企业能生存。直到“八五”期间全省烟草行业支持了一批铝箔厂、造纸厂、化肥厂以及印刷厂的技术改造和建设，1993年底，全省配套工业企业已达160多家，据不完全统计，固定资产原值达24.45亿元，拥有职工近4万人，当年完成工业总产值20.9亿元，实现利税4.6亿元。强大的烟草经济已经重新塑造了云南的经济形态。

而现在的事实是，从1999年开始，云南省烟草行业连续三年呈现卷烟产销下降、利税下滑的不利局面。烤烟，年产量也已从2300万担减到1100万担左右，减幅达一半以上。目前，虽然云南烟草实现利税仍占全国的1/3，卷烟产销量占全国的18%，在全国各省、区、市中仍居前列，但是云南卷烟产品在全国市场的占有率、影响力和竞争力却出现了不断减弱的趋势。“云南面临的另一个危机是甘蔗比矿泉水还便宜，一吨才200块，矿产又面临资源枯竭。云南经济已经别无退路了。”

“困难是前所未有的，影响不仅止于有烟厂的县城，从1985年的刚起步到1994年的鼎盛，云南种烟的人多了将近10倍人，全省有将近200万个种烟户，现在烟业萎缩，影响到的会是多少人啊！”

着急的还包括褚时健。采访快结束的时候，褚时佐抱歉地告诉记者，这次没办法按约定再见褚时健了，褚时健虽然76岁，但他还是很关心云南的烟业，常会跑“第一车间”——田地里去，就在前两三天，他和玉溪市李副市长去看烟的时候，一时太激动话说太多，一下子就昏过去了，从那次之后身体更加不好，大部分时间都躺着，最多只在自己的阳台上远眺哀牢山——据他的一个陪护人员告诉记者，褚时健特别喜欢看9月份的山，因为整个山的蜜橙刚好成熟，从山上看，黄黄的橙子满满地铺着山脉，他说，感觉整座山就像是上好的一枚大烟叶。■

（本次采访得到红河集团和褚时佐先生大力支持，特此致谢） 红河云南发展褚时健烟草工资烟草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