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议定书》与废气换钱

（文 / ​贾冬婷​）

安定垃圾填埋场位于北京城南40公里处，与包围北京的4000多座垃圾场一样，这儿每天排放着以甲烷为主的大量温室气体，严重污染着周围的大气和水，而且，只要周围有一点明火，就会爆炸。据测量，2003年，从这儿排放出的甲烷是4004吨。然而，从2005年开始，一个采用渗滤液蒸发处理技术的填埋气收集项目的实施，将会使甲烷排放量将大大降低，2014年，这一数字将降到1551吨。

这意味着1200万元的前期投入，每年70万元的运营费用，作为一直由政府财政负担的垃圾处理场，这种大规模投入之前是不敢想的。这笔资金来源于荷兰的国际能源系统公司，它将购买项目带来的温室气体减排量，从2005到2014年，相当于减排80万吨的二氧化碳，按每吨5美元的价格计算，会换回每年40万美元的收入。

有害气体减少了，还能换来源源不断的资金流入，这一切始于二氧化碳等六种温室气体成为商品。面对2008至2012年间温室气体排放水平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2%的目标，《京都议定书》允许“经核证的减排量”可以在国家间买卖，以缓解承诺减排的发达国家的压力。作为“花钱买减排”的三种灵活机制之一，CDM（清洁发展机制）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前进行，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在发展中国家开展清洁能源项目，所产生的二氧化碳减排量可以用于充抵其本国的减排量。

“安定填埋场填埋气收集利用项目”是中国第一个通过政府审批的CDM项目。2月16日，《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一个潜力巨大的二氧化碳交易市场随之开启，带来技术和资金，带走温室气体，越来越多的CDM项目将在中国落地开花。

被高估的中国市场？

( 2005年2月16日，北京部分高校学生在北京景山庆祝《京都议定书》生效 )

“我们想问问，怎么能从中国买到二氧化碳？”一个来自意大利国家电力公司ENEL的人推开绿源锦业环境能源咨询公司的门，热切地问。王齐是这个最早在国内开展CDM项目咨询的公司的总经理，她记得，这个门被数不清的外国人推开，荷兰人，加拿大人，德国人……

这些二氧化碳的国际买家真正想要推开的，是中国CDM市场的大门。拿意大利来说，它要履行8%的减排目标，而其能源结构主要以煤电为主，压力很大。算起来，如果在意大利国内减排，每减排一吨二氧化碳，大约需要100美元。而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进行CDM合作，购买1吨这样减排的二氧化碳，只需付出20美元左右。CDM成了很自然的选择，意大利为此专门在中国设立了中意环保合作项目办公室，其环境部国际司司长Clini表示，希望每年能在中国开发上百个项目。

中国能满足像意大利一样的好胃口吗？有美国观察家形容说，中国之于全球二氧化碳交易市场，相当于沙特阿拉伯之于全球石油市场。据世界银行测算，全球市场交易值可达每年140亿至650亿美元，发达国家每年将需要通过CDM购买2亿至4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温室气体。清华大学全球气候变化研究所做了一个中国CDM市场的预测模型，副所长刘德顺教授介绍，根据他们的测算，中国每年可提供8000万吨二氧化碳，占到世界CDM市场的40%左右，以每吨二氧化碳当量5～10美元计算，年总收入4～8亿美元。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环境中心主任徐华清却没这么乐观。他对记者说，这个市场越来越难估了。事实上，由于温室气体排放量近全球1/4的美国2001年退出了《京都议定书》，其实际效力大打折扣，目前从国际上来看，CDM还是买方市场，许多发达国家都在尽量压低价格。中国市场上，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平衡也很难达到，国际买家更多考虑资金因素，希望拿到成本更低的项目，比如碳汇，而中国政府方面则希望引进有更高技术含量的项目，如风力发电，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哪怕付出更多优惠。

价格成为相持的焦点。“目前，国际买家出价一般为每吨碳17到18美元，而我们的期望值要高于这个价格。中国在未来也将承担一定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为了国家的长远考虑，制定合理的减排价格，即所谓的‘环保融资’额度，是非常重要的。”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科研处处长姜克隽指出。

刘德顺教授对记者说，他们的预测模型主要是根据中国潜在的供给能力来估算的，并未考虑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竞争力差异。目前，2/3的减排项目来自印度、巴西、智利，其中印度向联合国申报的项目已达总数的50%。2004年底，在世界权威碳交易咨询公司之一Point Carbon所公布的排行榜上，中国仅名列第五，印度居于榜首。该排名依据的要素是，东道国研究机构的条件评估、投资气候、项目状态以及潜力。

二氧化碳的钱不好赚

王齐还记得去年沿海地区一批天然气项目的设备招标，“最后还是没有把CDM放进去。10个项目捆绑在一起，每年可减排上千万吨二氧化碳，这等于白白损失了上百亿人民币啊！”在能源紧缺仓促上马的情况下，这样的错失机会还有过不少次，这就意味着只能等到二期工程甚至更晚才有可能进行CDM改造，至少需要两年左右时间。

事实上，中国目前通过国内批准的项目仅有两个，申请中的有三四个，加上已进入前期开发的，总共才50多个。“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为什么不去接呢？

“中国的CDM不纯粹是商业行为，企业的主角地位并未发挥。”刘德顺教授分析说，按理说，应该“政府搭台，企业唱戏”，但在中国的CDM这出戏中，主角却迟迟未从政府转到企业这边来。据了解，中国政府组成了浩浩荡荡的“中国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成员单位有发改委、科技部、外交部、环保局、气象局、财政部和农业部，所有项目都必须经过六部委的一一审核才可能批准。

与此相对照，印度对外宣称，它更开放，规则更透明，渠道更通畅，已经准备好了200多个项目，不需要经过政府批准就可以实施，这也成为印度在国际CDM市场上的吸引力所在。但中国方面担心二氧化碳的过度贱卖，发改委副司长高广生表示，“中国不希望这种国际交易变成纯粹的买卖行为”。

对很多企业来说，二氧化碳的钱并不好赚，尤其是它复杂的游戏规则，让人望而生畏。“前期资本投入，中小企业贷款风险，利润如何分成，这些都还是悬而未决的事。”刘德顺认为，对着眼于经济利益的企业来说，商业平台的搭建最重要。

寻找项目类型，合适的合作伙伴，计算资金和减排量，都需要专业的咨询公司来做。算下来，根据项目大小而定的建设、改造资金则动辄上亿美元，根据现行的规则，购买方通常不会提供这些资金。然后，一个成型的项目要履行国内、国际两套程序，辗转经过数个机构，从申请到批准，最顺利也得半年到一年。拿第一例CDM项目“安定垃圾填埋场”来说，负责项目开发的北京济丰兴业投资管理公司的总经理王茵向记者介绍，2002年他们就开始与荷兰方面接触，到2004年11月政府批准，项目前期运作近三年时间。现在，还得等着联合国CDM执行理事会申请合格性的确认。

市场信号应对2012？

CDM向中国发出了一种市场信号——占用大气空间也要付费。

这种信号来得正是时候。目前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的框架下，2012年之前不承担减排任务，但之后呢？外交部条法司副司长高风透露，在即将开始的新一轮谈判中，中国正在面临着来自发达国家要求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压力。“这样的机遇期非常短暂，也许在2012年之后就不复存在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预计，照目前的排放水平，2025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现在可以作为谈判筹码的人均排放量也可能会在2020年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有报道称，中国打算新建562座电厂，占世界总数的近一半，“新建电站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将是《京都议定书》减少排放目标量的5倍”。事实上，所有的环境问题都是经济增长方式、能源增长效率的问题，在中国仍面临巨大能源缺口的情况下，《京都议定书》能产生多大影响呢？

“从比例来看，CDM项目对整个能源结构的影响微乎其微，幻想通过它作为能源开发与供应的解决途径是不现实的。在一定时期内主要依赖煤炭的能源消费构成下，关键还是要提高煤炭的使用效率。”徐华清指出。

刘德顺也承认，CDM对GDP的影响不超过1%，但他看重随之而来的技术引进和国际间合作。“这将是长期、倍增性的效益，从而带来能源和环境的内涵式进步。” 京都京都议定书换钱议定书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