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每一位母亲证明

（文 / 小宝）

1992年以后，斯蒂芬·茨威格在中国成为公版期作家，10多年来，他的书被各家出版社反复出版。茨威格现在是中国大陆最有号召力的德语作家，网民叫他“刺猬哥”，他最有名的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已经制作成今年的情人节电影。

茨威格为路易十六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所作传记，是百年以下依然能感动读者的女性故事，茨威格太会写女人了。这部书起码有三个中文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的《命丧断头台的法国王后》;花城出版社2003年版的《悲情王后》和希望出版社2004年12月版的《断头王后——革命与婚姻的双重悲剧》(李芳译)。比较来看，希望的这一版装帧有些俗丽，但内容编排不错，注释精当，还插入关键年代的大事记，图片配得也恰到好处。

玛丽·安托瓦内特1793年10月16日被送上法国大革命的断头台，路易十六比她早死9个月。生前死后，这对夫妻无数次地被人诅咒丑化。其实，大多数亡国之君都不是心肠狠毒的恶人，他们懦弱、犹豫、心慈手软、优柔寡断，想做亲民的英主而不得，如果他们狠一点，还未必会做革命风暴中的冤魂。玛丽·安托瓦内特是个挥霍任性的女人，但她高贵、自重，绝不是荒淫无道的武则天，她一生只有一位真爱的情人，西方现代正常正派女人的情人应该比麦当娜少比戴安娜多，而玛丽·安托瓦内特的风流罪过还不及戴安娜王妃的零头。茨威格说:“他们都不过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既不残忍也不邪恶。相反，与大多数好人一样，有着和善友好的基本品质。生于一个平凡时代，他们或许还是能受到人们的普遍尊敬。可悲的是，他们都不具备应付动荡混乱的杰出能力，他们注定只能不平凡地死去。”

茨威格面对大革命，就像我们现在面对海啸，有一种完全无助的恐惧。这种巨大劫难只能看作是上天对人类罪孽的惩罚。天道无亲，劫难中平凡时代的是非善恶荡然无存:路易十六被处死，玛丽·安托瓦内特被处死，而处死他们的人最后也被处死……

临刑前的法庭上，检察官竟诱逼安托瓦内特8岁的儿子控告母亲强奸，她说:“作为一个母亲，我不用回答这样的指责，我请在场的每一位母亲证明。”

希望出版社这次还重出了茨威格的另外三部传记作品，其中《人类群星闪耀的时刻》和《异端的权利》同样有过多种中译本。

《异端的权利》在中国走红，很多读者玩味的是“异端”二字。不过中国人的“异端”和茨威格的“异端”会有很大出入。我们通常把学生逃课、顶撞领导、惹事生非、不同政见统统算做异端，而茨威格和西方人所说的异端只是说异教，“异端的权利”就是相信异教的权利。中国人缺乏信仰生活，连正教都没有，更谈不上异教。夏虫不足以语冰，压得扁平的蟑螂难以感受三维空间，我们大概只能通过误解来理解茨威格的异端权利。好在误解也是一种理解，有时还是创造性的理解。

中国书市这些年伪书屡现。过去的伪书托名古人，现在的伪书托名洋人。最有名的伪书是十几年前《第三只眼睛看中国》，作者德国人洛伊宁格尔就是译者中国人王山，去年有《没有任何理由》的双包案。这些都是比较大的伪书。

另外有些伪书，伪在是与不是、似与不似之间。作伪有妙手，不过气势上比不过王山的大开大合，大进大出。前几年有一本书叫《哈佛书架》，是一些名著的推荐，编者是中国人，没花过美元，也没见过哈佛大学的门朝哪面开，但他能打造哈佛书架。如果哈佛大学真的和他们打官司，他们可以说，我爸爸是哈尔滨的，我妈妈是佛山的，我的书架是父精母血，与你无关。

今年我见到的第一本新书叫《大师笔下的大师》（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是“在牛津读经典”丛书的第一册，封面上印着[英]斯坦利·霍夫曼主编，[南非]库切等著。封面上最大的破绽是英文书名:The Master Piece about Master，一看就是从中文直译而来，牛津教授不会起那么烂的书名。我翻到版权页求证，版权登记的编者是崔广宇、方伟，斯坦利·霍夫曼在版权页上踪影全无。再仔细地检查一遍封面封底，我真的很佩服这本书的制作者，前前后后虽然屡屡提到牛津，但就是不说英国牛津大学，你总不能禁止崔先生或者方先生的书房叫牛津书屋吧。

最有趣的是封底号称《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尼·霍克斯的推荐:“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分享牛津的智慧，又不必因此而支付高昂的学费。”这个美国佬（？）真懂中国读者的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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