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锋:与死亡谈判的人

（文 / 珞珈）

( 高峰 )

长春人质劫持事件发生的时候，高锋正在教室里给学员上课，从全北京市聚集了17名优秀刑警的“反劫制暴战术谈判高级研修班”正在培养全国第一批谈判专家。2004年7月7日当天，从早上7点47分歹徒劫持宝来车女车主，到10点34分几声枪响，劫匪和人质同时身亡，短短不足3小时的时间，闹市街头几千名围观群众眼睁睁看着28岁的女主角倒在了血泊中。在北京人民警察学院的教室里，大家一下子炸开了锅，“23岁的劫匪最初只是要钱，可是事态的发展超出了意料”。在高锋构建的“反劫制暴战术谈判理论”体系中，不管任何理由，只要人质死亡，反劫持就是失败的。

劫持事件有三种处理结果,最理想的是人质解救、劫匪被劝；第二种是人质解救、劫匪被毙；最不希望的结果是人质和劫匪都毙命。在目前中国遇到的此类事件中，用高锋的话说“1/3是侥幸成功，1/3是蛮干，还有1/3是失败”，中国警察与社会公众都缺乏应对经验。今年5月18日，一名20多岁的歹徒在珠海名扬广场绑架了一名小孩，欲向其母亲勒索钱财。珠海市公安局刑警大队邓万龙挺身而出，以自己交换人质，歹徒劫持着他，从名扬广场一直开车到10公里外的淇澳大桥下，至次日凌晨1时30分，在攻心战的说服下缴械投降。虽然邓万龙成功解救了人质，也没有伤害到歹徒，在高锋看来，事情的成功有极大的偶然性。“邓本人1.80米的壮硕个子，歹徒居然同意他交换小孩，这种处理方式不具有规律性。”而用谈判人员交换人质的做法，在全球谈判界就是严格禁止的。因为培养一个谈判专家投入太大。首先，他们需要良好的心理承受能力、大脑中管理语言的布鲁卡区发达、智力商数115以上，具备这些条件的人已经是百里挑一。后天的培训中，谈判专家需要生活阅历积累起来的理解力，说话厚重，让人信赖，“谈判专家是黄金堆出来的”。

高锋在培养出第一批谈判专家前，对歹徒“喊话”的工作多由未经专门训练的刑警或领导来完成。2003年8月发生在兰州的入室劫持事件中，公安厅的高层领导带了200多名警力，亲自用大喇叭喊话，“这种刺激压迫性的说教很危险”，结果不到10分钟，歹徒开枪杀死人质后自杀。长期跟一线干警打交道的高锋说，相当一批警察仍然坚持“以暴制暴”对待歹徒，总有“杀一儆百”的心理。而事实上劫持与绑架不同，前者是一种公开对峙，对社会公共安全心理影响相当大。尊重生命权，包括歹徒的生命权，才是处理危机的最高原则。当着人质的面击毙劫持者，通常给人质造成难以弥合的精神创伤，也给外界造成“劫持者必死”的印象，今后谈判空间只会更小。更重要的是，法治社会普遍反对轻易用武力剥夺劫持者生命。

2003年开始研究中国反劫制暴方略之前，高锋在湖北警官学院做了20年的犯罪心理学研究。教学科研之外，这个执著的武汉人喜欢跑到公安局参与办案。20年内剖析了1200多起案例，自己参与的办案300多起，“从犯罪人心理往外看，就能更深入地了解各种犯罪类型”。1994年，高锋“碰”到有“江南第一扒”之称的窃贼张云俊（化名）。他从18岁行窃到被捕时29岁，从未失手。张云俊有一套完整的扒手理论，认为优秀扒手应该具有四个素质:军人的勇敢、商人的狡诈、间谍的洞察力和运动员的体质。在他的理论中，专偷警察和官员，不偷工人、农民，“这是一个持着自己的杀富济贫观念，有着明显反社会倾向的人”。高锋和他谈了三次，最后一次谈话后，张云俊痛哭流涕，又交代了12起犯过的案子，警察连夜查实了9起。

喜欢做突审罪犯研究的高锋在湖北创立了“微笑审讯”的方式，“警察要不用刑讯逼供就使对方交代”。当高锋2003年调到北京人民警察学院开始研究劫持谈判时，“其实也是与歹徒面对面的沟通，只不过劫持中有暴力背景”。潜心摸索出来的犯罪心理微观系统理论和多元犯罪心理理论帮上了忙，“将这个过程从社会伦理、智力、情商、心理承受能力、犯罪技巧各方面加以应用”。2003年起步的反劫制暴研究比国外晚了30多年，在查阅国内外的相关记录后，高锋对北京、贵阳、长沙、成都等城市进行了研究性大扫描，“美国的谈判成功率达到了97%，中国如果有合适的专家，成功率至少可以达到80%”。

( 长春人质劫持事件现场，警方与劫匪进行谈判 )

高锋的推论来自于对劫匪的研究，“中国现在犯案的都是‘毛贼’，是弱势群体的变异者，满腔仇恨又满腔期待，所以他们希望通过劫持解决事情，而不是单纯地杀人”。谈判专家对事态的把握尤其重要。高锋选人时的原则是，“要矮的不要高的，要瘦的不要胖的，要丑的不要帅的，要老的不要年轻的”，谈判专家要平易近人，绝对不能有高高在上的感觉，一个长得帅的人很可能使歹徒产生自卑感，任何刺激情绪的行为都对解决问题不利。犯罪心理学的研究也表明，劫匪更愿意接受其貌不扬的警察。然而这仅是第一步，谈判是一门综合的艺术，真正的谈判高手是技术型专家，要涉及11个学科的内容，包括政治、宗教、表演、生理学等。因此把谈判专家年龄下限定在35岁，就是要求谈判专家有丰富的生活阅历和足够的知识，“概括起来就是嘴厉、脑灵、心善、面和”。

在对待歹徒的具体方式上，“近距离谈判”成为高锋提出和总结的中国特色。“东方人习惯面对面的交流，这比单纯的语言更能打动人”，于是他倡导和歹徒保持10～15米的距离，以双方互相看得清表情、能够不依靠喇叭通话的近体度为准。真诚的谈判手要做到“永远没有否定，眼睛里没有蔑视，肢体没有威胁动作，表情没有冷漠”。高锋接触的德国谈判方式，谈判专家会首先在案发现场周围用板块拼接通讯房子，然后和歹徒用现代工具通话，香港的谈判专家也是远距离接触歹徒，“但是德国搭通讯房子最快也要4个小时，他们有件劫持案和歹徒谈了一年半，用低效率来换取生命权”。这种情况并不适宜中国，“我们需要更为有效的解决方式”。参与第一批谈判专家培训的刑警，已有一位成功解决了劫持事件，一位通过83条短信劝回试图轻生的姑娘，达到重大心理危机干预成功。

高锋还在继续培养“与死亡谈判的人”，他也希望全国各省厅公安系统建立专门的危机处理小组，在中国出现反劫制暴战术谈判的民间学术机构时，也“为即将到来的2008年北京奥运做安全准备”。■ 谈判专家谈判死亡高锋