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服的表皮下

（文 / 木兰）

( 2004年9月28日，纪念孔子诞辰2555年大典在孔子故里山东曲阜举行。身穿汉代文士服装的学生，按照汉朝礼仪祭拜孔子 )

这是几十个年轻人站在北京崇文区东花市斜街袁崇焕祠墓前的一张普通合影，稍微令人奇怪的是前排10多个人那一副宽衣肥袖的古装打扮，虽然他们身上的服装色彩、款式实在称得上五花八门。然而，对于去年10月从全国各地聚集到北京的这些“汉网”网友来说，穿上“汉服”为袁崇焕这位因明朝崇祯帝中了后金天聪汗皇太极反间计而被凌迟处死的民族英雄举办一次祭祀活动，其中包含着推动汉族传统文化复兴这样一个更深层的动机。

来自黑龙江的刘斌在那一天还宣读了一篇《祭袁大督师文》——“德从礼出衣冠为本，浩然正气忠义为先……”当他们见到374年前冒着灭九族的危险掩埋袁崇焕遗骨的佘姓义士的第17代孙女佘幼芝时，忠义这两个字因此获得了一种具有历史感的真实内容。佘义士埋葬袁崇焕后庐墓而居，并遗训子孙世代为袁督师守墓。300多年来佘氏家族恪守祖训，不敢有违。

在虚幻的后现代网络世界里，类似“从推广汉服开始到实现中国的文化复兴”这样的声音充满了像“汉文化论坛”、“汉网”和“汉服网”等自由论坛中，其中大多数表述弥漫着激昂甚至不乏偏颇的情绪:“汉服的复兴有利于我们继承古人的审美传统，现在的时代是个混沌的没有道德的时代，我们需要重建道德”，或者“比复兴汉服更重要的是复兴中华礼仪。目前，我们的生老病死都缺乏仪式，没有生命的庄重和人性的尊严感”。

对于让古代的服装重新进入现代日常生活空间的主张，服装设计师王一扬的第一反应是觉得很可笑。他说:“现代人需要重新尊重自己的传统，从中寻找到自己的根基，但是你不能为了尊重传统，反而不尊重现实了。”在王一扬看来，“传统只是一个依据，现在很多人喜欢把传统做成一个面具糊在脸上，脸还是原来的脸，心还是原来的心”。

在对服装的研究中，王一扬注意到几千年中国服装在结构上几乎没有任何变化。一个让他觉得有意思的现象是，只有以欧洲为中心的西方服装具有比较复杂的裁剪结构，而在东方也包括非洲、印第安等目前相对劣势的文化区域中，服装都缺乏裁剪结构与技术，总体裁剪技术也比较简单。但是另一方面，王一扬又常常会被传统服装的工艺和对衣服缝制的考究程度所打动，他说:“传统的服饰文化现在已经丧失了很多，至少有些人应该去研究保存它们。”

北京服装学院艺术设计系的老师宁晶对于她在日本看过的一个纪录片印象深刻，经过日本学者大量的史料图片研究，他们曾经恢复了汉代的一个盛大汉席，其中包括当时的礼仪与菜肴。宁晶说:“如果没有内在的研究，对过去传统的深入提炼，那样的传统服装就只能是缺乏底蕴支撑的肤浅表皮。问题是真正中国传统本质的东西，我们现在并没有掌握和提炼出来。”

一年半以前，中国国家话剧院的导演田沁鑫曾经在舞台上创造了一个道德沦丧、礼崩乐坏、私欲弥漫、恃强凌弱的假想世界，一种在她的描述中“生而为人之道与再世为人之勇两股力量同时撒手时的孤儿状态”。但是，对于类似从服装开始恢复大汉民族尊严的主张，这位《赵氏孤儿》的导演同样将之视为一种年轻人的热情和偏激。田沁鑫说:“服装只是一个很小的局部，但是汉文化的传续走到今天，确实没有了任何特点。文化不是知识掌握而是活法，活法就不对，更不要谈什么礼仪了。”■

“胡饼与五侯鲭”:

“灵帝好胡饼，京师皆食胡饼，后董卓拥胡兵破京师之应”，这段晋人司马彪在《续汉书》中的议论虽然荒唐，但从侧面反应了汉代在武帝时代交通西域后，饮食风俗开始多样化的现象。自“文景之治”以来，奢侈的生活风气就逐渐取代了汉朝建立初期的借鉴之风，《盐铁论》中就感叹高祖时民间行乡饮，老人不过两样菜，儿童连席位都没有，不过分吃一酱一肉而已。根据《三皇辅纪》，汉武帝分别在上林苑和扶荔宫设立园圃，栽种从西域和南越引进的胡麻、苜蓿、山姜、甘蔗等特产。在《齐民要术》中，除了胡饼，汉代引进的著名胡食还有“炙”，即烤肉，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馔食中就包括炙8品，为牛、犬、羊等。在《史记》中，出使西域的张骞还带回了诸如胡羹这样的炖菜，为羊肉煮汁，并配以葱头、胡荽与石榴。汉成帝年间的娄护可以算做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名厨之一，由于做人圆滑，成帝的五位舅舅平阿侯王谭、成都侯王商等争相讨其欢心，以奇珍馈送，娄护“乃合以为鲭，世称五侯鲭，以为奇味”。明代诗人杨慎有诗曰:“江有青鱼，其色正青。泔以为酢，曰五侯鲭。”在今天看来这道菜似乎是糖醋鱼的原型。

金缕玉衣—肉身不朽与葬其亲厚

早在公元前4000年的红山文化中，我们的先祖已经掌握了玉石的三面抛光技术。自秦汉以来，礼仪制度玉饰明显制度化、服饰化，除作为礼器的六瑞六器外，璧、璜等都向装饰物转化，还有一些作为墓葬礼俗之中的庇佑灵魂，防腐保身的殉葬器，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以“玉柙”为名的全身覆盖式玉葬服。它主要存在于自汉文帝元年到魏黄初三年这段近四百年的历史中。《后汉书·礼仪志下》中对于丧葬用玉进行了严格的规定，诸如“大丧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薨，金缕玉柙（衣）;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薨，皆令赠印玺、玉柙银缕;大贵人、长公主铜楼”。

两汉厚葬之风的兴盛不仅是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是儒家“葬其亲厚”伦理观念的推动，甚至不能享受玉柙的普通人家也使用玻璃衣片葬服，王符曾在《潜夫论》中辛辣地讽刺世人“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刻金缕玉，棂梓梗楠，良田造茔，黄壤致藏，多埋珍宝，偶人车马，起造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崇侈上潜”，其目的不过是“想名立于世，光荣著于俗”，以孝廉之名致仕。这种现象直到三国时代，魏文帝曹丕痛感“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是焚如之刑，岂不重痛哉！祸由乎厚葬封树”的现象，下令推行“为棺椁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的薄葬之风才算告一段落。

五铢钱

虽然在今天的收藏市场上并不热门，但汉代五铢钱却是中国历史上由汉至唐代长达五百年中通用的基本货币。南希·李·斯旺在《古代中国的粮食与货币》中认为汉代前期的币制混乱与铸币权的流失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汉书·食货志》中就有“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余业以稽市物，物踊腾粜，米玉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的记载，也就是货币实价与商品价格脱离。贾谊向汉文帝发出的“铜毕归于上，上挟铜积以御轻重，钱轻则以术敛之，钱重则以术散之，货物必平”和“奸钱日繁，正钱日亡”的警告，并不表示汉代已经萌生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经济学考虑，而是出于郡国独立经济体对于中央权威的挑战:“吴以诸侯即山铸钱，富埒天子。”公元前116年，汉武帝下令京师与郡国同时罢三铢钱，开铸五铢钱，该钱开始承三铢钱式，均背平，分面无外郭和面有外郭两种，随后“周郭其下”，即在钱背面加铸边缘以防磨取铜屑，3年后废销郡国所铸钱，将铜输京师统一铸造新货币。为此武帝在掌管上林苑的水衡都尉下，设置钟官，辨铜，均输三官，负责新货币的铸造，审查成色与运输。新铸五铢钱被称为“上林钱”或“三官钱”。然而随后的汉政府并未从这种新的货币中取得应有的好处，《剑桥秦汉史》即指出两汉的覆亡都是源自财政上的破产，实物与货币租税并行的财政体制只能使中央政府手中的硬通货币逐渐减少，尽管其后又有“算缗”，“莞盐铁”与均输平准等财政制度出台，企图解决赤字，使得费正清等汉学家惊诧在2000年前就有这种国家宏观调控资本的措施存在，但仍然不能使这个以自耕农为基干的农业帝国做出突破自身能力限制的变化。

学阀与军阀

汉代的建立，为在秦代不受青睐的齐鲁儒学提供了施展政治抱负的机会，《史记·儒林传》中记载:“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汉代中期的“独尊儒术”也可以算是独尊“齐鲁之学”。到了王莽摄政时，京师大学已经“筑舍万区，六经三十博士，弟子万八千人”。随着齐鲁当地学者向政治中心长安的迁移，关中之地逐渐在两汉之交成为学术中心，而家学与当地豪门大族的结合，也形成了东汉门阀政治的中坚:东汉光武帝刘秀和他的智囊邓禹都是当时太学生。且帐下高级将领有六七人在当时具有学术名望。公元59年，明帝刘庄在洛阳的明堂讲解《尚书》，据说“万人空巷”。这种情势使得一旦朝廷中枢控制力衰退，独立势力就可能抬头而起，称孤道寡。到了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时，各路军阀都与学术界关系密切:盟主袁绍的六代祖袁良曾以《易经》起家，其孙袁安因学术上的声名才干，从县令郡守一直官至司空与司徒。从此之后袁家世代显赫，有所谓“四世三公”、“门生故吏满天下”的称号。当袁绍举兵时，他的附从者据说纠集了10万兵众候命;其供给曾以大车万辆自河北运来。荆州牧刘表与孔昱等大儒并称“八及”并依靠关中逃亡士人建立了荆州学派。在《三国演义》中奠定了奸诈名声的曹操也是孝廉出身，在朝廷政变之初，与党锢名士呼应;由此造成的长期分裂局面，必须持续到隋唐之间，民族逐渐融合，世家大族力量凌夷，才能有所改变。

长安与洛阳

《荀子·大略》说:“欲近四方，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西汉定都长安，有依托关中“沃野千里”、“天府之国”的经济条件的动机，也有“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的战略地理方面的考虑，《汉书》卷三九《萧何传》云:“汉王数失军遁去，何常兴关中卒，辄补缺。”《汉书·地理志》也说:“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证明刘邦经营秦地多年，不但依靠其财政支持，也依赖秦地剽悍之民的习惯。不过到了汉武帝时代，政治形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大一统”的政体已经巩固，所以在汉武帝封周后以希望继承周祀的诏书中表示“瞻望河洛，巡省豫州，观于周室，邈而无祀”，透露出对以往居于“天下之中”的“周室”的深心敬仰。与此同时，河洛地区的富庶也开始超过秦地，《史记·货殖列传》说:“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俨然是联系地域相当宽远的经济中心。当地取得特殊成功的富商如白圭、师史等，其行为风格其实也表现出河洛地区的区域文化特征。师史“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能致七千万”。汉武帝时代的理财名臣桑弘羊也是洛阳商人之子。《汉书·地理志》在分析河洛地区的文化特征时，言其“巧伪趋利，贵财贱义，高富下贫，为商贾，不好仕宦”。于是，接受“王者必居天下之中”思想的士大夫在进行新的政治设计时，视线频频集中到河洛地区。王莽夺权之后，在进行“分州定域”的新的政治地理规划时，提出了“以洛阳为新室东都，常安为新室西都”的设想，随后确定了将迁都于洛阳的时间表。不过，由于新莽政权的迅速崩溃，这一计划没有能够实现，直至出身关中的刘秀建立东汉，定都洛阳。才使得全国的政治重心正式东移。 历史汉朝袁崇焕汉服汉武帝文化表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