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中心主义的解放者

（文 / 小贝）

75年前，44岁的劳伦斯死于法国。这位“身体不佳、钞票不多的漂泊者”、一位矿工的儿子，自童年起就跟“真好色、假正经”的文化抗争，后来又跟肺结核抗争了6年，跟英国政府的镇压抗争了15年（《虹》因为被认定是淫秽小说而遭禁）。1928年，完成了《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之后，这位能从描写康乃馨中体验到跟做爱一样的乐趣的泛神论者开始担心自己将获得“过分专注的性学专家”的名声。事后表明，有人衷心爱戴他，说他是工人阶级的小说家，埋葬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伪善，引领了当今不避身体欲望的风尚。也有人由衷嫌恶他，说他的文体陈旧过时，他的生殖器崇拜滑稽可笑，他的立场是反女性的、种族主义甚至是法西斯主义的。如今，文学教授约翰·沃森要借新著《劳伦斯:一个局外人的一生》说:“劳伦斯是打过他的老婆弗里达，但是弗里达也打过他。他也确实写过，跟黑人妇女做爱让人觉得她们是烂泥，但那是小说主人公一个猎场看守而不见得是劳伦斯本人的意见。他也确实对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很感兴趣，但是他在小说《袋鼠》中剖析了超凡魅力领袖的缺陷。”

沃尔森将劳伦斯的一生视作对“禁锢感、窒息感”不断的逃离。他1885年出生于诺丁汉郡一个产煤的小镇。其有文化的母亲下嫁了一位假装有教养的矿工，她将如此的人生挫折化做了对儿子自我牺牲的溺爱。同学的取笑让他意识到这样的母爱是不正常的，他逃到伦敦郡，当了一名小学老师。24岁的时候他还是个男童子，1909年他写道:“谁将把我从阻碍我长大的童贞中解放出来？”在他快要崩溃了的时候，1912年他走到了人生的转折点，遇到了他后来的妻子、德国贵族的后裔弗里达·里奇德霍芬，诺丁汉大学现代语言学教授欧内斯特·威克利的妻子。她那不加掩饰的优越感和好出风头的天性令别人生厌，却恰恰对劳伦斯构成了致命的吸引。“好像她生来就可以予取予求。”对劳伦斯来说，她是精神自由和生命力的象征。1913年劳伦斯致信威克利说:“威克利夫人必须活得伸展、充实。”对此威克利教授理解不了，他从来没有原谅弗里达的背叛。劳伦斯则不然，1930年病重的他拒绝看医生，他相信思维会出错，肉体和血液不会出错，对身体的力量和自己的天才所抱有的信心也给了他勇气，忍受得了弗里达的不忠和作品遭禁。

为了逃脱，他周游世界:意大利、法国、德国、瑞士⋯⋯锡兰太热了，澳大利亚太平等主义了。他在新墨西哥一个印第安人社区看到了已经消失的人类文明，在那里可以“重建人类跟宇宙、太阳和地球的生动的联系”。但他后期的小说都是在遥远的国度回忆他的英格兰。跟他的同时代人乔伊斯一样，他发现自己虽然曾经努力地切断跟自己的文化和语言之根的联系，抵制它、反抗它，但最后还是忍不住要描写它。

沃尔森要考虑，在劳伦斯自己倡导的性解放已经充分开展了之后，他的小说还有没有意义？对此他的意见是，没有了使用童工的地下工厂之后，狄更斯的小说仍有其意义，何况劳伦斯憎恨的伪善、畏缩和顺从仍没完全消逝。

有时沃尔森被传记的形式局囿了。他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是作者给他的爱人弗里达写的一封艺术化的信，写于他因患了肺结核而无法在生理上满足她的时候。“看到劳伦斯身体日益恶化，他的命运和勇气不能不令人为之动容。写作《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部冲破阶级界限的风流韵事的时候，他已经意识到自己大限已近，动物从他身上爬过的时候都打断不了他的奋笔疾书。”这种将作者的生活跟作品联系起来的做法，恐怕就容不下小说的主题了，比如工业化导致的对自然界的异化。

马太·阿诺德曾经说德国诗人海涅是个自我中心主义者，但却是全人类的解放者。有人问弗里达她丈夫写作的动力时，弗里达说，是他的自我中心主义。正是这位自我中心主义者给这个世界带来了解放的讯息，用文字挑战当时的性禁忌，也让他备受争议，成了一个局外人。他任那自我毁灭的怒火燃烧，反对一切权势，不管是文学上的，还是社会的、政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