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锦鹏，享受颓废

（文 / 廖素冰）

( 关锦鹏 )

把《胭脂扣》、《阮玲玉》、《有时跳舞》、《越快乐越堕落》、《蓝宇》、《画魂》等片子的名字集中在一起，不知道会让人想到谁？关锦鹏是一个神秘的、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香港导演，他的影片与王家卫有某种感觉上的相似，恍惚的、暧昧的，也许只有“颓废”二字最堪形容。他又是香港第一个公开自己性取向的导演，同志的解读让片子触角能深入到心灵的灰色地带，这是很多人迷恋他影片的原因。梅艳芳、张曼玉、张国荣在电影中的异样魅力与他的细腻挖掘达到某种默契。

正在拍摄中的电影《长恨歌》又提供了一个上海风情的范本，和张叔平的合作使片子蒙上了一层华丽的面纱。别人说，他是女性电影的代言人，《长恨歌》亦如是。

三联生活周刊:您作品里的女演员往往都风华绝代，比如张曼玉、梅艳芳、邱淑贞等，您挑选演员都必须都风情万种？或者说演员到了您的影片中才变得风情万种。你觉得自己很善于体察女性的风情？

关锦鹏:我善于体察女性的风情，这和我的性取向很有关系，的确有一些性的初觉在我身体里面。至于说张曼玉、梅艳芳她们在影片中表现出来的风情万种，很大程度上在于我挑选她们的契机。一个导演很幸运地碰到了一些处于求变阶段的演员。不管是张曼玉、梅艳芳到现在的郑秀文，她们在我的影片中的角色，都有别于她们以前的角色。我相信郑秀文接拍《长恨歌》，各个方面都很配合，也是由于《瘦身男女》、《同居密友》等她以前的角色都把她框在了白领，或者典型的香港都市女子那里。我在挑选演员的时候也会有意识挑选那些自身亟须转变的演员。如果我来拍《同居密友》，我就不会考虑郑秀文，我会挑一个没有演过这种类型的演员。

三联生活周刊:您是一位善于营造风情的导演，有观众把其称为颓废并享受这种颓废，叶玉卿、邱淑贞的名字加重了这种感觉，您是如何理解自己电影里的风情氛围，是否就是颓废和对颓废的享受？

关锦鹏:说颓废是对的。我老说如果我生活在上世纪30年代，一定会吃喝嫖赌。我确实喜欢颓废的感觉，很多时候我甚至在享受这种颓废。我觉得颓废有颓废的美，我不认为颓废一定是消极的东西，它更多是审美上的、个性上的东西。问题是我真的没有活在30年代，所以只能是想象，因此自觉也好不自觉也好，我总是挑一种带着怀旧风情的电影来拍。

三联生活周刊:您作品中的女性，似乎每个人都有一个身不由己的命运，因为感情上的挫折而成为一个弱者，甚至女性跟男性的关系还给人一种依附的感觉？这和您个人的性格、经历有什么关系？还是因为和您熟悉的特定阶层女性群体有关？

关锦鹏:我相信和个人经历一定有关系吧。比如我母亲、姑母等上一辈的女性，虽然不能说她们就完全顺从命运，但和现在人还是两样，最起码我相信她们愿意不去改变这种宿命而尽可能维系家庭的关系，比如就像《红玫瑰、白玫瑰》里的叶玉卿。我认为东方的家庭如果能够最后存在下去，主导家庭的往往还是女性。我觉得女性面对生活的韧度比男性要强。也有一种说法是，我电影里男性角色比女性角色更窝囊。你说看到了女性对男性的某种依附，这可能是因为在我的影片中，从《胭脂扣》、《阮玲玉》到《红玫瑰、白玫瑰》，甚至到现在的《长恨歌》，都不是现代的男女关系。我觉得现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只是男女关系，都越来越个人、自私。如果说影片中她们因感情上的挫折而成为一个弱者，这或者也暗合了我性格中的一些东西。以前我不觉得自己是一个自信的人，在处理自己的感情时，我过去常常用一个词——束手无策。

三联生活周刊:您每部作品都有一起合作的编剧，比如不像王家卫那样编剧和导演集于一身。编剧对您作品的影响大吗？有说法认为，您在《胭脂扣》、《人在纽约》和《阮玲玉》等影片合作的编剧邱戴安平，和您是最佳搭配，这几部作品也是您电影的高峰？

关锦鹏:和我合作过的编剧，我很难说邱戴安平好，林弈华好，还是杨智深好，不同阶段的我碰到不同阶段的编剧。一部影片的成功和编剧有关系，但不绝对。我觉得因为我个人不成熟，所以我以往的作品也不成熟。《阮玲玉》，我只是想到一个很好的形式构想，有趣的是，主角不一定是阮玲玉，甚至可以是周璇、胡蝶。电影对关锦鹏的意义多于对大家认识阮玲玉的意义。选择阮玲玉，某个程度是因为阮玲玉跟中国无声电影之间有一个等号。

三联生活周刊:影评人顾小白有篇文章:离开了王家卫，我们还有关锦鹏。对您的钟爱似乎还更深一层，您觉得是什么原因让人有这种感觉？你们两个之间有相似的地方吗？

关锦鹏:我觉得要是有相似的地方，应该不是影片风格上的，而是大家在电影观念上的。我觉得我和王家卫比较接近的地方，是在对人物的理解上，我们都看重细节，一部电影充满了各种细节，不管是人物个性上或者电影美学上的细节。

三联生活周刊:是否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你们都选择和张叔平合作？《花样年华》的造型、美术是张叔平，《长恨歌》这次也选择了张叔平。因此大家难免有一个期望，《长恨歌》是不是可以达到《花样年华》的水准？

关锦鹏:无可否认，张叔平在细节的要求上和我们是有共同想法的，所以大家在合作上会有不言而喻的理解。《花样年华》是60年代香港的背景，张曼玉的那些旗袍是香港的，而不是上海的，很多人把这两者混淆了。我没有想把《长恨歌》和《花样年华》拿来比较，《长恨歌》不管是用色还是美术设计，是张叔平过去没碰过的。他在《长恨歌》用色上比较大胆，这种大胆里有一种品位和世故，不浮躁。《花样年华》对张叔平来讲，是想做一个没有品位的女人的品位。

三联生活周刊:电影《长恨歌》从导演、编剧到美术、演员，几乎完全的一个香港阵容，而上海和香港有不同的城市感觉，会不会给人这样的感觉，这将来会是一部香港式的《长恨歌》？或者关锦鹏式的？

关锦鹏:小说《长恨歌》如果有机会变成关锦鹏的《长恨歌》，我想这是应该的。我把王安忆的原著拍成电影，它应该带有我的感受和理解。说到香港阵容，从我过去作为导演的经验，也包括王家卫，虽然上世纪60、80年代的上海不是我们能够夸口的，但上海人对生活的态度，他们那种对生活细节的关注和情调，通过1949年前后大量涌入香港的上海人，我们在香港都有所感受。我相信我们在这个方面甚至比上海导演还要仔细。

三联生活周刊:在香港文艺圈内，您是少数敢于公开自己性取向的勇敢者，您的勇气来自于哪里？

关锦鹏:主要还是因为我做纪录片《男生女相:中国电影之性别》的关系。1996年正好是世界电影百年，当时找了12个导演，每个人拍他们地区的电影百年。拍这部纪录片，我选择了从怀念我的父亲开始，到我小时候看张彻、狄龙、邵氏电影公司出品的武侠电影，其中有一些表现同性情意，甚至同性恋之间情色的东西。到头来我是自然而然，而不是我自己莫名其妙地跑到媒体那儿去说我是同志。我觉得既然有了这样一个作品，我有责任去交代和承担为什么导演选择了这样一个角度去切入、阅读中国电影，我有责任去让人知道我是一个同志。

三联生活周刊:您对自己性倾向的坦率，也同时带来了一个问题，很多人选择从同性恋的角度进入您的影片，往往把您电影的风格或其中的一些问题都归于您的同性恋身份，您在看一部影片的时候，会关注导演的性倾向吗？

关锦鹏:我不是同志的话，他们可能会用另一种我个性上的东西去分析。这已经不是好和坏的问题，也无所谓。而且我相信一个导演的作品，最终反映他个性上的一些东西，优点和缺点，甚至他的阴暗面以及灰色地带，这些是骗不了人的。说到底我的电影风格是我个人的问题，而不是同性恋导演的电影风格。我在看一部影片的时候，不会去看导演的性倾向。

三联生活周刊: 《蓝宇》虽然在各种奖项上获得了成功，但一般影评人并不很认可《蓝宇》，大家可能觉得《蓝宇》更像是一部通俗片，对同性体验缺乏较为深入体察，显得平淡寡味。您认可这样的看法吗？会否再拍同性题材的电影？

关锦鹏:《蓝宇》的风格，和我的个性有关，我不是那种摇旗呐喊的人。《蓝宇》是我超过40岁时拍的，我相信如果我是二十几岁拍《蓝宇》，我会因为自己的同志身份，在影片中更多去体现同性间的一些挣扎，比较强烈的东西。但很多时候我觉得同志这个身份其实是一个选择的问题，你选择了这样一种生活，这跟异性的爱恋没有什么不同，所以对我来说，为什么不可以用这种方式拍一个同志的爱情故事？通俗是另外一回事，它的确通俗，但为什么不可以用平常心来坦然对待两个男人的感情？

《蓝宇》之后，总有人问我要不要继续拍女同性恋题材的影片？我说我自己不要下标签，要下也是人家给我下，好像因为我是同志，所以我就要立志再拍一部同性恋的影片。还会不会再拍？不确定，至少目前为止我没有碰到一个让我很有冲动的同性故事。

三联生活周刊:媒体和观众往往称您为“女性电影导演”，有论者认为，所谓“女性导演”，拆穿了不外指隐藏身份的男同志善于借女人的嘴巴倾吐自己的心事，更有很多女性观众认为关锦鹏在强作解人。您认为呢？

关锦鹏:我就是拍电影而已，我没想那么多。我的片子虽然多数都是以女性为题材的，但我想“女性电影”和这个很不一样。像张艾嘉、许鞍华她们拍的也不能说是“女性电影”，“女性电影”应该带有女性主义的一些东西，像《钢琴别恋》的女导演Jane Campion的一些电影，有对女性处境的反思在里面。准确一些说我拍的都是“女人戏”，我不是“女性电影导演”，更不是女性代言人。

三联生活周刊:有一种说法是，男人不了解男人，更不了解女人，反之亦然，谁有这个资格呢？是同性恋者。一些电影发烧友在看您的影片时，感觉就像在看自己心中的另一个自我。

关锦鹏:女人不了解女人，因为女人认定自己是女人，很多时候反而少了观察的空间。同志有些时候带着女性的初觉去看待女人，可以看到更细微的东西。我相信我自己，在享受这种男与女之间的暧昧地带的观察和感受。■

（本文采访中得到上海海润影视公司赵莎的许多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胭脂扣阮玲玉享受影视中国电影长恨歌电影爱情电影三联生活周刊颓废关锦鹏蓝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